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當頭 催生資訊暢通 | 環境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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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當頭 催生資訊暢通

2008年05月22日
作者:賈鶴鵬(科學與發展網絡中國區域協調員)

因四川震災受到傷害的民眾。圖片來源:中外對話四川汶川爆發的8.0級大地震摧毀了數百萬間房屋,已經奪去了4萬多條性命。與此同時,資訊的流通也大為提高。電視台開設了24小時的抗震救災直播報道,各種媒體紛紛刊登多個版面的地震專刊,這一切發生在《政府資訊公開條例》生效12天之後,它們被學者和國際媒體廣泛贊譽為中國在資訊開放方面取得了重大進步。

然而,如果要讓這一條例長效地發揮作用,促進資訊的開放流通(不論這樣的流通是否可以被界定為「透明化」),還需要採取更多的措施,付出更大努力。這不僅僅要求政府方面採取行動,也需要資訊流通過程中涉及的方方面面都得到改善。

這樣的措施之一就是我們需要報導各種資訊,而不僅僅是那些能讓資訊的生產者——通常,政府部門是資訊的主要來源——獲益的內容。

在汶川大地震中,距離地震發生的下午2:28分不到半個小時,來自中國地震局確認地震的消息就出現在各大新聞網站上。此后,各大網站不間斷地實時更新它們的內容。隨即,我們在第一批救援者的行列中就看到了記者們的身影。他們報道著坍塌的房屋、被摧毀的村莊、夷為平地的工廠以及讓地震扭曲的道路。包括國際媒體在內的記者們深入災區的各個角落,他們的行動幾乎沒有受到限制。

我們當然要贊許這種自由,也稱道政府對自然災害採取的迅速應對措施。資訊的自由流通和媒體的廣泛報道為政府樹立了積極正面的形象。

但是除此之外,還有更多內容需要報道,也有諸多教訓值得我們反思,其中就包括那些有可能是人為的過失。它們可能包括震區校舍建設質量的低劣,以及岷江沿岸修建的諸多大壩可能加劇地震造成的山體滑坡。

我們現在不知道岷江沿岸的數百座水庫是否直接導致了震中山體滑坡頻發,盡管震前已經有專家指出,水庫延緩了水流,加劇了山體浸泡,而在那些山上修建著多座縣城和眾多房屋。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都需要對這些問題進行透徹的研究和調查,也需要對這些問題進行大範圍的討論,這都需要暢通的資訊。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在地震報道中媒體零星提及水壩可能會對地震破壞造成一定影響,但是現在並沒有對此的深度探究。這不僅僅是因為缺乏可靠資訊,也是因為在目前這個階段,在救援工作者和媒體中已經達成一種共識,那就是救人第一,現在不是責備失職者的時候。

在某種程度上,這體現了當資訊可以自由流通的時候,它並不一定會導致人們去「制造麻煩」:大多數資訊生產和流通者都有必要的倫理標準和實用準則。正因為如此,我們沒有必要擔心,如果在震后對那些人為過失進行開放的調查,並讓公眾廣泛參與,這會引發混亂。在一個健全的社會,公眾通過各種媒體對他們了解到的政府失職的批評會導向建設性的解決方案,這種方案通常會基於對風險和收益的謹慎權衡之上。

更多制度化建設

除了要容忍可能的批評性報道外,我們還需要進行很多制度性的工作,來確保資訊的自由流通。

資訊的開放政策並不僅僅意味著單方面提供更多資訊,以及在災難中不限制新聞記者們的行動。不僅如此,它還意味著一種制度化的努力來促進媒體和公眾合理的質詢。這包括但是不限於為媒體記者提供可靠和權威的專家,積極應對和耐心闡釋那些有爭議的資訊,還有培訓官員和科學家與媒體打交道的能力。記者們經常要求迅速和簡單的解釋,而不是一整套理論。

在2003年的非典危機後,政府各個部門和主要的事業單位都建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這顯著提高了政府部門產生的資訊數量,但是有時候記者們發現這一制度反而讓他們更難獲取他們需要的資訊,因為他們找到的專家們會簡單地把他們打發給新聞發言人,而新聞發言人們經常並不回應記者們的採訪申請,或者不能及時回應。

新聞發言人並非萬能,他們不能處理各種類型的資訊,這也是人之常情。問題是他們應該成為一個溝通記者和他們各自所在部門的科學家與官員們的橋梁,而不是阻礙敏感和艱澀資訊的流通。非常重要的是,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媒體以及它們所代表的公眾並不僅僅是來自政府的大量資訊的接受者,他們也是促進關鍵資訊生產和流通的主要因素,而這些資訊往往事關公眾利益。

當然,開放的資訊流通並不僅僅需要政府和事業單位的努力,包括傳統出版物和新聞網站在內的媒體也要發揮作用,確保精確資訊的流通。

很多人都不會忘記,5月12日地震後不久,一條出現在互聯網上的資訊幾乎引起北京人的恐慌,這條據說是來自人民網的資訊說在當天晚上10點到12點,北京可能發生2-6級地震。權威的中國地震台網中心很快就否定了這條傳言,地震學家后來解釋。這樣的預測不可能來自地震學家,因為專家們把5級以下的地震界定為小震而5級以上的地震界定為大震。專業的地震學家不會並列提及這兩種完全不同的地震。

我們現在不能確定這條傳言是故意編造還是曲解了科學結論,但是我們知道健全的和負責任的媒體工作者—特別是網站編輯們—在刊登這類關鍵資訊之前,需要與權威部門反復核實。如果當時編輯們這麼做了,這種令人迷惑和震驚的資訊也就不會輕易出現。

毫無疑問我們的媒體專業化水平需要提高,但是同樣正確的是,如果沒有官員們積極的努力來處理敏感資訊,那麼媒體專業化水準也很難在實踐中得到提高。

讓高層領導接受公開批評並非易事,讓涉入資訊流通的專家們善於與記者溝通也不是舉手之勞,而媒體能精確地判斷資訊也相當困難。但是,正如汶川大地震已經證明的,開放的資訊流通能夠帶來這樣的收益,這值得資訊流通過程中的每一個人為之努力奮鬥。

◎本文轉載自「中外對話」網站,原發表日期2008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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