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是從過去的一篇心得筆記改寫擴充完成。原本是先前關注在卡崔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造成美國密西西比河沿岸潰堤，以及紐奧良市80％淹水的大災難，引發美國社會各界的檢討與批評聲浪時，偶然發現一本書，名為《卡崔娜的社會學》（暫譯），當時先是好奇台灣社會學界是不是錯過了提出「921地震的社會學」或是「某某風災的社會學」等後續反省分析的機會，進而特別留意，其中的分析概念，是否能刺激我們正視氣候變遷與環境難民等被忽略的天災發生，與社會建構下不平等條件搭配下，引發更嚴重的資源分配不均問題。
多位美國當地社會學者集結寫下《卡崔娜的社會學》，這本關於卡崔娜颶風的災難社會學分析，意圖針對21世紀的災難研究，提供一個從實際案例發展出的分析框架。
從環境社會學到災難社會學
全書結構共分成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卡崔娜風災的背景脈絡與社會環境，再到包括引發的社會問題等影響範圍。也就是說，自然界現象對人類社會引發的災害，不是單純的戰勝自然的問題，而還有受災地區原本的社會條件是什麼？當地社會發展與承受力又是什麼？例如，對於密西西比河堤岸潰堤的經驗，反映出以堤防治水觀念的不足，如何回到當地社區中成為新的知識而被接受。這是一個社會學界可以幫忙釐清和分析的內容。
第二部分針對受害災民的撤離與移居經驗，從階級、族群到信仰，和社區作為處理的單位所開展的觀察，是社會學研究中最常使用的途徑。災民對於災難損失的回應能力，更是「社會資本」如何在不同族裔與階級發揮作用，例如取得醫療給付、取得修繕貸款、接受社區互助機制等各生活層面。以上特性決定了「災難的真正影響」到底有多大。
問題在於，對台灣社會來說，由於傳統的對災難的認識習慣，使得我們以為問題是留給工程或治理部門去處理，忽略了災難的常態化已經讓我們有了新的課題；好比易淹水地區居民的農漁業收入與損失變成生活內容裡的固定交叉，這樣的特性牽連我們的食物供應的價格與機制，以及歲出和社會救助體系的要素。
卡崔娜經驗的第三部分，則是聚焦在地區重建的動員力與潛力。固然類似我們時常批評的從台北思考台灣的決策缺陷，在卡崔娜災區是白人掌控決策，反映不同膚色人種間對風災的影響認知不同；但同時也有研究分析提出，社區原有權力網絡的驟然解體，地區文化的創造力，可能是改變風災前當地社會網絡不公平性的契機。
第四部分則是從相關體制，包括教育、醫療保健到遷移者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改變問題著手，羅列社會科學相關工作者可以在災難研究上提供的涉入點。
最後一部分的結論，則是在回顧美國近年來年年都有災難、風險與危險的事實上，有別於先前的分析研究，提出作者本人看到的災難社會學面對的挑戰與任務：指出既有分析系統、報導單位和行政體系的認識缺陷。
開展人造天災的社會分析觀
就第一個部分的內容比較來看，卡崔娜帶給美國民眾的啟示之一，其實呼應台灣生態環境保護團體以及地方居民近年來倡議的觀念：這些巨大的自然災害只是災難的一部分，因為另一部分其實就是人為技術的保護措施，不僅並非萬靈丹，甚至已成為災難來源；正如其中一位作者所稱的「自然暨技術災害」（na-
tech disaster）。
其實，清大社會系的王俊秀老師，多年來從風險社會學的角度，即已指出在目前背景下，天災和人禍的界限已趨模糊，甚至可演繹出「人造天災」的新名詞。他說：「近年來，我們一直目睹人造土石流、人造山崩、人造坍方、人造水災等的發生，一方面應驗了：任何建設彌補不了環境的破壞，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我們才是自已最大的敵人，因為天災本為自然的一部分，但我們改變自然，促使更多的『大地反撲』。」
台大地理系退休教授張石角也強調過，要讓大家了解台灣現在的情況是「攻擊力增加、抵抗力減少」。和環保團體類似，他也強調工程手段無法防災，堤防一直做、災難一直增加，未來必須從土地利用角度去達成防災能力。只是他感嘆，所謂「非工程方法」是政治方法，比工程方法還難。
