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腦癱家庭討公道 讓中國農村遠離污染 陳立雯走上「垃圾路」 |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資訊中心

為腦癱家庭討公道 讓中國農村遠離污染 陳立雯走上「垃圾路」

2018中國綠色人物交流系列報導

2018年05月11日
文:陳怡樺(環境資訊中心特約記者)

4月下旬,走訪台灣「廢棄物」主題之行的中國環保工作者,進入台南市區,從力行減塑的正興街區回到大學路18巷底民宿。一行人難掩疲憊,拖著行李爬上磨石子樓梯,來自北京環保團體《自然大學》的陳立雯是其中一員。房間吹進夜涼,談著與垃圾分類奮鬥的一路點滴,陳立雯依然抖擻,目光炯炯。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邀請中國農村非分類基金發起人陳立雯來台,與投身廢棄物議題的台灣民間團體交流。攝影:陳宣竹。

在網站搜尋欄鍵入「陳立雯」,跑出來的是「『海歸女碩士』下鄉做垃圾分類」,來自華北平原河北滄州農村、八零後的陳立雯如何走上與垃圾互依互存的路呢?「每個人的成長都經歷一些潛移默化,自己都說不明白的機遇。」陳立雯對農村有很深的眷念,1980年代初農村的自然、純樸帶給她很深的影響,看著農村的垃圾問題日益嚴重卻無解,她心有不甘。

「當時我深深被感動了,其實已經忘了是哪句話,但還得當時激動的感覺。」回想起2006年某天,無意間在電視上看到《北京地球村環境文化中心》創辦人廖曉義分享自己的公益環保之路,那時還是研究生的陳立雯開始對「NPO」、「NGO」、以及各類環境議題感興趣,上網查了許多資料。同年,她加入《北京地球村》成為志工。兩年的志工參與,讓陳立雯認識越來越多環境議題,正在猶豫要不要進入組織工作時,碰巧在一場以「垃圾」為題的講座,看到美國攝影師Chris Jordan鏡頭下肚子裡滿是塑膠垃圾的信天翁。自此,剛從學校畢業懷著滿腔熱血的陳立雯,正式展開了她的環保之路。那年,自天津師範大學外語研究所畢業的陳立雯也成了「唯二」沒進學校教書的畢業生。

剛開始,陳立雯工作的主軸是食品安全和氣候變遷,負責收集資料、研究、翻譯等工作,時間一久,「這樣的工作型態是我期待的嗎?」不時從心裡浮出來問自己。社區垃圾分類是《北京地球村》最早開始的議題,這裡也是陳立雯參與垃圾議題的起點,同時也結識了當時任職光明日報、而後創辦了《達爾問自然求知社》的馮永鋒。2009年,陳立雯加入剛完成註冊的《達爾問》。參與之初,她的心力花在組織公眾活動,議題多元從認識植物、觀察河流、探訪掩埋場焚化爐等線下活動。

當時的北京不停地向外擴張、人口不斷成長,生活垃圾也隨之增加,周遭的垃圾焚燒及掩埋處理問題,引發多起抗議事件。陳立雯也將所有精力都投注在「垃圾分類」,甚至開始投入維權行動。

一路走來,到焚化爐周邊的村子進行調研,陳立雯眼睜睜看著垃圾污染發生,看見許多政府解決不了的污染問題,看到更多無能為力的細節。「垃圾的填埋焚燒點都設在相對弱勢的地方,這群人的抗爭也更加困難。」這些微弱的吶喊成了陳立雯更堅定向前的動力。

讓陳立雯忘不了的是2011年遇到的第一個案例,為了一出生就腦癱的孩子,父親和垃圾焚燒場打官司,走進這戶人家,整個家庭沒有一點笑聲,只有滿屋子揮之不去的悲傷。那次調研中,遇到孩子半夜癲癇發作,「爺爺悲憤地指著眼前的垃圾焚燒場,再轉頭望向躺在病床上十年的孫子說:『我一點辦法也沒有...』。」那個場景,深深刻刻地烙在陳立雯的心裡抹不去。垃圾產生的危害,大部分的人都看不到,製造垃圾的人也看不到,但深受環境污染之苦卻得不到正義伸張的村民卻日日夜夜與之共處。

陳立雯投入焚化爐的調研活動,參與與陪伴反焚行動。圖片:陳立雯提供。

走回農村 實作垃圾分類

隨著組織轉型,陳立雯也從《達爾問》轉到《自然大學》工作,除了倡議之外,也走入遭受污染的社區,由於工作夥伴增加,調研範圍也從北京走向全國各鄉各村,和社區、村民走在一起。陳立雯和夥伴一起調查了北京的垃圾分類執行情況進行調查、追蹤了中國的廢品回收體系、走訪了全中國超過30個垃圾焚燒場的現況,看到末端垃圾混和處理造成嚴重污染,但扭轉的政策遲遲沒有出現。她深信,垃圾源頭減量、垃圾分類才是唯一的解決途徑。

