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下午，在《核廢何從──電視公民討論會節目》（註1）錄製最後，一位年屆60的太太羞澀地、小心地提出結束前最後一個提問：「聽完這麼多討論，我是覺得是不是能夠用其他的能源像是太陽能、風力來取代核能電廠，請專家發表意見。」節目主持人這時提醒這位提問公民，還是要請她聚焦在核廢處理的問題上。發言的太太看來有點不好意思，但繼續用她害羞極小聲的音量，仍然在問「排除核能這個選項後的發展是不是比較好」，並不是針對原本最後一題關於核廢料如何處置或對健康的影響的題目設定。
當時坐在學者專家桌的我，第一個反應是：漂亮！公部門一直想迴避、脫鉤的核廢與核能使用問題，碰到參與公民若要還堅守自己的原初關懷（給社會一個最少爭議與擔心的未來），就不容易在一籮筐的資訊與專業知識的「啟蒙」下，變成「專業政治」前的順民；單純的渴望把核能主辦與主管單位的分割又矛盾的視野拉了回來，這就是公民力量的價值！
情緒的另一面，我又也忍不住去聯想，有沒有機會利用我被放在專家學者這個位置，幫這位太太拉抬一下「聲勢」？或許主持人（建議每位電視機前的觀眾想像自己是主持人）、擁核相關部門從這個「離題」太太的發言會暗地這樣想：「果然一般公民的素質還是沒有辦法與專業對話，竟然進行到最後，還可以提出來一個跟節目主題限定的內容不一樣的想法。」果不其然，身兼台電董事的擁核教授就先反映這和原本題目不相關，然後才繼續講述自己的看法。
專業評估分割配合政策分割
因為主持人與在座發言的幾位學者，是第一次接觸這些參與公民討論的公民，所以很自然會以為發言離題了。但如果主持人有機會進一步了解到這位太太（或者說20位參與公民）在錄製前的參與過程，應該很快可以省悟這位太太的「不切題提問」，恰恰才是清楚地點破了核廢選址爭議的關鍵之一：有末端處理困難的能源生產，為什麼要只因為已經出現了收拾爛攤子的急迫性，就不必回答關閉這種生產的可能性？
這些參與公民討論的成員並不是臨時前來的觀眾，這是經由政大、台大、陽明與世新教授組成的審議式民主研究活動宣傳後，從上百位報名者中抽選，他們從全省各地（包括花東與離島）來到台北，並經歷數次全天候的上課與發言，討論與精簡題目內容後的民眾。他們已經聽過台電關於低放核廢最終儲存場必要性的解釋，聽過核能學者關於國內外儲存場現有技術的經驗，聽過選址程序的標準報告，也閱讀了研究團體整理出的近40頁的議題手冊。最後我們看到的「社會現實」是：民眾要求當局給予一個相關聯的癥結讓人滿意的回覆，才好繼續幫忙思考──解決核廢料目前仍找不到適當放置處的技術問題，很教人頭痛；但是解決核廢料產生的主要源頭這個答案，更不能迴避。
在台電的「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選址與公投」宣傳手冊裡，呈現的就是目前核能相關公部門的決策邏輯。其中的科技專業觀與政策性推疊起來的要素包括：就算沒核電還是有其他放射性物質研究運用產生的核廢、核能既已使用核廢處理人人有責、核廢場址妥善處理對人體沒有危害。於是核能與核廢脫鉤，核廢安全與核電廠安全考量脫鉤，核廢的世代正義與現實的不公平性脫鉤。最後就是：國際經驗證明，只要排除不信任，技術已經不是選址問題的困難。
公民提議審議能力應超越行政承諾
當然這兩年來選址上的挫敗，官員們也不是沒有意識到，上述邏輯好像還是說服不了大眾。這一年來幾次碰到原能會的官員，他們都向我表達過，願意邀請我們環保團體對話，甚至是給與平行決策的可能性。無論環保反核團體對這些討論形式的評估為何，目前看來是一個新階段：核廢場址公投與公民審議，可能變成反對者與贊成單位的前哨戰，而不再是過去公權力強制執行與民眾直接行動反對做為第一個戰場。反核團體的現下課題，不是要不要天真的相信官員新的民主決策空間正在形成，而是去教育主事者勇於承認民主決策的前提條件是否成熟。
如果經濟部、台電或原能會以為該單位不再走過去的威權決策，新的辦法簡化為「有邀請民眾參與」，負責與環保團體接觸的公務員很快就會發現：這些對話嘗試，回到機關內會被其他保守勢力包括任務執行上的壓力吞沒；相對的，參與討論的環保團體與民眾，就成為政策民主點綴性的犧牲品。
關鍵就在於：公部門自行設計的討論框架，總是傾向於排除民眾最深度的關懷，與最有挑戰性的資訊，於是在專業評量上來回審視，卻既沒回答民眾最需要的答案，也回贈了專家政治型官僚批評的空間。讓所謂民眾參與制度，很可能變成曇花一現的行政官員好意。
就以我在節目中舉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學術研究團隊無法蒐集到足夠的正反面國際經驗相關資訊。於是我幫忙蒐集到，網路新聞裡，有不少在這兩年關於德國下薩克森邦的Asse II核廢儲存場核種外洩、卻可能被隱瞞了20年的外電消息，以及德國官員發現，現在要處理當初的掩埋技術，可能需要難以估計的成本（註2）。這樣重要的對比訊息，卻沒有被研究團隊成員注意到，其中蘊含的事件掌握能力、語言隔閡和資訊整合準備時間，都有關係。
排除偶爾的確有一般民眾在資訊蒐集與解讀能力高過專業人員的情況（例如綠盟在今年1月邀請的日本反核地質斷層專家武本先生），如果由教授與碩博士研究生組成，並有專家學者加持的研究團隊，都有資訊處理上的能力限制，那麼在資訊蒐集能力更不熟悉的民眾，又如何能順利（或適時）拿到進場討論核能與核廢政策的「通關卡」？換句話說，時髦的資訊公開、民眾參與和審議式民主的前提準備方向，須要有反向操作的空間，也須要考量意見不同方在行政公共資源上的公平性。
初步建議是，執行官員在用專業資源回答質疑並說服大眾順利推行政策之外，必須接受另一種制度變革，力求用專業資源滿足民眾說服公部門放棄爭議政策的努力和可能性。沒有這些改變，NGO團體和民眾懷疑「民眾參與」的設計為「鴻門宴」，政府屢屢錯失提出滿足社會共識政策的機會，就沒有甚麼好奇怪的了。
註1：節目主辦單位是由跨學校、跨領域教授所組成的審議式民主研究團隊，自今年初開始執行，公共電視台為協辦單位。也邀請了台電、原能會、綠盟派代表和幾位學者擔任準備會議執委。
註2：參考Bellona網頁文章
※本文轉載自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