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15次締約國大會（COP15）窮富兩陣營原本僵持不下險些破局，經過延會一天的斡旋，19日終以附註的方式通過了《哥本哈根協議》，打出了一記擦邊球。親身與會的清華大學社研所教授王俊秀指出，「國家利益遠大於地球利益」，是這次會議反應的現實。
該協議中明訂各國需努力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將全球升溫控制於攝氏2度內；並且要求已開發國家提供金融援助，協助開發中國家對抗氣候變遷。只是這項並無法律約束力的協議，讓委內瑞拉代表痛批，這是針對聯合國的政變；而歐盟主席也認為不具約束力的協議令人失望。
對於沒有實際減碳目標、沒有詳細說明300億基金該如何募集以及分配的協議結果，著名環保團體綠色和平直接表示，哥本哈根已經成為「氣候兇案現場」。
談判桌上的博弈 小國玩不起？
面對協議內容，台灣環境行動網理事長杜文苓認為，這是可以預見的結果，雖然科學家不斷呼籲，對抗全球暖化必須採取積極手段，但是各國發展況狀不一，加上中國與美國顧著保護自身利益，讓談判過程困難重重。王俊秀也表示，COP15反映出一個結論，「國家利益遠大於地球利益」。
雖然大國之間只顧著彼此角力，將全球危機存亡問題拋到腦後。但哥本哈根會場上許多小國卻有著令人激賞的表現，例如台灣邦交國之一的吐哇魯，領銜小島國家聯盟提出其議定書文稿，要求已開發國家應於2020年的排放量，相較於1990年削減45%以上，且需每五年向秘書處提交低碳發展策略。
吐哇魯被視為全球暖化的首個難民國，明顯感受到氣候變遷下所帶來的災難。經歷八八水災重創的南台灣，其實也是氣候變遷下的受害者，「但是政府對於國土規劃上仍然保持舊的開發思維，沒有考慮到調適的重要性」，杜文苓表示，氣候災民多是弱勢族群，政府不夠重視的情況下，只是把他們推向更艱困的處境。
除了小國力抗大國，會場外環保團體齊聚一堂進行各種抗議和遊說，希望能讓談判中的大國放下利益和歧見，把環境正義擺第一位。王俊秀認為，台灣並非聯合國會員國，反而可以串聯場外NGO，共同組成一個新的UN（United Non-Government），經由這種方式對大國施加壓力。地球公民協會執行長李根政也表示，小國在哥本哈根的積極表現或許指出另一條路，小國與NGO結合，成為一個強大的壓力團體已促使大國有所作為。
產業與能源 台灣的雙重考驗
COP15雖沒有具體減排目標，但是承認了全球暖化的嚴重性，也認為「減排」已是當務之急。杜文苓表示，台灣的排碳量位居全球第14，2008年統計人均排放量是12.2噸，近年來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而目前政府只企圖以碳交易方式減排，但是「沒有總量管制的碳交易」根本是一場空談。杜文苓認為，設定具體減排期程、實行總量管制以及徵收污染者付費的能源稅，才是相對積極的作為。
李根政表示，歐盟目前的共識是，2020年必需減量到比1990年的排放量還少20%，「台灣連回到1990年的標準都很困難了，要照歐盟這樣減排，根本要了台灣的命」。由於台灣並非聯合國會員國，在減排上沒有國際約束力，非聯合國會員國身分正好給了台灣一個彈性，有逐步減排的空間。只是台灣政府被高耗能產業綁架，沒有辦法提出具體政策。
COP15上，產業結構與台灣類似的韓國，提出2020年時相較1990年減量30%的目標，並願意將GDP的2%用於綠色經濟發展策略。同樣也從事面板代工的韓國為什麼能提出這樣強而有力的政策？李根政認為，政治上的獨立性讓韓國作為一個「國家」，明顯感覺到國際間的壓力。台灣在國際政治上的曖昧性，例如：非聯合國會員，並且與中國市場綁在一起，讓台灣政府心存僥倖。「和中國12億人口一平均，台灣的碳排放量根本不算什麼」。
另外「政府只會要求人民節能減碳，卻沒有整體制度，也不曾要求企業」，李根政指出，台北市人均排碳量大約5到6噸，嚴格執行減排政策，頂多讓每人減少2噸排放，但是中科二林園區一年卻是1000多萬噸的排碳量，民眾拼命減排也沒用。政府把節能減碳的問題回歸到一般人民身上，只是企圖模糊問題焦點。
李根政表示，癥結在於政府有沒有決心。台灣發展高耗能產業的同時，必須有相應的電力供應，再生能源的發電量無法供給這些高耗能產業，因此政府提倡核能。但是核能也無法支撐這麼多的電力需求，所以火力發電仍然同時存在。結果就是，高耗能產業一邊排碳，火力發電一邊污染，另外還有核電廠安全和核廢料的疑慮同時存在。
COP15最終是否產出具體結論，對台灣而言並不重要，許多小國在協議尚未出爐前早已提出具體減排策略。可見政府決心才是成效的關鍵，台灣未來若無法思考如何從產業和能源政策同時作出調整，並且配合輔導企業轉型、發展綠色經濟，減排也只是空談。再多的協議或規範，在一個沒有決心和執行力的政府前，只不過是一紙文件罷了。
※ 淨竹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林聖崇談哥本哈根協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