在閱讀整理後，很感嘆台灣這個帶有濃濃半邊陲特性的資本主義社會，儘管這幾年流行過用M型社會的貧富差距批評政府，更多生活體制根深蒂固的資源分配問題，卻甚少從階級差異與不平等發展等概念檢討；更遑論回顧我們的生產消費特性下，社會根本矛盾與災難分布的反省。
例如疏散與救助方案本身，甚至無視於既有資源在弱勢社區與族群上，提供不少受災難侵害者可能的階級烙印。更荒謬的是，不斷地個別修路、造橋與築堤工程，讓確定無法被就業市場吸收的人，要留在山上才有基本生存能力，同時卻又確保一群工程承包的商學利益體制，吸附在水患治理、國土開發等工程經費下的政商網絡。
這次風災再次凸顯許多台灣民眾關切卻無法突破的難題：首先是台灣這個地質高度敏感區與自然災害頻繁區，政府與社會各界卻遲遲無法形成對災害的社會共識與傳統。例如對工程專業來說，問題是一樣的，明明年年有災害，國家級的防災總署在哪裡？停滯不前的社會共識障礙，到底是如何形成，又為何如此難以撼動？
除了人道救援以外
於是，第二個問題，就刺激出自己的工作與社會實踐的反省：做為一個社會學者與環境議題行動者，我們是不是有能力拋出前述未解難題的適當回答？特別是所有災後復原措施就緊接著重建工程中最不易處理的一個問題：遷村是可行的方案嗎？就算可行，如何讓受災居民不會成為經濟與權力更弱勢的公民？
也因為這個關切，試想一個完整的災難分析視野，而不是按照目前作法，將歷年災害切割成個別經驗的零碎技術分析，或是像地質脆弱地區居民無奈地賭賭幸運與否的命運轉輪決定，或許是我被感召當志工服務災區的熱情外，另一個應該提出的社會實踐。畢竟，無論美國學者書中提示的「持續中的災難觀」，或是台大全球變遷研究中心柳中明教授警告的「今年度的災難還未終結」，持續發生中的災難，都在擴大衝擊著你我的親友家人！
前台北縣副縣長李鴻源說的一番話，很貼切地表現出災難問題的社會建構特性。「『有人問我如果這場雨下在台北會如何？』他說，因為台北有很好的洪水預警系統，同樣的雨如下在台北，他相信應該不會這麼忙亂。」（引自朱淑娟報導）一句話道破台灣社會資源分布與發展的地區差異。
生活出路和資本主義的矛盾
當災難總是在山區、水邊，居住在這些地區的民眾成為氣候變遷的第一線災民。部分在淹水潛勢區已有的住戶，或許可以做一些補救措施防災，例如在一些地區需要因地制宜的設施做為防洪區，至於許多危險山區部落面臨非遷不可的選擇。另外像屏東林邊等地已是地層下陷區，這個地區究竟要不要再繼續種植行為、繼續抽地下水？這些爭議使得遷村一再成為話題。地質與工程專業學者都碰到過這個難題。例如台大地理系退休教授張石角表示過，國際上沒有成功例子。山地資源都在山上，原住民離開山區很難活下去。台大地質系教授陳宏宇則指出，這次風災後又發現新的平台產生，新的沖積扇把土石沖刷堆積變成暫時平台，未來這些地方一定又會有人居住。
至於災區民眾對返家與重建的期待中，也可見這樣的情緒反映：為什麼不能把台北擁有的「很好的預警系統」也在我們這裏建立起來？為什麼只能是遷村？前者表現出對資源公平性的素樸不滿與期待，後者則是反映著對新資源取得不確定性的擔憂。真正困難的是不管要不要遷村，「受災地區民眾未來生計是什麼」這個簡單的重建問題，其實還是反映著原本台灣社會發展的結構性困局，在受災社區打造出來的「人造天災」新課題。
莫拉克風災突顯的土地使用問題如何解決？就環境生態團體來說，國土過度開發卻遲遲沒有健全監測與保育制度，是提出以久的批評。加上台灣沒有所謂的國土規劃，國土規劃法遲遲無法制定實施。不少團體的倡議者也有這樣的初步共識：台灣有相當比例的土地都不該再繼續居住與使用。很多專家學者都強調過這些人要如何遷移，要與災民對話，重建前要花時間談清楚。問題是：已經佔用或取得這些地區土地的住民，以及過去台灣土地開發史上被漢族群擠壓到邊陲土地安身立民的原住民族，如何重新取得生存資源？土地使用權的矛盾，和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結構性限制，日益清楚的成為人造天災共同因子。