終於在2018年1月,出現了轉折性的政策,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發佈《關於加快推進部分重點城市生活垃圾分類工作通知》,針對北京、天津、上海等46個城市重點城市優先實施生活垃圾分類。作為「垃圾生產大國」的中國,終於在垃圾分類行動上向前邁開一步。

2018年3月,中國政府頒布一項與垃圾相關的政策。為加快推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農村人居環境水平,《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出現,其中一項是建立符合農村多樣生活垃圾的收運處置體系。採訪結束當天,正好遇上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以「垃圾又進村」為題的紀錄報導,央視記者指出,農村遭垃圾圍村的現象已經屢見不鮮,特別在省會城市周邊的郊區縣,農村垃圾的處置成了一個盲區。根據中國住建部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城市垃圾每年清運量1.79億噸,農村垃圾每年產生量1.5億噸左右,城市垃圾處理率超過九成,農村垃圾處理率卻不到五成。

2014年,工作了八年的陳立雯遇到倦怠,決定隔年8月到加拿大讀書,指導教授的研究主題是全球電子廢棄物轉移,她以「追蹤北京的電子廢物回收」作為論文主題。2017年回到中國,在馮永鋒的邀請下,又回到自然大學的團隊。

過去十多年,中國農村的種植方式和生活模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加上近年來中國各層級政府積極推動的美麗鄉村建設、觀光旅遊項目等,生活垃圾越來越多,原本已經不夠應付的垃圾收集處理系統,情況更為嚴峻。每年回河北老家,陳立雯總能見到垃圾隨處傾倒或露天燃燒的情況。

一直有返鄉情節的陳立雯想,做農村的議題,不一定非得去種地,畢竟她擅長的是環保倡議。「不管農村,還是城市,我從來沒有實際操作過。」於是,她捲起袖子,帶著自己規劃的分類系統,進村開始垃圾分類的現場工作,河北省淶水縣南峪村是第一個試點,也是在網路上最廣為人知的一個。走進幾個村子實際操作後,「垃圾分類的監管,實際管的是人。」陳立雯發現,最困難的不是改變村民的行為習慣,而是讓垃圾分類成為公共事務、納入常規管理的事。

談到未來的計畫,由於中國農村的樣貌很多元,陳立雯希望能在一年做出十幾個試點,如此可從中看出差異,也發覺其中不同的困難,有助於規模化推展,與不同層次的管理層級合作。

拿著垃圾分類的說明,陳立雯走入鄉村,手把手教民眾進行垃圾分類。圖片:陳立雯提供。

談起與父母的互動,陳立雯的語氣裡有身為長女的獨立。「老實說,我的爸媽一直不太清楚我在做什麼工作,我爸一直覺得我會去教書,後來才發現我沒去教書。」陳立雯說,比起很多朋友的父母,我的爸媽算是開明的,即使沒有按照他們的期待當老師,對於我的決定,他們也沒有阻攔。

到了自然大學後,多了許多到污染區維權、抗爭的工作,當時陳立雯的父母依然不曉得女兒的具體工作內容,只知道她每天都很忙,直到某次爸爸到北京玩,「那天,我實在沒時間帶他去玩,只好把他帶到辦公室。」碰巧一群維權的夥伴來拜訪,他終於知道我在忙什麼,也開始擔心了。現在進到農村工作,「爸媽其實不太願意,總問我:『妳在城市生活那麼多年,又跑回農村做什麼?』」陳立雯明白,爸媽不希望她太辛苦,也心疼她。「不是賺多少錢就會開心,一旦走上這條路,會想繼續待著走著,和夥伴們一起。」是陳立雯的心底話。

1989年,四個從荷蘭飄洋過海的外星寶寶,陪著台灣展開第一波的資源回收推廣行動,讓八零後的世代認識了紙類、金屬類、塑膠類、玻璃類四大分類,儘管因為種種原因提早退休,卻養成一個世代的分類習慣。將近三十個年頭,「少女的祈禱╱給愛麗絲」的旋律和垃圾分類早已滲入每個台灣人的倒垃圾時光。深夜,步出靜謐的十八巷,「希望在我六十歲退休那年,能看到一些改變就夠了。」剛回到北京的陳立雯,又在急急忙忙趕往下一個村子的路上。眼前這件看似小事的舉手之勞,實實在在是關乎未來一整個世代的大事。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