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傳統中國文化來說，世界遺產與生態文明是兩個新概念。雖然說文化可以再生產，文化可以轉向，但是世界遺產與生態文明依然在中國引爆了重大的文化衝擊。美國電影「末代武士」（註1）述說的是文化再生產和文化轉向的痛苦，這種事在中國近代史中斷續發生了多次，痛苦極了。
旅遊世界遺產地，可以是看熱鬧，也可以是看門道。絕大多數的遊客是去看熱鬧的，少數有心看門道的人也因為停留時間短、怕花費大而來去匆匆。對於該地被登錄為世界遺產的自然、文化和景觀意義，最多如浮光掠影，又如蜻蜓點水，有看沒有到，那能心神領會。世界遺產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則把登錄世界遺產做為跳躍式、一飛登天的有效經濟爆發展途徑。管他遺產保護的真意在那裡，只要能帶來眼前利益，官民皆歡即可。孟子不就是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嗎！
以麗江世界文化遺產地為例，美國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 （Center for Sustainable Destinations）2006年6月辦理了全球世界遺產地的專家問卷調查，企圖瞭解他們對當地經營管理現況的看法。這次問卷調查對麗江的批評是很不好的。普遍認為麗江已經因為過度發展、過度重建而失去原真性（authenticity），眼看出現了掛黃牌的危機。
就西方價值觀來看，世界遺產的保護是至高無上的。但是換個情境、換個區域脈絡來看，對被貧窮民眾包圍的世界遺產－一隻大肥羊來說，世界遺產的價值可就不那麼單純了！尤其在講究破四舊、除舊佈新、萬象更新、生生不息等喜新厭舊的文化古國裏，談保護遺產是有些距離。這也說明了翻修後、氣象一新的黃河畔「鸛雀樓」為什麼會是全新的。
《登鸛雀樓》 唐 王之渙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但是社會學家更提出文化再生產理論，解釋麗江登錄世界遺產前後的社經及文化質變。他們認為文化資產是當地原住民的文化資本，也是他們改善生活的依賴，因此禁止發展是不公平的。人類學家也認為研究文化變遷，離不開探討社會和個人、結構與行動之間的關係。在實踐論看來，社會成員的行為固然需要以社會文化的結構為媒介，但是社會已經因人們日常生活的實踐而延續、再生產。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再生產理論強調文化子系統在文化變遷中的「能動」作用，場域內各種力量間互相作用。例如政府行為（權力場或稱政治場必然要內化到文化場內才能對其產生作用）、市場（是旅遊開發背景下影響文化變遷的主要力量，對那些與旅遊直接相關的文化形式有著更為明顯的影響）、民眾（包括當地知識份子在內的民眾是文化的主體）、外來文化（驟然湧入的外來文化對長期形成、較為固定的當地文化帶來極大衝擊，是文化變遷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們共同作用於社會文化事項。
文化通過不斷的「再生產」維持自身的平衡，使社會得以延續。被再生產的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文化體系，而是在既定時空之內各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文化再生產的過程也為系統的進化提供了可能。重要的是，如何在「文化再生產的過程」中不摧毀非再生性的文化資本。
宗曉蓮（2006）在《旅遊開發與文化變遷：以雲南省麗江縣納西族文化為例》書中指出，東巴文化、納西古樂、民間音樂歌舞表演、傳統手工技藝與旅遊紀念品等是四項主要的文化遺產產業。她從「文化再生產理論」分析旅遊開發背景下納西文化的變遷過程，整理出政府、市場、民眾、外來文化就是其中起作用的主要力量。這四種力量共同作用在社會文化的各個層面，影響了納西族文化變遷的趨勢。無可避免的，生活文化（服飾、飲食、起居、語言、節日等）與被開發利用、推向市場的民族文化趨向商品化。正、反面的影響都存在，如何謀求最適的可持續發展途徑是最符合大多數納西人的願望。宗曉蓮指出，擺正政府在旅遊開發中的位置；發揮政府的積極主導作用；處理好民族文化市場的問題；發揮民眾在旅遊開發和民族文化保護中的主動作用；解決好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係等是現代化過程中麗江縣納西族文化的走向。納西族文化正處在「再生產」的路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