作者：王茹涵

利用市場機制管制溫室氣體似乎已經是一項普遍認可的工具，不管是京都議定書所設計的排放交易機制或是清潔發展機制，抑或是未來後京都時期可能擴張的其他類型碳交易，似乎都顯示，資本主義昌盛的今日，將二氧化碳商品化是合理的，也是解決問題的途徑之一。然而越來越多的發現顯示，碳市場存有許多缺陷與迷思，而這些問題是我們在進入後京都談判時期應該注意的癥結，並應思考如何去改善其運作方式。

近日在巴西舉辦的全球綠人大會上，有青年代表對碳交易提出諸多質疑。這樣的質疑並非無的放矢。今年4月中，華府智庫「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IPS)即發表一份獨立報告《世界銀行：氣候受益者》（World Bank: Climate Profiteer），批露了世界銀行在碳市場上的運作上，更加深對氣候變遷的負面影響。這份報告指出，世銀在資助減碳工作上操作兩面手法，使其成為氣候變遷最大的受益者。

該報告指出，在過去兩年，世銀共貸款15億美元給化石燃料工業。而在20億美元的減碳相關投資比例中，80%以上的金錢投資於煤炭、鋼鐵、化工行業，對於減貧、永續投資（如再生能源）等則少得可憐。換句話說，世銀貸款給窮國的污染工業，接著富國便要求窮國減碳，並利用技術等協助減碳並換取減碳額度（也就是所謂的清潔發展機制），而世銀也可獲得部分額度。此外，世銀也大力鼓吹造林減碳，卻未徵詢當地住民意見，造成原本實施生計農耕的地區被迫改為農工林業。對世銀而言，清潔能源代表淨煤、大型水力發電以及掩埋場沼氣回收，因為這些對世銀才有利可圖。

另外，目前京都議都書下的「清潔發展機制」運作方式存有許多漏洞。當溫室氣體變為一種商品，「生產」溫室氣體變成可以獲利的方式，許多地區為了能產生溫室氣體供販賣，便「刻意」製造出溫室氣體。雖然「清潔發展機制」明文規定，減碳額度不能是刻意生產出的，但販賣溫室氣體的利潤讓清潔發展機制的投資者／被投資者在灰色地帶裡鑽漏洞，因此產生許多不合理的情形，例如：非洲許多鑽油井的露天油氣燃燒槽必須維持開放，持續造成有毒汙染。

其次，清潔發展計畫就跟一般的計畫一樣，具有社會層面議題，但這部分往往因為計畫執行者不夠重視，而被忽略，但社會因素卻常常影響計劃成敗。以位於瓜地馬拉、全球第一個以植樹進行碳補償的計畫為例，就是一個因為未考量在地社會脈絡的失敗案例。

1989年美國一家私人電力公司，為了使新電廠更符合該州規範，決定在瓜地馬拉造林。原本計畫讓4萬戶小型農戶種5千萬棵樹，總計可吸收1千多萬噸碳。1999年，計畫宣告失敗，吸收的碳量甚至不及100萬噸。失敗原因主要是缺乏社會經濟層面考量。第一，當地農民太窮，也沒有林地的所有權，根本沒有誘因種樹。第二，政府想要控制公有林地，不讓農民利用森林資源，造成林務官員與當地人之間的不信任，而本計畫部份執行人員即是林務官員。第三，執行計畫的NGO原本在當地進行成功的農業推廣，但後來被迫將原有的財務與人力分類到碳補償計畫，甚至花更多錢付給碳計畫顧問團隊。因此該計劃不但沒有達到碳補償的目標，更為當地帶來新的問題，包括：原本的農林協助被影響、增加政府機關與當地人民的衝突等。沒有進行社會評估，或沒有考量社會經濟因素而實行的清潔發展計畫，不但計劃失敗，更會造成社會問題。

碳市場已經是被普遍認可的減碳機制，同時也是企業能夠參與減量工作最直接的方式。在21世紀的今日，企業儼然成為一個比政府影響範圍更廣、也更有力的族群。因此若要企業界支持並投入減碳工作，碳市場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各國在後京都談判中，應思考如何避免上述的問題，讓碳市場的運作能真正支持並創造永續環境，例如：碳交易的獲利將用以投資再生能源而非汙染產業（如化石能源業）；清潔發展機制的改良須考慮在地性、公平性與永續性，而非以「獲得減碳額度」為單一終極目標等等。

如此，碳市場才會是減碳、創造永續未來的工具之一，而不會成為為了消滅溫室氣體而創造出的一隻怪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