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緣湊巧，今年〈二OOO〉五月，在台北參加了李遠哲和雷文〈Peter Raven〉兩先生在中研院召開的「台灣生物多樣遠景國際研討會」。過去十個月，在美國和台灣參加了三次同性質的會議，每次大會結束，都有種風吹雨散，莫可奈何的感覺。唯有這次，心中激起了一些希望，一些火花，零零續續，大會之內，大會之外。
很多人認為「生物多樣」僅僅是一種新興學問，是生物學的一支，談基因分類、物種分類、生態系分類，囚禁在象牙塔內，而環境保育只是「生物多樣」的餘意！這種觀念是錯誤的，「生物多樣」的精神層次就是自然環境保護，環境保護是一種生活態度，是當今文化的最大題目，人類要生存下去，一定要使自然環境回歸正常，我們已毫無選擇。今年四月二十二日慶祝地球日時，在愛德門頓，一位九歲的小學生說：「假如你把垃圾倒在巷子內，你騎腳踏車經過會摔倒受傷，把全身弄髒；假如你不停止污染，全世界就會臭氣沖天，沒有人願意住在這個地球上了。」可惜這個地球是人類唯一的故鄉。
雷文在會前公開講演時指出，過去五十年，人類已消耗了地球四分之一的農耕土壤，增加了六分之一的二氧化碳，每年物種絕滅超過一千種。他說：「人類不能再用消費方式生活下去了，否則，三個地球的資源也不夠用。」最近在一些雜誌上看到全世界的兩棲類〈青蛙、蛤蟆等〉，在過去五十年總數已減少百分之四十，全球608種靈長類，有10％正瀕臨絕滅，誰是謀殺者？
四月二十八日，晚餐時，新任行政院副院長游錫坤先生講了句語重心長的話：「我們身邊的一些生物，都是祖先留下來的，我們也一樣要留給後代子孫。」這就是環境保育的真諦，也是所謂的「永續」之道，第二天在會場上，他又說：「行政院是為大家做事的，應該做的事如果做不好是我們的責任。」這種「做」和「負責」的精神是領袖人的特質，希望不是官話。另外一件可喜的事是環保署長林俊義的講話，早一天，我就在報紙上讀到，他非常大膽的說：「環保署不是政府的花瓶。」在大會上他又強調保護「生物多樣」是一種道德觀。不談錢，不談經濟，有所為，有所不為，耳目一新。
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要有傑出的領導人，要有聰明的好主意，更要有充足的經費，領袖們登高一呼，年輕人自然會風起雲湧的跟進，如此，形成一種浩浩蕩蕩的運動，假以時日，像春風，會把台灣全島吹綠，做世界前鋒，為國際模範。
第二天下午大會的綜合討論主要是討論中央研究院在推動生物多樣性的研究，應扮演何種角色，大家特別關心的是中研院是否應成立生態和生物多樣性的研究所，但會場的氣氛卻忽冷忽熱，失去了方向。我們都知道，中研院為了整合現有的六個生命科學研究所，而早有成立「生態和生物多樣性」新研究所的倡議，這個所的討論已有三年多歷史，三年多來，「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這次李遠哲把美國雷文先生和世界幾位生物學家請來，所講所演並無多大新意，但外來的和尚好念經，洋經比土經催生力大些，希望新所勢在必成，如然，在國家最高研究機構有一新所，應時應景，急起直追，希望可替政府出些好主意，替生態學家打打氣，鼓鼓掌，替社會造福利，則台灣生物多樣幸甚，台灣自然環境幸甚。但卻有人認為成立新所，時機不成熟，也有人認為生物多樣和生態學學術深度不夠，這些話當然見仁見智，但也表現了對生物多樣性的無知和偏見，對一個領導者而言，這正是一次智慧和魄力的考驗。我個人的看法是台灣目前政情是最好的時機，學術界許多朋友已呼的口乾舌燥，中研院應該是領導機關，天時、地利、人和都有，還在等甚麼？如果說生態學和生物多樣的學術深度不夠，再辯論十年，也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人舉手贊成。任何事都有宏觀和微觀兩面，集中眼神在顯微鏡下，怎麼會看到天空，顯微鏡下的世界和天空兩者都有深度。莊子說：「曲士不可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我們每個人都是自己經驗的囚犯，不可能甚麼都懂，做領袖本來就是不容易。
我希望「生態和生物多樣性」研究所能在中研院成立，越快越好；我希望李遠哲先生暫兼所長職務，排除一切困難，建立一世界級的研究所。
一個退休的生物學教授，一個行將七十歲的老人，也只有講講寫寫為生物多樣請命的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