於是發展社會學的傳統關切課題，也成為災難社會學發展必借重之處。畢竟現在看來，不僅是卡崔娜風災吹出了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嚴重的社會發展不均衡，和執政者對環境難民的社會性歧視（小布希和馬英九共享的「災區居民為什麼不跑快一點」的菁英心態）。台灣這樣一個半邊陲的全球資本主義成員，意圖轉型到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假設是生產總財富可以照顧國民基本需求，並透過順利轉移對本地自然資源的剝削到其他發展中國家，於是土地資源可以得到適當管制），則是面臨轉型動力與危機認識的不足。
災難、危機與社會轉型
清華大學王俊秀教授曾簡要提出「台灣奇蹟」所賴以維繫之成長機器有三種模式：（1）牛仔模式：趕牛去甲地吃草，寸草不留後放棄甲地去乙地；（2）游擊隊模式：以「客廳即工廠」為精神，山巔水涯皆可開發；（3）磨坊模式：非理性的「大家推」或「一窩蜂」模式，高冷蔬菜種植、檳榔樹種植等有此特性。並指出國家、資本家與住家共同成為主要的「風險擴大器」。也可以將王教授的分析，延伸成為我們的生產與消費體制是建立在忽視農業與糧食生產計畫、忽視災難的預防、快速取得利潤的社會共識上。然而我們還該將問題再往上一層思考：「台灣奇蹟」已消失多年，為什麼我們社會仍然停留在這樣的形態？
答案之一可能是：當國家資源在既有社會建構下，推動消費與生產方式，依附在資本主義正規勞動力市場無法吸收的人口，往資源價格廉價地區推擠的動力，支撐中心與邊陲的資源差異「永續」存在，甚且已經形成中心社群提供社會救助給邊陲社群、邊陲社群繼續依賴社會不平等的夾縫生存的年度災後願景。這些災後提出的社會問題的結構性限制，或許可連結到台灣目前的產業結構與財富分配能夠吸收多少被排擠的勞動力人口。「以工代賑」方案陸續實施，卻有因名額爆滿而暫停再重新認定的插曲，正反映災區不只有風災災民，還有失業災民的壓力。換句話說，原本使用這些資源的民眾要去哪裡討生活？或著說，他們為甚麼只能在這些災害敏感地區討生活？相關問題似乎並未因風災而整合討論。
台灣80年代中期以後的產業外移，默許被排擠的勞動力人口必須自己找出路，用以減緩失業和低薪問題，或許也是山地與河川地面臨開發壓力的遠因。也就不難理解，即使經過年年颱風與921大地震等災害的震撼，過去零散的救助政策仍是淡化，而不是集結經驗形成反省社會改革的動力；相反地，大部分民眾相信問題的責任與解決是交給河川整治單位，是默許興建更多大規模的河川整治工程，默認土地的超限使用可以解決地方經濟問題。
馬劉傲慢 社會改革借鏡
災難的政治學提供了檢討目前政府體制與領導者的錯誤與責任的批判，災難的社會學則提醒我們自己做為社會行動者，承認目前社會體制與型態的錯誤與責任，也是未來災難重建工作的一環。而災難社會學的視野與任務，就是提供一個更深切反省的背景分析，刺激社會學者作為有分析力的公民，率先承認風險與災難已成為我們社會生活的常態，進一步去「發現」災難的社會性，或許，還能多份理解社會改革必要的同理心。
為風災災民祈福，期許生態平衡的實現就是社會公平的發動機。
延伸閱讀（Google可得）：
David Brunsma等編，《The Sociology of Katrina:
Perspectives on a Modern Catastrophe》。
王俊秀，〈風險擴大器與災害板機：風險台灣的困境〉。
朱淑娟，〈莫拉克颱風國土省思報導之四：面對世紀災難莫拉克，台灣•準備好了嗎？〉。
2002年台灣引進審議民主的討論模式，從「先驅性全民健保公民共識會議」到2004年行政院青輔會自開始舉辦的「青年國是會議」
，號招了更多許多年輕人投入公共領域。「參加完青年國是會議後，我不斷思索我跟這個社會的關係，因此在畢業後，我選擇投身保育團體，來實踐我對社會的期待。」目前任職於屏東縣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陳怡吟表示。
另一方面，年輕人為什麼審議討論的模式，來面對許多衝突性高的環境議題？曾參加過2008年締約國大會（COP14）、目前就讀於清華大學經濟系的林子堯說：「環境議題關切著世代正義，年輕人更不該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