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梁從誡，1932年出生於北京，是「自然之友」創會會長，被譽為「中國民間環保第一人」。於今年(2010年)10月28日北京過世，因此特別選出《自然之友通訊》2004年第4期當中專訪梁從誡的報導，懷念並回顧梁從誡一生帶動中國提升環保意識的經驗。
2004年9月，《南方人物週刊》發佈了該刊評選的「影響中國公共知識份子50人」，其中包括自然之友的梁從誡會長及楊東平副會長兩人。
當梁從誡先生得知他被《南方人物週刊》評選為「影響中國公共知識份子50人」時，他的第一反應是：「誠惶誠恐」。這些年來，梁先生獲得的社會榮譽頗多，其中包括1995年的「亞洲環境獎」、1999年的「地球獎」、「大熊貓獎」、1999年《三聯生活週刊》第100期的25位「時代人物」之一，2000年菲律賓「麥格塞塞」獎（此獎專為在社會活動方面有傑出貢獻的人士而設，有的國外報刊譽之為「亞洲諾貝爾獎」），等等。梁先生說，他重視這些榮譽，這些榮譽代表了社會對他的工作與努力的認可。不過，梁先生表示，社會對自己的認可越多，壓力便越大，因為「如何做到不辜負社會對自己的讚譽，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他「誠惶誠恐」。在另一方面，梁先生強調道：我又不重視這些榮譽，因為我還是我，我不是為了榮譽而有意地去表現自己，我仍將按照原來的方式做人與行事，只是將更加忠實自己的理念：真心實意、身體力行！
真心實意、身體力行
梁先生在多次接受採訪時都曾反覆強調：真心實意、身體力行！這並不是一句石破天驚的口號，它樸樸實實，卻蘊含著延綿的力量，讓人深思。
梁先生反對通過唱「綠色高調」和爭當「綠色救世主」來進行環境保護工作。「經過多年的觀察和思考，我發現中國的環境問題歸根結底其實就是社會問題，這並不是簡單的振臂一呼就可以解決的。」梁先生語重心長，再次向筆者講述了他到寧夏西海固出差時所遇到的一件給他極大震撼的故事：乾旱的沙漠地裏，他看見一對姐弟手提破鐵桶，用小耙子四處挖髮菜。他知道挖髮菜將對原本就脆弱的地表造成傷害，可是，「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如何能去要求他們不要再挖髮菜？這是他們在這缺水的地區維持生計的方法。」梁先生神情凝重：「每個人都有生存的權利。對於生存都難以繼續的貧困地區來說，環境保護更不是喊幾句「還我綠水，還我青天」的口號就能夠解決的」。這是一個社會問題。從另一方面來說，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很多環境問題不是認識到了就可以解決的，梁先生認為有些環境問題難以解決，並不都是因為現行的一些政府部門執法不力，而是由於環境問題的解決需要涉及到的方面實在太多，很難有合適的解決方案。
意識到唱綠色高調作用的微弱，梁先生認為，應該對全民進行環境教育。通過環境教育，促進公眾的行動，最終改善環境。
而說到教育，梁先生認為，我們不能做那些對別人高要求，卻對自己低要求的教育，而應該要「真心實意、身體力行」。教育者起碼要能管住自己。如果連自己都管不住，又談何去要求別人？而如果人人都能管住自己，那麼社會便大有進步。
梁先生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媒體報導上提得最多的是梁先生使用廢紙製作的名片與不使用一次性筷子的事蹟，其實除此之外，梁先生及其夫人方老師在他們的生活中始終堅持「力求節約」的原則。比如在用水方面--你知道嗎？洗衣機用水比手洗要多3倍！頓了一下，他繼續說道：我和方老師都老了，洗不動衣服，所以我們還是用洗衣機的。但是，我們將洗衣後的所有水都用桶收集起來，沖馬桶用。我們家的馬桶基本上不用水箱裏的水。不僅洗衣服的水，就連洗菜、洗澡的水，都會收集起來回收利用。雖然這樣會不方便，水桶也占了很多地方，但我們都習慣了，而且必須這樣做才心安。梁先生他們的行為影響了來做小時工的阿姨，她認同了他們節水的理念，並將這種節水的方法在其他家庭實行起來。這就可以看出：人可以通過自己的行為影響他人。梁先生笑了。
