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環保圈裡，民間環保組織「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這幾年的發展有些與眾不同。 有人戲稱它已經成為一家領先的科技公司。
「確實，過去這幾年，我的同事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工程師。 環境和氣候大數據的採集與應用，需要強有力的技術團隊才能實現。 」IPE主任馬軍說。
馬軍向中外對話展示了他的機構所開發的手機APP「蔚藍地圖」。 打開它的「雙碳」介面，中國各省、市根據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不同，在地圖上呈現不同顏色。 哪些地區碳排較高，一目了然。
隨著應對氣候變遷在中國成為顯學，像IPE這樣的中國民間環保組織也紛紛參與到氣候治理中。 這些民間組織曾經在中國霧霾治理中大顯身手，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當戰場轉換到看不見的溫室氣體排放，它們發現以往的工作模式已經無法有效回應氣候變遷問題。 相比曝光和監督看得見的空氣污染，推動降碳需要這些民間組織尋找到新的「抓手」（方法、途徑），並更系統性地參與企業和經濟的轉型。
霧霾退場，「雙碳」升溫
在2020年之前的將近十年間，推動空氣污染治理一度是很多像IPE這樣的中國民間環保組織的工作重心。
2011年冬天，美國駐華使館的空氣監測設備顯示造成霧霾的主要污染物PM2.5濃度一度達到驚人的522微克/立方公尺，並標註為「有害的」（hazardous）。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政府的官方數據顯示北京的空氣品質僅僅是「輕度污染」，這引發民眾質疑，並啟動了未來多年圍繞霧霾治理的輿論浪潮。 民間環保組織在北京、上海、武漢、廣州等多個城市發起了「我為祖國測空氣」活動，呼籲政府公佈PM2.5數據，並將PM2.5納入國家空氣品質標準。 不少市民開始自己購買儀器監測空氣品質。
這場由空氣污染點燃的民間環保運動，導致了可能是中國史上最快的國家政策頒布——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修訂的《環境空氣品質標準》採用了世界衛生組織標準，將PM2.5納入空氣品質監測指標，各地的環保部門都做出了建立監測點等相應的舉措。 標準頒布後的次年，國務院印發《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2013），對PM2.5濃度下降提出了具體目標。
在這段空氣污染治理「風起雲湧」的時期，IPE所開發的「污染地圖」（「蔚藍地圖」的前身）APP提供了一個可以查看338個城市的空氣品質、河流水質、污染源等資訊的平臺，公眾可以即時查詢工廠的廢氣、廢水排放數據和上傳自己拍攝的污染水體圖片，並以此為依據向當地環保部門舉報。 這款軟體通過中央電視台記者柴靜製作，引起轟動的空氣污染紀錄片《穹頂之下》的傳播而迅速「躥紅」，引發全民下載熱潮，其伺服器甚至一度癱瘓。
在公眾壓力和強力政策驅動下，中國在2013年設定的階段性空氣污染治理目標，在2017年全部得以實現。 2018年，中國頒布新的3年行動計劃，繼續治理霧霾。 2021年，北京PM2.5年均濃度降至33微克/立方公尺，首次低於35微克/立方公尺的國家標準，與2013年相比下降了63.1%。 全國平均PM2.5水準也從2013的72微克/立方公尺下降到了2021年的30微克/立方公尺。 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在今年9月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中國的空氣品質已經發生歷史巨變，中國成為全球大氣品質改善速度最快的國家。
隨著霧霾問題的逐步解決，中國面臨的主要環境議題也在悄然轉換。 治理空氣污染的顯著成就和隨之而來的能源、工業結構調整讓中國領導層看到了用環境議題引領經濟轉型的潛力和提升中國國際環境領導力的機會。 2014年末，在習近平主席和歐巴馬總統的聯合聲明中，中國首次提出將在2030年左右實現碳排放達峰，為2015年《巴黎協定》的達成鋪平了道路。 2020年9月，習近平在聯合國大會上進一步宣布中國將在2030年之前使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並力爭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雙碳」目標）。 專家指出，「雙碳」目標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實現能源環境與社會經濟系統性變革的引領性指標。 一時間，「碳中和」成為民間熱議、企業追逐、政策頻出的熱門議題。
