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臺大動物系學生們辦的一份綜合性雜誌，十四是第十四期，發表於一九九0年九月。
因為這一期轉載了我一篇一九八九年的講演稿，一個在中研院的朋友就寄給了我作為紀念。
拆開信封，我立刻被《生命》的封面吸引了。這是畢卡索的圭爾尼卡的一部分，是一幅近百年來的名畫。十二呎高，二十六呎寬，全部用黑白和灰色的油料：臨刑的馬的嘶鳴，剛剛死去的士兵緊緊地握著劍，哭喊的母親抱著斷了氣的嬰兒，無屍的頭顱懸在黑暗中，在兩個被嚇破了膽的人影裏。而這一切都被踐踏在一頭毫無理性的怪物之蹄下，這個怪物彷彿在自鳴得意。
這幅畫是紀念西班牙的一個小鎮，在內戰時被德軍轟炸得慘痛，畢卡索用他天才的畫筆，對戰爭的無情和獨裁的恐怖作了控訴，對他的祖國西班牙，作了愛的宣言。
第一次在畫冊上看到這幅畫的時候我就喜歡，我就同情，我就了解。我也生長於戰亂，我也痛恨殘酷和恐怖，我對這幅晝的感情超出純藝術性的欣賞。
《生命》的編者說：「我們以它作封面，所持的思考點在：科技的發展必須以尊重生命為前提，否則，其帶來的將是更大的悲運。」全對了。生命當然不只是人命，一花一草、一蟲一禽，所有的風景都是命。海有命，山有命，小小的溪流、岸上的楊柳都是命，崇尚生命的廟堂可以建築在一滴水中、一片葉子上。
接到《生命》的時候，我剛讀完了劉賓雁的「更高的一種忠效」（A Higher Kind of Loyalty）的英譯本，情緒很低落。這本書是劉先生的自傳，他紀錄了三十多年在中國大陸的種種。千萬人的才智都被浪費了。結果人民更窮，社會上卻出現了更多的階級：財產的階級與權利的階級。龐大的人口已不可收拾，在每個人營營求生的掙扎裏，道德水準低落，而自由和理想只成了少數人的特權。
但是聰明如劉賓雁者，也用不屑的語氣指出，文人們有的逃到了象牙之塔，有的為了爭取諾貝爾獎金而寫，而有的也從了商另找出路。象牙塔有什麼不好？諾貝爾獎更是一種大榮譽，從商也值得鼓勵吧。所謂自由，所謂民主，就是每個人都有權利做自己想做的事，講自己要講的話，人各有志，清一色的思想、清一色的社會，就是獨裁的國家，民主政府的功用就是要保護這些基本人權。
這本書帶給我的寡歡，難道也是一種「高一等的忠效」？
另外，使我心中隱隱作痛的是近年來各地各處都在用科技的名字，把地球和自然蹂躪成不堪，而很多大學生們惶惶終日所追求的地無非是物質上的擁有權。
在這種鬱鬱無告的時候，我讀了生命十四，每一頁都讀了，感動我最深的卻是「生活篇」學生的話。這些短文使我跌入了三十幾年前，我也在讀大學時候的回憶。也是自傲，也是迷惘，也是夢。剛進大學，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是天才，但想也沒想過，一個小小的課堂，一所小小的學府，怎麼會裝得下那麼多天才？
我們那一代學生，大家都窮，都經過了戰亂和流離，都嚮往著豐衣足食，也都為了前途擔憂。但我們相聚的時候，不是談財富，不是談家產，我們很多時候都在談理想和夢。每個人用夢建立遠景，遠景輝煌而模糊，是知識性的，擴大起來包括了國家、民族和世界。我們不知道如何才能達到這個遠景，所以我們沉悶而憂傷。但我們知道，一點點錢財的誘惑，一點點生活的安適的誘惑是阻止不了我們追尋夢想的。
還記得在東海大學當助教的那一年，我常常與學生們在大度山頭、在水塔上談到深夜。那時連周圍的相思樹也都為我們的豪氣感動了，它們在山風裏大聲鼓掌助威。天上的星辰用曉露澆在我們頭上，表示嘉許。
生活篇裏二年級的俞震亞說：「我讀了這麼一個奇怪的系，是為了自己的與趣、自己的理想。」又說：「我追求的就是一份科學家的感覺。」三年級的余韋琦說：「我像個面對滿桌珍餚的老饕，每道菜都不願錯過......我心中開始冒出了許多的疑問和困惑......我真正想追求的是什麼？......變得如此無助！......擇你所愛！......」大四的陳淑華說：「而我仍在尋覓......總有一些掙扎與無奈......我想成大事，真的。」
這許多話是三十幾年前我們那些大學生說過的，大半輩子過去了，跑了許多國家，數了不少大學，作了三十年的研究，已經是「桃李滿天下」。今天，我仍然在說這些話。還是追求、無奈、嘗試、困惑、掙扎和尋覓自己喜歡的。
我沒有經意地追求財當，但我也有房子，也有車子，也有一大片山林。到現在我還在追求一個夢，一個虛無飄渺的夢。
生命十四把我從低落的情緒拯救出來。對人生、對青年又有了信心。我不應該為了一個人的話，為了少許人的行為而頹喪。
我很感謝《生命》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