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只有一個台灣，但台灣的真實面貌長成什麼模樣呢？早期政府與媒體，把台灣描繪為蓬萊仙島；四季如春、物產豐饒、人民富足安康。當我們實際踏足台灣的山川海濱、走讀社會風貌，發現台灣是個高山島嶼形國家，地狹人稠、資源有限、環境敏感又脆弱，颱風與地震更是頻繁，尤其各種環境公害，導致弱勢族群的生活更加不堪。
想了解自己所處的生養環境，就要先從歷史切面來看；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45年10月，台灣由中華民國政府接收管理，但從1949年實施戒嚴措施之後，統治者以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為理由，剝奪了憲法賦予人民的部分權利，言論、結社、遊行請願等自由人權的權利，被嚴重限縮。
台灣就在軍人主政下，自1950年代後，積極利用自然資源，鼓勵大量生產，1960年代，並啟動農業扶持工業的發展策略，在1970年代，政府為了產業轉型與升級，大肆進行國家級的基礎建設工程，並投入龐大資源，發展石化與鋼鐵、造船等重工業。
到了1980年代，因為輕忽工業生產對於環境污染的代價，加上環保法規不夠健全，1984年10月，環境保護局的調查，在36條主要河川中，超過七成以上的河流，已受到工業生產廢水的嚴重污染，農漁業生產環境因此遭到破壞，當年的養殖漁業損失就高達34億元，而農地污染面積更高達4300多公頃，一輩子從事稻穀種植水產養殖的農漁民，苦不堪言。因此，台灣各地的反公害行動，就像星星之火般逐漸拓散為燎原之勢。
譬如，台中大里三晃農藥廠，長期嚴重污染周邊的水源與空氣，當地居民不斷向官方陳情，始終沒有獲得改善，到了1982年間，居民再也無法忍受只好走向抗爭之路，揭開了台灣反公害自力救濟的序幕。而在1970年代設廠的新竹市李長榮化工廠，也因為長期排放廢水與空氣汙染，逼使清華與交大的教授連署上書行政院陳情，當地居民更組織公害防治協會聯手圍廠，受害居民歷經450多天的努力，污染大廠在1987年被迫停工。
依據環保署的統計資料，自1988至1992年的公害糾紛事件，共有277件，其中93件就跟水污染有關。中研院特聘研究員蕭新煌更指出：「1980年代的反公害自力救濟，是受污染者的身體、財產受害，不得以才透過一己的私力進行自力救濟行動。受害者的訴求很簡單，就是不要在我家後院污染我，污染源走了，抗爭就結束了。這也讓大家注意到，其實公害汙染，是社會不公平的表現，因為受害者都是弱者，農工低所得、老人小孩等弱勢族群。所以，環境污染問題也等於是社會不公平、不正義的現象」。
因為許多化學工廠，持續戕害周邊居民，導致其它高污染型的產業，也不再受到歡迎。當美國杜邦公司決定在彰濱工業區，設廠生產二氧化鈦的消息曝光之後，鹿港居民也擔心工安與環境污染問題，經由地方政治人物發動連署，當地居民、學生、大學教授的串連，引發了戒嚴時期，最大規模的家園保護運動。杜邦公司最後在1987年3月，宣布取消設廠計畫，鹿港反杜邦運動的成功案例，成為台灣環境保護運動的典範，而其它長期遭受污染危害的居民，也開始組織、集結對抗各種公害，尤其，當政治戒嚴逐漸鬆動之後，受害的弱勢民眾更深受鼓舞。
