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席上一位朋友要我寫篇人文和科技的文章，我立刻答應了，30多年在大學教書，從事行政也15年，常談的話題就是科技訓練和人文素養，當然有話要說，席散酒醒，仔細一想，卻有些茫然了，科技容易定義，人文就有些抽象，也太複雜，行諸文字，不說教，不入俗套，恐怕很難。
一、兩種文化
1961年，司諾（C.P. Snow）發表「兩種文化」（The Two Cultures）一書，轟動一時，引起很多人的讚賞，包括美國總統甘迺迪和英國大哲學家羅素。司諾的論文是「科學和人文」(Science and humanity)，兩股文化主流，距離越來越遠，原因是科學家不善交通，不會表達，對人文界有偏見，他們認為人文只是空口白話，不事生產，而人文界對科學家也有偏見，他們認為科學家都是怪人，都是不解風情的呆子，鎮日躲在實驗室，一片混亂，脫離了人間煙火，這種交通斷絕的結果，會導致社會退步，文化滅亡。他認為科學和技術一定會帶給人類財富；如原子能、機器人、電腦等等，但這些科技的力量，如果沒有適當的人文駕馭，可能會走入歧途，為害人類。大而言之，經濟先進的國家，靠科技之力，會越來越富；經濟落後的國家，無科技之助，會越來越窮，窮富之間的隔膜、嫉妒，就會造成不安、造成戰爭、會把人類文明帶入黑暗；補救之道是「教育改革」，他主張小學和中學學生要多讀點數理，高中和大學學生要多讀點哲學、藝術和文學。
司諾的論文到今天仍很新鮮，90年代的全球市場（Global market）發展，更加速了「貧富」的極端化，兩者背道而馳，富的更富，窮的更窮，今天世界1/3的人口(20億)，生活費每天不到2塊美金，沒有乾淨的水喝，世界上70%的財富，集中在5%的人手中，多數富人活在富國中，多數窮人活在窮國中，但富國卻變得更小氣，10年前他們的外援是600億美金，而去年只有115億。
半年前亞伯特大學「公園地思想庫」舉辦了一次為期3天的研討會，討論世界經濟問題，一位知名學者，做了場別開生面的講演，她說貧富兩極化的結果，是各自製造了自己的語言，自己的思想，各講各話，都不要聽，聽也聽不懂；她做了個小小實驗，她說：「現在我要開始走下講台，走出教室，但我會不停的講下去…」於是，她慢慢走出去，2分鐘後，又慢慢走回來，她說：「我沒有停止講話，聲音也沒有變，但有兩分鐘，你們沒有聽到我講的是什麼?我也不知道你們做了些什麼?因為我們距離太遠了。」
司諾，英國人，1905年，出生在一個貧困的大家庭，25歲在劍橋大學物理系讀完博士，27歲出版了第一本小說「帆下橫屍」，之後，就不斷寫作，出版小說、戲劇、論文集共30餘種，成了世界一流作家，他的事業也多采多姿，擔任過名大學的名教授，國會副總理，一身兼具文學、科學、政府行政官，地地道道的文藝復興式全才。他的寫作主題，多是從世界觀出發，一直在解剖科技、人文和政府問的關係。
他的「兩種文化」出版時，我正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讀研究所，許多朋友都紛紛討論此書，司諾聲名，如日中天，我的德語教授就把他與蕭伯納和海明威相提並論，可惜我沒有時間讀他，但也領悟到，每一個學生都要修3門課：數學、音樂和外國語。
二、櫻花與計算機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是一座建築完美的學府，校園從山頭緩緩而下，一直伸展到湖邊，山頭古木森森，夾雜其間是數不盡的花樹：如茶花、杜鵑、桃花等等，但每到春天最使人難忘的還是那一大片、一大片的粉紅櫻花；藝術學院、文學院、教育學院就藏在花樹之間；藝術學院的邊睡，透出一角磚樓，那是女生宿舍，有月亮的晚上，音樂系傳出鏘鏘琴聲，樹影疏落，有陣陣花香。山腳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個大噴泉池，泉水噴高30公尺，造成迷迷濛濛的霧，霧中總有淡淡彩虹，透過彩虹向南看，可以看到終年積雪的潤尼(Mountain Rainier)山峰，像圖片中的富士山，都是火山遺跡，理學院、工學院和醫學院就散落在噴泉四周。山頭和山腳之間是宏偉的圖書館、行政樓及紅磚鋪成的大廣場，廣場上任何時間都有人，教授、學生和遊客，或站或坐或步行，用不同國的語言交談。
我不知道始作俑者，是否有意安排，人文在山頭，科技在山腳，相遇在圖書館和廣場，方便了學術交流，方便了感情成長。人文學院的學生多數是女人，她們一定要讀門數理課，科技的學生多數是男人，他們一定要讀一門英文或藝術欣賞課，有時著名人物到校講演，有商業家、政治家、詩人、科學家，都會引來山頭山腳的學生，濟濟一堂，如沐春風，人堂成了小小的文化暖室。
學生們有時候醉翁之意不在酒，山腳的人去山頭看櫻花，山頭的人到山腳學計算機，姻緣無由，走出一對對情侶。那時，理學院的研究生，一定要修兩門外國語，而語文系都在山頭，與我同研究室約有四人，其中以查理最莫名其妙，他修了門俄語課，每次上課回來都會怔怔發呆，大談那位俄語講師的風度，特別是她的腿；有一次他硬把我們拖去聽了一小時俄語，甚麼也不懂，對「腿」也有點失望，卻給了那位講師的風度最高分。
一個小學老師，在課堂上諄諄告誡學生做人要有禮貌，一位男孩抗議說：「老師，禮貌多少錢一斤？」這句話正說中了現代人的心理，也說明了人文和科技的衝突，禮貌是人文素養，是文化外衣，誠心正意形之於外才是彬彬有禮，孔子有一次告訴子路說，受教養的人（士）要「切切偲偲，怡怡如也」，這就是彬彬的意思。達到這種程度需要經過藝術、哲學和文學的薰陶，最重要的是從一個有禮貌的社會無意中學習；一位剛去世的好萊塢電影明星說：「現代年輕人最難學的就是禮貌。」「多少錢一斤」從另一個角度詮釋了科技，科學講實事，需要實驗證明，要用衡量單位來形容，你不能說「大約一頓飯的時間」，要科學，一定要說35分鐘20秒。羅素曾說：「亞里斯多德以為女人的牙齒比男人少，如果他請妻子把嘴巴張開數一數，就絕不會犯這種錯誤了。」多少錢一斤就是數一數，錢是利，技術無非是給人方便，無非是賺錢圖利。
人文和科技都重要，是文明的兩頭千里駒，跑在一起，跑同一個方向，才能跑出燦爛的文化。
1980年我第一次回大陸，因為我是教育部的客人，有機會拜訪了很多大學，最令我吃驚的是很多大陸高等學府，完全採用了蘇聯制度，把科技和人文分開，井水不犯河水，科技學生四年聽不到名詩人講演，人文學生看不到大科學家的風範，這正是司諾「兩種文化」約寫照。如此大學，風流盡失，教育成了製造政治和經濟螺絲釘的工廠，文學、數理只是工具，人也成了工具，孔子早就說過:「質勝於文則野，文勝於質則史」，這樣的文化只有野蠻和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