「真心實意、身體力行」。梁先生希望，這句由他提出的口號，同時也是自然之友貫穿始終的宗旨。
這是自然之友的榮譽
獲知自己被《南方人物》評為「影響中國的公共知識份子50人」時，梁先生的第二個反應是：如果說我個人在社會上有影響，這影響也是來自於自然之友。所以說，這個榮譽其實是自然之友整體的榮譽。
十年前，當梁先生和其他三位同行在公園的草地上討論中國環境問題的現狀時，他們的一個共識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環境保護之所以做得成功，與他們發達的NGO（非政府組織）有著密切的關係，而當時的中國政府卻還沒有有形的群眾監督，應該有一個自己的民間團體。由於有著這樣的共識，自然之友成立了（雖然經過了重重困難），這是中國第一個民間環保組織。自其成立以來，自然之友切實地為中國的環境保護做出了貢獻，得到了來自社會各界的關注。
其實我更希望民政部更開放些，讓更多的民間組織發展起來。自然之友如果永遠是老大，並不就是一件好事。失了競爭、青出於藍的機會，中國的民間組織無法健康成長。梁先生如是說，但是並不是說我們要放棄爭第一。我們不能保證第一，但要努力去達成自己的目標與宗旨。
長年以來，梁先生在自然之友只領取每月1500元的工資（在最開始的幾年，則完全沒有人員經費，而且經常要往裏貼錢），外加在中國文化分院的500 元補助，在這樣經濟條件下，梁先生經常性地將自己的講演費用、獲獎獎金等都無償地捐給自然之友。在我剛到他的辦公室準備進行採訪的時候，自然之友的財務人員進來讓他在一張收據上簽名：這次方老師陪同梁先生到新疆參加綠色希望行動，綠色希望行動專案給方老師買了往返的機票，可方老師覺得自己不是自然之友正式的工作人員，不能讓辦公室為她承擔費用，於是一回來就以她個人名義捐了5000元給綠色希望行動。他們兩人都希望自然之友的每一分錢都能用在實處。
梁先生已經陪伴自然之友走過了十年的風風雨雨，他這樣評價自己與自然之友的關係：對於我來說，自然之友和我是一體的。我屬於自然之友，代表自然之友，體現自然之友的理念。
筆者問他，為何能夠堅持十年把主要的精力投在自然之友做環境保護？梁先生淡淡一笑：因為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值得去做。對於他來說，這是一個新的事業，值得為之奉獻。這就是一個知識份子的責任感。
批判精神與獨立性
《南方人物週刊》提出的影響中國公共知識份子50人的評選標準是：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是進言社會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梁先生笑說：其實我並不符合第一條。梁先生以前學的是歷史，研究生畢業後在雲南教了幾年的世界史，但是之後就沒有再從事與歷史直接相關的工作。不過，那些歷史常識，那種從歷史的角度分析問題的習慣，在梁先生講演或寫作的時候，還是會自然而然地出現。環境問題就是人口與資源的不匹配的論斷，就是梁先生從中國人口及其消費的歷史演變的分析中得出來的。
在三條評選標準中，梁先生覺得批判精神對於知識份子來說最可貴。失去了批判精神，知識份子只是隨波逐流的人，對社會起不到良好的影響。要具有批判精神，就要求知識份子具有獨立性。獨立性，也就是指不管面對多麼權威的意識形態，都抱著分析的態度去面對。這種獨立性，梁先生在回顧他幾十年的生活經歷後，說道，特別表現在其對政府，或者說官方觀念的獨立性上。
梁先生列舉了幾條劃時代的標語來做例子：比如發展才是硬道理，事實證明，並不是所有的發展都是硬道理，有的發展甚至是有害的，我們只能說：可持續的發展才是硬道理；比如：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雖然推進了生產力的進步，但人們卻忽視了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很多環境的破壞其實也正是由於科技的發展；又比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句著名的標語雖然卸去了當時大家都不敢富的心裏負擔，但卻沒能解決後一部分人的問題，現在中國社會中存在的貧富懸殊現象，是解決環境問題的一個很大的障礙。