1987年間，台塑集團也計畫在宜蘭利澤工業區，投資建置第六輕油裂解廠，當時的縣長陳定南，了解設廠之後，將對於宜蘭的環境造成衝擊，因此極力反對。許多當地的知識分子，像是宜蘭中小學的老師等，更自行製作傳單，並且到宜蘭許多鄉里宣傳演講，告訴民眾石化產業可能帶來的影響，訴求宜蘭人自己做選擇，當時正值解嚴後期與戒嚴初期，老師們坦言，人人心中有個小警總，參與活動都相當低調，但是他們還是勇於挑戰主流的發展論述，也試圖衝破解嚴社會的沉悶氛圍。
而政府為了持續發展石化產業，協助台塑集團取得雲林麥寮海岸的土地，雖然當地也有部分居民反對，但無法達成對話條件。六輕從1998年試營運至今，經過近20幾年的時間檢驗，雲林人從歡迎的態度，轉為嚴正要求台塑六輕必須降低環境危害。這也顯示企業的承諾，或者政府的公權力，已無法獲得人民的信任。
戒嚴令是獨裁統治者慣用的工具，經過許多捍衛人權、追求民主人士的努力，違反憲法精神、戕害人民的惡法，終於在1987年7月15日解除，台灣人才逐步得以展現人性尊嚴，重新形塑生命多元價值觀，以環境為優先的理念，也在各類公民運動中，成為旗幟鮮明、超越族群、彰顯普世價值的社會運動。
在解嚴之前的環境運動，大多是地方型反公害為主的陳情與抗爭行動。解嚴之後，鄰避設施或預防型態的動員，也逐漸盛行。以核能發電議題為例，它是科學與風險的辯論，但實際上卻朝向政治性的對決，反核就是反獨裁，在台灣解嚴的前後期，成為社會運動的黏著劑，因此，減損了理性討論與選擇的可能性。導致從1980年以來，仍不斷成為政治對抗角力的籌碼，經過30幾年的衝撞。至今，非核家園已是大多數公民的共同願望，在環境運動的高度上，也從政治對決蛻變為公民參與決策的指標。
台灣人經歷了犧牲環境，換取經濟成長的惡果之後，人的價值觀也逐漸多元，而整體社會發展與環境也極需重新形塑，因此，倡議型的環境保育運動也逐漸被凸顯。譬如工業區與新市鎮的土地開發，都把焦點朝向海岸地帶，除了早期的海埔新生地、港口、海岸公路，濱海工業區、發電廠以外，近十年來，觀光、綠色能源用地也看上海岸，或者近海區域，而這些新型態的開發模式，對於環境的衝擊也不容小覷。
在1990年代初期，濱南工業區與美濃水庫興建案，就反映了台灣的政府與民間，對產業發展方向的不同思維，政府依然仰賴重工業、石化業的發展，來帶動其它產業的動能，但前提，是必須先取得大片土地與水資源，因此引發生存權與族群文化保存的激烈抗爭。
1980至2000年間，環境運動團體與在野黨分進合擊，能量也逐漸擴大，但是當在野黨取得政權之後，也相對吸納與消耗了許多環境運動的能量，各種社會運動也紛紛轉型，環境運動只好重整旗鼓轉型社區紮根。2008年，台灣執政黨再度輪替，環境運動團體對於與政黨結盟也轉趨謹慎，因此召喚公民力量，已成為社會運動的最大公約數。
到了2010年代，不斷擴張的石化工業，雖然對於環境的衝擊是越來越大，但是，執政者仍然將石化業列入國家重要發展項目，因此，全力支持國光石化公司在彰化海岸設廠，公民團體歷經三年的努力，終於取得環境選擇權，公民意識與力量，也在國光石化投資案充分展現，成為環境運動史上傲人的成就。
2016年，台灣執政黨又再次更迭，而環境轉型正義是否能夠落實？
30幾年來，台灣公民以無畏的勇氣，進行各種環境自力救濟與抗爭行動，讓瀕臨崩毀的環境有逐漸回復的可能，但目前仍然有許多的關口，等待我們去突破，我們是否願意在經濟疲弱的時候，依然以環境為優先，是否願意降低能源需求來減少環境的負擔，也是否永遠真誠實踐環境永續的理想，這是在前進之後的未竟之戰。
※ 本文轉載自 公視 我們的島【民主練習曲-前進】
08/23（三） 22：00首播
08/26（六） 11：00重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