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會的沉寂】一場無聲的清洗 正在中國「公益圈」上演 | 環境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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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的沉寂】一場無聲的清洗 正在中國「公益圈」上演

系列專文之一

2017年05月05日
作者:林吉洋
【公民社會的沉寂】系列導言
2016年9月底,中國「深圳慈展會」結束,公益圈展開新一輪的世代對話,議題針對公益組織究竟定位在倡議者—促使官方政策改變、或是服務者—以提供市場面貌的專業與效率服務者。
而在這個時間點,我回到北京重遊,陸續聯繫了一位資深的公益人、兩位中生代機構負責人,還有兩位長期關注公益NGO行業發展的媒體從業者,試圖理解自2013年底我離開北京後,整個行業的走向與趨勢。
【公民社會的沉寂】這一系列文章,乃基於這五位受訪者的訪談內容寫作而成。特別是在2017年3月19日,台灣NGO工作者與人權志工李明哲在澳門入境中國遭秘密逮捕之後,被控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遭長期拘禁調查。
【公民社會的沉寂】試圖去回應這幾年來,對中國民間組織力量的彈壓與治理。讓台灣公眾了解到,官方如何透過《慈善法》、《境外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立法對民間組織形成治理與掌控;如何透過辭彙的改變無形去影響民間活動性質的改變,使民間力量成為配合官方政策的補充力量而非對抗力量;這一些措施,如同新設的防火牆,而在這牆內,中國民間人士的努力與其抱持的希望。

NGO(非政府組織)概念的形成

在中國,對NGO或NPO稱呼有一個演進過程。從1992年起,透過國際扶貧或性別教育機構在中國投入資金,國際組織開始進入中國並與本土機構合作。同時間研究型和環保NGO組織也开始出现。

1992年,中國第一個本土環保組織「自然之友」在梁從誡、楊東平、梁曉燕等人共同發起下成立。

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在中國舉辦「NGO論壇」,NGO第一次出現在中國官方媒體的言論當中,以前所有的組織都是隸屬於官方管理,非政府組織的概念第一次在媒體正式亮相。

一直到2000年左右,為了申辦北京奧運,中國積極向世界上展示中國的自信與進步。NPO或NGO這些概念,那個時候都還有空間,「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的定義概念都可以說。

2008年四川大地震發生,來自各省市的志願者以及車輛癱瘓了所有前往四川的交通,國際組織以及各種民間力量第一時間都投入救災,也有大量組織投入災後重建。從2008到2012,可以說是民間組織大面積萌發的高峰時期。

在2012年底習近平在18大之後上台,對內部的民間組織及國際組織的活動空間開始一步一步約束收攏。

習近平在2012年上台後,這些都不在說了,沒有非政府NGO這個詞、永遠都不會再提了。非營利組織、NPO這些概念沒有了,有陣子叫做社會組織,但是後來也不在提了,官方的文件裡面全部都叫做公益組織。

然而「公益」這個概念實際上很模糊,找不到定義,比如慈善這個定義,中英字典裡面找得到,但是公益這個概念你找不到,新造的詞。頂多charity、philanthropy這兩個詞的區別。

然後大陸開始就全面去使用公益這樣一個說法跟概念。(匿名受訪者KA口述)

《慈善法》頒布、官方詞彙改變、指涉官方所設定新的合法空間

對民間人士而言,2016年9月《慈善法》的頒布施行,可以被視為是官方對民間組織的治理策略的展現,透過社會空間的重新框架、定義,促使民間社會的力量、方向能夠往政府期待與設定的方向發展。

我覺得這個語言詞彙是很有意思的指標,詞彙某方面是指涉了社會的某一個發展階段的狀態,或者說這個一個局面。因為他不能說NGO不能說公民社會,他必須要順應這個說法……

所以你如果是一個機構負責人,你要去跟基金會談也好,你去跟政府說這個購買項目服務(政府標案)也好,你都必須用「公益組織」這種說法。

這種種狀態或者說這是一個新局面,民間不能說NGO、也不能說公民社會,必須順應官方制定的語彙,有趣的現象是大家都有一種默契去跟隨政府的風向轉變,去跟基金會談資助,或者政府採購項目,都必須用「公益組織」的說法。

