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來說，將推動經濟從以製造為主的傳統經濟模式向以創新為主的知識經濟轉型，進而增強政府透明度和推進法治進程。」
中國已經到了制定氣候變化政策的關鍵時刻。何鋼和江家駟說，為抗擊全球變暖而採取一個全新和公平的政策將是中國對世界的貢獻。
氣候變化是工業革命以後，由於人類大量使用化石能源、進行「竭澤而漁」式的經濟開發造成的惡果。這表明西方現行的經濟模式是不可持續的。中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要發揮領導力，就要尋求人類發展模式的轉變。「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是中國傳統文化精髓之一，這一思想應用到氣候變化問題上就是要尋求人與自然和諧的新的發展模式，這也將是中國對於世界文明的重要貢獻。
中國應對氣候變化應堅持「平等」原則為主。21世紀不是美國的世紀，21世紀也不是中國的世紀，21世紀是世界平等共存的世紀。氣候變化威脅到了人類的共存，中國不能脫離世界而存在，中國需要和平發展的世界，世界也離不開中國而存在，世界需要可持續發展的中國。因此，面對氣候變化的挑戰，中國和世界需要平等的對話和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平等」原則是核心。
現在，中國的氣候變化政策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來自國內外的雙向壓力，都要求中國對氣候變化做出積極反應採取實質行動。中國的全球領導力，也要體現在對「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有力踐行中。面對來自國內外的壓力，中國在氣候變化政策上，是繼續被動應付「被發達國家牽著鼻子走」，還是掌握主動「戰略應對沖出重圍」？筆者在此抛磚引玉，希望引起大家的討論和爭辯。
多種機制啟動程式
聯合國前副秘書長莫里斯•斯特朗先生為巴厘會議撰文指出，巴厘會議將是啟動後京都「程式」的重要安排。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將進入「程式化」的時代，啟動程式意味著中國需要繼續堅持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協議》以及《京都議定書》的雙軌運轉，同時應積極主動尋求其他多邊或者雙邊機制，作為「雙軌」的補充，甚至可能成為推動雙軌正常運轉的重要動力。而多種機制的內核，仍然是對平等原則的堅持和實踐。
• D6多邊機制。D6與G8對應，意指六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即中國、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和印尼。雖然目前G8＋5八國集團同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已經在氣候變化議題上開展了相關的對話與合作，但發展中國家需要在D6的平台上更多的溝通和合作，才能在與發達國家的談判中取得更有利的地位。
• 中印對話。世界能源署預測2007年中印兩國的排放總量占到了世界排放上升總量的1/3。因此，中印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合作與協調，將是氣候變化談判和氣候合作中至為重要的利益相關方。
• 中歐、中美、中澳等雙邊機制。中歐氣候變化夥伴關係將加強雙方在氣候變化和能源領域的對話與合作，促進可持續發展。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國，至今未簽署《京都議定書》，不過最近美國國內針對氣候變化問題也發生了積極的變化；澳大利亞剛剛同意簽署《京都議定書》。通過中美氣候變化夥伴計畫，中澳氣候變化夥伴計畫等，中美、中澳的合作將 有新的廣闊前景。
把握主動應對挑戰
從已有的談判進程看，中國政府堅持「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和發展訴求，強調「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同時強調「歷史排放」的問題，以及中國的「生存排放」、 「發展排放」和部分西方國家「奢侈排放」的重要區別。
最近，「出口型排放」責任的分擔也備受關注。雖然這些問題都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需要強調和解決的問題，但是，如果中國政府改變以防守為主的做法，採取積極主動的戰略，就可能打破「減排還受批評」的尷尬局面，為中國贏得更多國際社會的理解、尊重和支持。
筆者以為，積極主動的戰略應該包含兩個層面的內容。首先，把應對氣候變化作為中國尋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機遇。「節能減排」可以幫助中國走「低碳發展道路」， 是實現「又好又快」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機遇。其次，增強應對氣候變化的外交主動性，樹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中國威脅論」以及「價值觀外交」等論調依然不乏市場，中國積極主動應對氣候變化，發揮全球示範作用，以上批評將不攻自破。
在「平等」原則的基礎上，下面從應對氣候變化的減緩、適應、技術和資金四個核心方面分別闡述，旨在提高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主動性、靈活性和戰略性。
減緩必行
減緩是中國目前應對氣候變化最為緊急的對策。國家「十一五」規劃提出一些約束性指標，如到2010年實現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減少10％（不包括溫室氣體），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供應結構中的比重提高到10％。《國家環境保護「十一五」規劃》新增了氣候變化的內容，國務院也通過了「三個方案」和「三個辦法」具體執行節能減排，這都是中國在氣候變化上的行動和貢獻。