看不見的敵人
從空氣污染到氣候變遷，顯性的問題越來越少，而深層次的監管、產業結構問題對民間環保組織的專業性提出了更高要求，過去的經驗正在接受新形勢的考驗。
「當年『我為祖國測空氣』後，中國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監測網路，實時發佈PM2.5和臭氧這些主要污染物的資訊，並在全球首次大規模即時發佈企業在線監測數據。 我們開發「蔚藍地圖」也是希望視覺化去呈現企業排放的這些數據，通過社會監督推動環境法規得到執行」馬軍說。
「蔚藍地圖」的「微舉報」模式，讓公眾的環保訴求直達地方環保部門，從而督促環保部門出面要求排污企業進行整改。 在那幾年，像IPE一樣通過曝光污染促進治理的民間組織，還有草根環保組織「綠行太行」。 這家只有四名全職員工的民間組織，一度被河北的鋼鐵企業視為「麻煩製造者」。 在早期實地調研過程中，綠行太行與企業產生了不少的正面衝突。 負責人李飛曾經曝光了當地鋼鐵企業上百個煙囪濃煙滾滾的壯觀景象。
「早期的舉報成效不是很理想，但隨著政府頒布鋼鐵行業污染治理措施，我們曝光了企業生產過程中管理不善導致的大氣污染問題，終於得到了河北省、市級政府部門和企業的積極回應，企業以書面正式回應的方式給出了問題整改的具體情況，並邀請我進廠參觀座談。」 李飛說。
然而隨著中國城市的天空在近幾年迅速變藍，「降碳」成為新的重點，民間環保組織難以依賴針對霧霾所形成的監督策略。
「如果一家企業的主要空氣污染物二氧化硫超標了，我是能看到的，因為有監測。 但是二氧化碳的在線監測還沒有建立起來，當下你是不知道它排了多少的。 」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的總幹事劉金梅說：「雙碳目標對於NGO很大的挑戰性在於我們更難『看到』問題了。 」
誕生於1993年的自然之友，是中國成立最早也最有影響力的民間環保組織之一。 過去10年來，自然之友通過法律手段起訴多家污染企業，迫使對方治理污染。
「從NGO的角度，過往主要做的是末端監督，也就是對於企業排污是否達標的監督。」 自然之友總幹事劉金梅說。 「但是到了氣候變遷這件事情上，單從末端發揮監督作用，已經無法回應新的問題了。」
尋找突破口
對IPE來說，「新的問題」就是如何收集碳排放資訊並讓其發揮作用，促進氣候治理。 「蔚藍地圖」就像一個民間的公共環境資料庫，這些環境數據來自5000個數據源，主要採集自生態環境、水利、海洋、安全生產監督、氣象等部門官方平台和企業資訊披露平台。 目前，資料庫跟進的企業已逾1200萬家，監控的各類環境、企業數據達60多項。
在《巴黎協定》和《格拉斯哥氣候協定》等多邊氣候框架的基礎上，越來越多的企業公開做出氣候和環境承諾。 據聯合國統計， 全球已有270家公司（總市值超過3.6萬億美元）簽署了「1.5°C企業目標」的承諾。 IPE也適時推出了「企業氣候行動」指數，引導和激勵中國企業主動核算、披露碳排放資訊和設定減排目標。
「如果企業既設定了目標又有資訊披露，公眾就可以監督它到底有沒有達成目標，距離達成目標有多遠。 我們的指數也在評價企業的減排行動在行業內處於什麼樣的水準，是出類拔萃還是遠遠落後。 」馬軍說：「這些指數的評價和排名會有相當的力量。 此前我們發佈的多個指數和排名，得到了地方政府和大型企業的關注，其中綠色供應鏈指數已經推動2萬家供應商企業整改或披露。」
今年10月，IPE與環保組織「綠色江南」合作，對中國30家鋼鐵行業上市公司公開披露的資訊和數據進行收集分析，從治理機制、測算披露、碳目標設定、碳目標績效等維度，結合無人機航拍調查，對企業的環境表現和氣候行動進行了打分和排名。 部分上市鋼企已經主動開展環境資訊披露並公佈整改措施。
儘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企業端的碳排放數據獲取卻一直是個難題。 中國對於企業的碳排放資訊披露制度剛剛起步，大部分碳排放資訊為企業自願披露，只有在碳市場進行交易的企業被要求強制披露碳排放數據，而碳市場覆蓋的範圍僅局限於電力企業，大量具有相當排放量的企業碳數據無法獲得。 即使是在碳市場內，企業的資訊披露也不完全。 據IPE的一份最新報告顯示，中國碳市場第一個履約週期的2162家企業中，有347家沒有完成披露。
李飛在申請河北省鋼鐵行業的產能有關資訊公開時，也遇到了阻力。
「本來這個資訊是可以主動公開的，但是我們在河北申請資訊公開的時候，收到的都是不予公開的答覆。 河北作為中國鋼鐵產能第一大省，可能會涉及到一些影響地方穩定的因素，所以不公開。 」
「我們這一年基本上就是在碰壁的過程中，」劉金梅也坦誠，「我們申請披露的涉及企業節能審查和能耗的資訊，基本上都被以商業秘密為理由駁回了。 資訊不披露出來，就很難看到企業在執行層面是怎麼做的。」