你如果是機構的負責人,你或許是清晰知道這些語彙的改變背後所牽涉到的脈絡,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方案跟新的變化,背後是有我的價值觀跟我希望推進改變的社會議題。

但是這樣的詞彙話語用久了,慢慢都容易模糊那個初衷,機構負責人如此,更別說那些團隊裡面的工作人員,執行第一線的工作人員往往會忘記這樣的發端。

除非組織內部有一個很好文化傳承的機制、內部交流機制去維持核心價值傳承以及團隊成長,否則很困難去維繫這樣的機構文化。(受訪者KA,底線為筆者強調所加註)

透過辭彙的屏蔽效果,建構社會的記憶與遺忘

受訪者資深的行業人士KA前輩,為我生動的闡述了官方治理民間組織背後思維邏輯之精準與清晰,透過對一個「NGO名詞」的屏蔽,對於社會建構的規劃效果。

對民間組織發展的理論與定義的編造與再生產,官方設定好一個符合中國式法治社會與維穩/發展情境民間,然而這個概念底下「公民社會」理想是必須符合官方論述所設定的「透過民間組織具備的創新能力與效率,去補足既有政府體制之不足」的補充政府職能的角色。

我覺得這是統治當局很清晰慣用的一種手法,不斷的變換語彙,非常高端的一種統治手段,他能夠想辦法不斷的去變化語彙,然後讓你就無法保證你原本精神性的產品能夠延續下來。

在這個行業裏面獨立思考的人是少數,而具有清晰思路觀察的朋友更少。但是總有些思考深刻的人能夠清楚地看到,解讀這個新形成的語彙指涉的意涵。

語言文字、標誌沒變但是它在背後的內涵,人群關注的點在不斷的演進。而且這個透過語彙設定去影響概念的演進,任何人來提出這個(公民社會)的初衷,是無法的去扭轉概念的演進走向。而且我們也討論,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就是統治者樂見的結果。

你剛才提到NGO不應該只是一個服務者的角色,但是現在所有政府的法律制定和管控手段,都是朝向「你們這些NGO規規矩矩地去做服務,你們把各種各樣本來應該政府負擔的工作、責任全部都給我做好。」 

這種趨勢,包括在資金的導向上,現在政府大量的預算要灑下來了。包括現在這種公益組織的資源,他自己都會去想,如果我不趕上這班列車,真的是天理難容(笑)。(受訪者KA)


官方透過資金的控管,將可以有效管理的影響民間組織的發展方向符合官方對和諧社會的期待。圖片來源:第五屆慈展會官網。

官方的NGO治理方式是設立一道新的防火牆


圖片擷取自「自由亞洲電台

而由於《境外NGO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的立法,設定了境外組織所能提供的資金、活動空間與官方(以公安部為監管單位)能夠直接管理權限,實際上是將境內組織與境外組織設定了一道新的防火牆。

本土機構原本可以取得境外的國際組織資金,透過《境外法》限制也被約束,變成更多必須仰賴境內籌資,或者直接透過政府採購(標案)取得活動資金。

《慈善法》實施之後的改變是,未來可能有一定的組織,或許它們不需要通過國家公募的基金會才能夠來籌款,假使它願意遵照政府的監管與治理規則,它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募資渠道。

然而這樣由官方認可,而得以獲得合法的募資管道,對於KA這樣的資深行業人士而言,無形距離自主的公民社會理想,更加遙遠:

現在這個形式某方面來說,民間社會已經被鼓勵、被資源引導到官方認可的方向去發展。這意味著無論《慈善法》或者《境外法》都會加重NGO的偏離,而民間社會的發展,將距離公民社會的理想會越來越遠。

學理上來說,大陸的NGO數量確實是上漲了,但是基層去看,很多NGO並非自下而上的社會群體。有一部分社區組織是那種帶大媽們搞廣場舞、愛好者那一類人。有另一部分是體制內去安排去做的,只是充個名字。