而如何變政治壓力為有效機制具體執行仍需解決。中國有必要考慮長期的減排安排，並在如何減緩等戰略問題上提出合適的建議，如歐盟提出到2020年在京都議定書規定1990年基礎上減少20％，歐洲各國分別制定自己的定量減排目標，定量減排是減緩能得以有效約束的重要方法。
中國應適時提出減緩安排，如是否表明人均排放到某一標準後制定定量排放減少比例或限額等等。這將增加中國決策的透明度和預期性，將是中國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重要舉措，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仍然是需要堅持的原則。
適應並重
中國是農業大國，氣候變化對農業的影響較大；而中國面積廣大的貧困地區、生態脆弱地區，受到氣候變化的挑戰尤其大。中國GDP增長的38％依靠出口，研究表明，出口產生的排放占中國排放總量的23％。總之，氣候變化對中國影響巨大，而且，中國為環境保護而設置的目標，如「十一五」實現森林覆蓋率達到20％等，可能因氣候變化而不易達到，中國應適應這些影響。
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大的是非洲一些相對貧困國家、最不發達國家以及一些小島國家，中國在全球尋找資源的同時，如果能把對氣候變化的適應和當地的可持續發展、資源開發、經濟開發結合起來，既是平等合作共贏關係良性發展的需要，也是中國大國責任的體現。
技術需求
無論對於減緩還是適應，技術是最基本的保障。中國現階段，化工、鋼鐵、水泥、建材等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行業，以及能源效率和節能技術、可再生能源技術、氫能和燃料電池技術、清潔煤炭技術、碳收集和埋存技術是環境友好技術需要重點突破的行業和領域。歸結到節能減排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上，技術不是最終的 解決方案，但是最重要的解決途徑。
在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技術需求當中，有技術擴散、技術轉讓、技術到位、技術開發、技術聯合開發、技術合作等不同的方法，應該根據不同的技術具體的特點和需求，重視它們在各個行業和領域以及在不同技術開發階段的綜合應用。
從技術可獲得性來看，很多技術在發達國家相對成熟。雖然一直存在知識產權、貿易壁壘等問題，但在技術合作和開發上，也有一些國際機制的安排和雙邊計畫的協助，但中國對於自己的技術需求尚不明確，對各類最急需的技術缺乏清晰的認識。此外，要考慮適用性和經濟性，最先進的技術不一定對中國最適合。因此，歸口行業和領域的技術清單，以及尋求共贏的技術合作機制是技術需求的關鍵字。
資金保障
2007年10月，國務院批准成立中國清潔發展機制基金。截至2007年10月底，發改委已批准了885個CDM項目。這些專案如果都能成功註冊，根據合同轉讓的減排量總計約為15億噸二氧化碳當量，轉讓收益總計約150億美元，其中國家提取用於基金的金額將超過30億美元。對於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需求來說，30億美元只是個小數字，卻是一個很重要的起點——因為這是第一筆專門用於應對氣候變化的資金。
氣候變化的資金保障應爭取得到國家預算資金和專項資金的支持，其中氣候變化的科學研究、技術開發、管理和創新，以及與氣候變化相關的減緩和適應需求等應該納入國家預算。對於需要重點突破和緊急解決的問題，應該給予專項資金的支援。
從國際看，應該堅持多邊基金和雙邊基金的結合。在文中第一部分已經談到多邊機制和雙邊機制對於啟動程式、尋求多解的重要性，而在資金上，多邊基金和雙邊基金 同樣重要，多邊基金影響力較大，但管理協調較為困難；而雙邊基金相對較好操作，但可能投入不足，作用有限。斯特朗先生最近提出聯合國應提供一萬億美元的資金用於應對氣候變化。
切實行動建立示範
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上的領導力必須通過行動來體現。中國到底應該做什麼和怎麼做？筆者提出「中國特色、世界影響」的行動計畫——通過建立典型案例、加入世界的網路和示範，進而推動全球性的廣泛行動。
中國可以加入全球50個零排放社區的示範。在零排放社區中全部使用清潔可再生能源，但尋求不同自然基礎、經濟水準、文化形式乃至宗教信仰條件下，融合資源節約、迴圈經濟、建築節能、規劃設計等手段，為應對氣候變化進行探索示範。加入全球對於社區可持續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的網路，是中國與世界增強瞭解，聯合行動的重要基地，同時也是中國為世界貢獻自身智慧的平臺。
再如，中國應當重視自然保護領導力和社區領導力的培養，對基層要進行培養和訓練，是所有目標和計畫得以執行的關鍵，也使得應對氣候變化、尋求持續發展的全球觀和領導力在基層生根，從而構成平等共存的動力基礎。
危機還是轉機？
氣候變化對於人類社會是一場空前的危機，但因為認識到危機的存在而催生的改變恰好是人類偉大轉折的開始：應對氣候變化，促進清潔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鼓勵新技術的研究與開發，使人類走向更為可持續的生產和發展模式。對中國來說，將推動經濟從以製造為主的傳統經濟模式向以創新為主的知識經濟轉型，進而增強政府透明度和推進法治進程。
氣候變化已是區域和全球的「安全」問題，中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要始終堅持「平等」原則，參與全球平等對話和聯合行動，主動承擔應有責任，發揮全球領導力，從長遠來看，這也將有利於中國化氣候危機為氣候機遇，真正走向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成為一個受世人尊重的大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