社會責任感與積極進言
知識份子不僅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和批判的精神，而且要有社會責任感和向社會進言的努力嘗試。
說到社會責任感，梁先生憂心忡忡：現在社會上有很多為求自己成功而願意付出一切代價的人，這種缺少社會責任感的人一多，造成了一個嚴重的社會危機，那就是誠信的喪失--當老百姓與政府之間不能互相信任的時候；當病人與醫生之間不能互相信任的時候；當學生與老師不能互相信任的時候；當消費者與廠家不能互相信任的時候......社會上人與人之間都不能互相信任，那麼人們又如何能夠心理健康地生活著？沒有了健康的心理，我們社會的未來將不是凝聚，而是瓦解。
現在教育界正在嘗試重建學生們的社會責任感，如北大今年的學生教育重點就放在了「社會公德教育」，為此，北大還曾邀請梁先生為北大的學生做演講。梁先生很認同這種努力，不過，他也提到，做這樣的演講他只能以父母和自己「身體力行」的例子來感染學生，而不可能說教似的讓學生應該這樣做，不應該那樣做--「在總體不良的社會氛圍的影響下，說教根本不可能發揮什麼作用。」梁先生對其母親（著名建築家林徽因）與他在五十年前的對話記憶深刻--1947年，還在讀中學的梁先生問母親：「如果當初日軍佔領了當時國民政府的所在地重慶，當時住在四川長江邊上一處農村裏的她和父親會怎麼辦？」仍在重病中的母親淡淡一笑：「中國知識份子有一條老傳統嘛，門口不就是揚子江嗎。」「那一個人在重慶讀書的我怎麼辦？」梁先生有點惶恐地問。「要真到了那種地步，也就顧不得你了...」--梁先生重複著這句話：「那時候就顧不得你了...，可見，當時我母親的確是仔細地想過這件事情，而不是因為我問起才有以身殉國的打算的。」
這是一種心繫祖國與人民的操守，永遠值得我們後人敬佩。
知識份子積極進言的途徑有多種，相比之下梁先生的進言方式更多一些--他可以通過自然之友舉辦的講座和一些活動來影響公眾；此外，由於其政協委員的身份，他也可以更積極地向政府反映情況，協助並促進政府解決一些實際的問題。在談到「民間組織」與知識份子的關係時，梁先生表示，不同的知識份子有著不同的情況，有的知識份子其個人影響就很大，無需借助「組織」的力量，比如一直在做「愛滋病預防」工作的高耀潔，多年來她都是以個人的身份在做工作，他很敬佩她工作的成就。不過，如果能夠借助「網路」或者說「組織」的力量，無疑能夠更有效地影響到社會。「昨天我從胡佳那裏得到高耀潔最近出版的一本書，這其實也正說明了高耀潔的工作正在網路化，而不再僅僅是個人行為。」
精神豐富的幸福生活
多年前，梁先生從公辦單位辭職，轉到民辦機構工作，以致於不再能享受公費醫療，也沒有社會保險。當時梁先生已經72高齡了，方老師擔心的是，如果他病倒，該怎麼辦？
但是，梁先生很樂觀，他欣賞顏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即便在外人都為艱苦的生活條件而替顏回覺得憂慮的時候，顏回仍然快樂地生活著。梁先生說：「幸福其實是人的一種主觀感受，而不是由物質的多寡來決定的。」抗戰時期，梁先生的父母在四川鄉下，那時他們的生活很拮据，梁先生記得當時他去上學都沒有鞋穿。在這樣艱難的時期裏，他重病的母親卻仍能保持著對生活的熱情，她不斷學習、研究新的知識，並與父親共同撰寫了幾本重要的論作--「正是因為我母親的精神生活豐富，用對知識的關注轉移了病痛與貧困，我們的生活才變得溫馨，她也終於從精神上戰勝了病魔。」
梁先生表示，他從沒過過豪華的生活，所以也無從體驗豪華生活中的人是否幸福，但是，他覺得，如果物質的誘惑太多，人很可能會變質。而且，一個人的生活如果物質上很豐富，但精神生活貧乏，他能幸福嗎？
當時的梁先生靠著微薄的收入過著清貧的生活，他仍然樂在其中。「我追求一種簡單而內心充實的生活」，梁先生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