真正屬於「Civil Society」的那一類,坦白說一點都沒有改變那種艱難的狀態。政府的錢你還是拿不到,然後國際組織、境外基金會都撤了。

國內的這些基金會,它是那個叫做資本在後面的話語權主導者,於是會趨向於去找那些已經有成效的老牌機構、規模大的組織去支持,這就形成馬太效應了嘛!要不然嘛就是這一類敏感性議題我不沾,我最安全。

你知道有個敦和慈善基金會……他曾經支持過一些NGO項目,也跟南都(公益基金會)支持過一些NGO項目。他們理事會決定把這些都撤掉了,以後主要支持國學,國學推廣最安全。

因為他們那些理事都是做投資的,非常聰明、非常精明的人,這批企業界人士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脈絡把握是很準確的。(KA口述)

公益行業鼓勵市場性格與專業化,初衷卻日漸模糊

對於KA這樣從事行業18年的老資格公益人而言,面對現在的制度正在逐步強化管理控制民間組織,當年中國民間社會萌芽的理想性格與改革性一步一步被清洗,對中國整體民間社會發展而言,很難抱持著樂觀的態度。

在2004年的時候,我們在行業討論問題,還會區分倡導性的組織和服務性的組織。但是現在已經徹底沒有倡導性組織這個概念了,你現在去問公益圈內的年輕人,他們都不知道倡導性組織這個概念。

你試試看問90後剛剛進入公益領域的年輕人,他們不知道這個是什麼概念。就這種語言、語彙上的屏蔽的作用還是很強的。過不了多久,就沒有人知道「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了,沒有人知道「益仁平」。

益仁平取名在於公益的益、仁愛的人、公平的平,所以它名字起的就已經看得出來那個,他把人權公平作為使命的,但是他完全被封殺。

他的發起人叫做陸軍,陸軍是回不來的,相當於把他流放了。陸軍是回不來的、滕彪是回不來的、曾金燕你聽過嗎?胡佳你聽過嗎?儘管互聯網這麼發達,但是年輕人他很多人、事、概念都不知道(感嘆)。

 他把這些完全無法馴服的組織關掉,人抓起來,或者驅逐出境。然後剩下的,用資金的方式,語言、文字、污染、或者屏蔽的方式,讓你全部都導向乖乖的來聽我(體制)的,拿我的錢,做這些你理應是由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或者服務的工作,現在大陸的傾向是這樣。(KA口述)

隨著被關停的機構,被捕入獄或監視居住控制行動的公益人,還有那些遠赴他鄉回不來的流亡者。KA的眼神流露出一絲絲悲愴的哀愁。

他告訴我有一些公益人士已經絕望了,心灰意冷索性移民外國,這一些人他沒有道德上的責備,因為他知道這些人已經盡力了,生命最精華的時間都消耗在中國的民間社會發展。

像KA這樣一個資深行業人士、公益人,見證過中國民間組織的起步,大面積萌發的輝煌年代,在走到沉寂與漸漸失去批判性格與改革理想。然而筆者相信,還是有一些像是KA這樣的公益人的存在,他們並未放棄中國的未來,而且持續努力著。(系列專文,未完待續)


在政府給定的空間下,民間組織成為一個單純的服務提供者,補足政府職能不足之處。圖片來源:第五屆慈展會官網。

註:每年9月的深圳慈展會全名為「中国慈善項目交流展示會」,是中國一年一度的公益行業最大盛事,幾乎不分類別,扶貧、教育、醫療、文化、環保各個領域的NGO從業機構都會派代表出席,但由於主辦單位的舉辦方式,或者配合官方政策撤除掉某些展出單位的資料,每年也都引發不少人的吐槽、批評。

作者

林吉洋

原籍滬尾現移居嘉南平原,關注風土人文與城鄉環境變遷。曾任職於社區大學,跑過業務打過選舉,2012-13年獲選浩然基金會第5屆國際志願者,派駐於中國環境組織北京「自然大學」,2015年、2016年以環資專欄獲得「兩岸新聞報導獎」榮譽,2019年起在《上下游》擔任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