轉變的模式
除了資訊和數據獲取的障礙，氣候領域的工作對民間組織的整套思維模式都提出了新的課題。
「（雙碳目標）需要我們從過去點狀的思考問題，轉變為理解整個系統性的問題，甚至理解行業性的問題，才有可能找到突破點，這對於民間組織來說是非常大的挑戰。」 劉金梅說。
對綠行太行的李飛來說，這意味著從單純盯著企業的排污，變成監督甚至幫助企業實現低碳轉型。「以前基本上這個（污染）問題曝光出來就能解決，但現在不是這樣了，你需要去有更多的技巧與企業和政府達成更多共識，讓他們去更好的去落實這些政策，而不只是發現問題。」李飛說。
李飛所在的河北省是中國的鋼鐵大省，鋼鐵產量已經連續20年位居全國第一，而鋼鐵行業是中國僅次於電力行業的第二大工業碳排放源。有長年做環境調查和污染防治積累下來的經驗，加上對本地高污染高耗能企業的分佈瞭若指掌，李飛很快就找到了新的工作切入點。
他發現，儘管2012年起，國家跟地方就陸續頒布了各種壓減產能的政策，但是河北省的鋼鐵行業經過10年的產能壓減，鋼鐵產量反而變得越來越高了。
「削減了1.2億噸的產能，卻漲了8000多萬的產量，這是不合理的。」 李飛說。「我們就開始研究去產能的過程中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綠行太行一邊梳理政府部門已公佈的產能置換數據，一邊繼續申請公開當地鋼鐵行業關停高爐、轉爐設備的資訊，同時還利用本地優勢，通過現場調查來掌握企業生產狀況和環境治理狀況，最終形成了一份河北省邯鄲市鋼鐵行業壓減產能工作進展的觀察報告，遞交到了工業與資訊化部、國家發改委和河北省人民政府。
很快，兩家河北鋼鐵企業作出了積極回應，對高爐進行了拆除，並且說明瞭產能退出的情況和進展。
在溝通過程中，李飛發現，在「雙碳」目標大背景下，企業和地方政府都有意願在減污降碳上做出努力，但要藉助外界的力量來克服困難。「我們會持續地把我們的觀察回饋給他們，分享他們行業低碳轉型的實踐和最新的政策動態，這是增進共識和展開行動的基礎」李飛說。
在自然之友，原先針對污染企業進行的公益訴訟，在面對更複雜的氣候類案件時也遇到了困難。 它針對國網寧夏電力公司棄風棄光的訴訟經歷了6年時間，至今還沒獲得結果。 按照中國《可再生能源法》，電力企業應全額收購其電網覆蓋範圍內的新能源發電量，但寧夏電力在2015年起的一年半時間內，棄風棄光總電量達到33.6億度，「浪費」了大量清潔能源。
與污染類案件的停止侵害和賠償訴求相比，棄風棄光問題涉及發電、輸電、配電、供電、用電，這是一個相當長且複雜的產業鏈，通過打官司要求電力企業增加再生能源難以奏效。 劉金梅指出：「中國目前環境公益訴訟的思路還是從侵權出發，要求要有損害結果或者是有重大的危險，這其實並不適應於氣候訴訟。 」
逆風
中國民間組織是否能有效參與「雙碳」進程，也取決於這一進程本身是否持續受到政府和社會的重視。
「目前全球正面臨著能源供應緊張、市場動蕩、地緣政治緊張加劇等多重挑戰，包括中國在內，各主要經濟體都將能源安全、糧食安全和供應鏈安全作為關注重點，導致2021年碳排放大幅反彈，全球氣候進程正遭遇逆風。」馬軍表示。
受全球市場波動和新冠疫情（COVID-19）的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速也出現了放緩跡象。「雙碳」目標帶來的有利於民間組織參與的趨勢是否能夠繼續，前景並不明朗。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晉軍博士多年研究環境社會學和轉型社會學，對中國民間環保組織的成長和變化有深入觀察。
晉軍說：「參與到氣候變遷和其它環境保護議題當中的民間環保組織，它們面臨的首要問題是，要解釋自己的工作對於國家的目標非常重要。 」
晉軍認為，中國民間環保組織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合法性問題。 近些年，這個挑戰隨著中國政府對環境保護的重視和「雙碳」目標對全社會的帶動作用，已經逐步有所緩解。 但在當前經濟因素和國際局勢的「逆風」疊加之下，民間環保組織可能面對更大的工作阻力，因為政府可能會更傾向於保持經濟穩定和維護能源安全。
儘管面臨全球環境氣候治理失焦的「寒冬」，但IPE的馬軍認為中國的雙碳目標，依舊給民間環保組織提供了一個通過參與氣候行動來推動能源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機會。
「實現雙碳目標是一個近40年的進程，這個過程需要政府、企業、公眾等社會各界更深度地去參與。 民間環保組織可以借鑒前期在污染防治上的成功經驗，通過降碳和減污協同增效，帶動環境品質進一步改善，實現綠色低碳發展，這是我們未來的期待。 」馬軍說。
※ 本文轉載自中外對話〈從霧霾到「雙碳」，中國民間環保組織尋求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