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議定書在今年生效，整個台灣社會似乎一夜之間，都要政府拿出對策，劍及履及，但時間一久，開始反向聲音出來，又認為是自己嚇自己，根本沒有必要「隨京都議定書起舞」。這種過猶不及，恐怕都沒有掌握到正確的方向與格局。
全球暖化以及全球氣候變遷異常的問題，使CO2（二氧化碳）成為第一個以國際公約來約束排放總量管制，再以資本主義對付污染的邏輯，「使用者付費」加上「使之變成為市場」，因此什麼樣的「市場機制」便形成了締約國會議角力的主要方向。而當CO2成為新興市場、新興貨幣時，也接櫫了「環境總成本」的嚴肅課題，但問題是，全球的環境惡化問題，並不只是CO2！所以如果單純只想處理CO2「量」的問題，那只是浪費的一個好的契機，也就是整個數社會體質改變的契機。
政府部門是想從清潔生產機制的建立做起企業的環境責任，固然這是個該走的制度，但從整個社會公平正義的角度，一個企業的獲利，利從何來，而這利是否反造成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源由？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用水、用電、土地使用、連外道路、水污、空污、CO2排放、事業廢棄物妥善處理，我們得精算，這些環境外部成本以及租稅減免，是不是由全民的稅收、健康，以及讓一些環境難民犧牲而成就的。所以，政府的獎勵措施與範疇，就應該攤在陽光下，接受社會公平正義的檢驗，並訂定合理且具前瞻性的機制。
在即將來到的全國能源會議，經濟部僅想以節能與提高能源效率作為主軸，這是一個好方向，但也過度簡化了節能的真正意涵。在不訂定CO2回歸基準年總額上限以及減量時間表的情況下，已經讓願意做風險預期的公司無所適從，很多外國駐台經貿辦事處，幾乎都認為外商並不怕訂減量標準，只是那種不確定性，無法做好的風險管理，反而造成投資上的困擾，尤其一些新能源概念產業是具有連動性，牽引的是整體生活的變革，以及一連串的後續效應，如果政府只是想在現狀下「抽一下，動一下」，反而害了產業的未來性與競爭力。
我們必須重新定義「節能」的格局，否則產業界願意承諾的「汰舊換新」，在沒有排放總額上限管制下，沒有「汰舊」只「增新」，新舊併陳，總量上升，所以積極的節能策略，當然必須設計更多的「總量管制」與「減量具體時間表」，而不是以拖代變，甚至是對換新者形成變相懲罰。再以運輸部門CO2排放而言，一方面想抑止小汽車成長，卻又不斷開路，節能的延伸意義，就要交通部不能鄉愿，不能政策面面討好甚至置身事外。
當我們在很多場合聽到經濟部門講，「高層下達經濟成長目標，但CO2排放抑止會導致經濟成長下降，因而失業率增加，所以我們要循序漸進…」，我忽然覺得，台灣政策何其廉價，這樣粗糙簡化的邏輯，如果主宰了國家的能源與經濟政策，這社會會走向什麼樣的方向？台灣需要的是社會公平正義，是健康的經濟體質，以及具前瞻性考期待的良善社會願景，偏離這公共性，全國能源會議，只不過是有錢人玩的遊戲而已。(撰稿日期：2005-05-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