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野性的未來

專訪《讓世界回歸野性—來自環保革命領域的報導》作者卡洛琳弗雷澤

2011年01月06日

作者：賈德格林（美國風景園林設計師協會網站內容及戰略經理）

問: 在您的《讓世界回歸野性-來自環保革命領域的報導》一書中，您提出「回歸野性」這一概念。就意味著，在保護區的設計、保護及重建過程中，現在採取的主要方式應該是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展開生態恢復及保護工作。您曾提到，在這項工作中，核心區域、食肉動物、連接走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為什麼是這三個呢？

答：實際上，提出這一概念的是一位生物學家，麥克蘇爾。他竭力想要讓這些理念深入人心。能夠找到「回歸野性」這樣的詞語，他真的是太有想像力了。通過核心區域、連接走廊、以及食肉動物這一「回歸野性」的三元模式，他試圖創造一個既上口、又好記的詞語。但是同時，這句話也是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

在過去的25到30年裏，生物學家們發現，19世紀以來設立的很多自然保護區的面積都不足以保護生存在其範圍內的野生動植物。出於各種原因，我們需要擴建保護區，這基本上就是「核心區域」的定義。我們需要建立大面積的核心區域，即大面積的保護區域，以及能夠連接這些區域的走廊。

看看北美的地圖，以及地圖上所標注的黃石公園等保護區，你就會發現，這些保護區與大片的土地及廣袤的地勢相比，是那麼渺小，它們之間相隔得是多麼的遙遠。它們就像是一座座小小的「孤島」，彼此間毫無聯繫，長此以往，這對生物多樣性以及物種的保護都是不利的。

第三個要件就是各種食肉動物。這是人們在所謂的「關鍵物種」中又增加的一類，其中就包括海狸等動物。它們在生態系統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過去的二三十年裏，科研人員發現，如果生態系統中失去了這些物種的話，整個系統就會崩潰，而且會發生一些詭異的事情。

他們通過擴大保護區面積，使保護區間相互連接起來，並指導群眾如何以更加可持續的方式與食肉動物及關鍵物種共存等手段，來努力實現使保護區重新煥發生機的目標。

問：保護區的面積已經從60年代的僅占地球表面的3%上升到今天的12%。看起來似乎取得了巨大的進展。然而，您卻認為，這其中許多都不過是紙上文章而已。那麼您如何判斷一個自然公園是否真實存在？

答：我曾經去過非洲和亞洲的很多自然公園。判斷一個自然公園是否是虛構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親自驅車前往，看那裏是否有人，是否有公園的工作人員，是否有人收取門票，是否有人站崗。

此外，你還可以通過觀察自然保護區的資源配置來進行判斷。許多發展中國家沒有資金用於自然公園的建設。因此，許多自然公園中幾乎沒有野生動植物的蹤影。這些國家或許為自然保護區建立了相應的體系，然而卻沒有辦法保護它們。海洋保護區尤其是如此。前些日子我曾看到，菲律賓目前擁有400個海洋保護區，然而其中僅有10%的保護區實現了預先制定的保護目標。

很多這些保護區並沒有切實的管理架構，也沒有人就野生動植物的管理和保護提出最佳的解決方案。在過去的40年裏，我們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書面的形式圈出了大量的土地。但是，如今，我們必須找到保護這些保護區的方法。

問：您曾說，回歸野性計畫的首要專案就是黃石-育空保護專案（Y2Y）。該專案的目標是通過建立一個單一的野生動植物走廊將各個孤立的保護區、國家森林以及大片人跡罕至的地區連接起來，從而為狼、熊、以及其他物種創建一個生存的空間。請問，這個專案為什麼具有如此重大的革命意義？

答：Y2Y項目的主要成功之處就在於它為野生動植物構建了一座座橋樑和通道。這一理念其實並非該項目原創。野生動植物走廊已經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存在了幾十年了。Y2Y項目獨具創新的地方就在於將它們引入了北美洲，尤其是加拿大和美國，使他們第一次以全局的觀念來看待這片大陸，而這就是其獨具革命性的地方。
此前，每個人都只關心他們自己眼前的那一小片土地-他們自己不大的自然公園或保護區，或者只關心他們自己的團體。然而，在這一項目中，人們卻抱著退一步海闊天空的態度來審視這個上至加拿大，下至美國，貫穿整個洛磯山脈的野生動植物走廊。他們開始審視一些重要的問題：例如，為了使這些地區能夠讓野生動植物自由穿行和繁衍，我們需要採取哪些措施？對環保主義者而言，能夠從全局、從整個地貌的角度來思考問題，是具有革命意義的。同時，從北美洲環境保護規劃的角度而言，也具有深遠的影響。

問：在過去的幾年裏，那些建立在衝突國之間、作為衝突緩衝帶的跨國公園及和平公園在數目上有了很大的增長。2005年幾乎達到了200個。那麼，在開展跨國界或者邊界間自然保護、甚至是野性回歸工作時，會面臨哪些機遇和挑戰？

答：目前，很多保護工作都是由Y2Y這樣的團體負責或實施的。這些團體都屬於非政府組織。這樣雖然很好，但是問題是，他們缺乏足夠的資金。資金一般來自於私人組織、而不是政府。我認為，我們需要開始將我們的工作重點轉移，讓政府參與這些專案的規劃、實施、並且提供資金支援。如果不這麼做的話，不僅這些專案分配不到多少資金，同時，其規劃也會缺乏必要的協調性。

對於跨國公園及和平公園而言，這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問題，因為這些公園的規劃是政府層面的。然而同樣，很多情況下，我們沒有足夠的資金來促成這些事的開展。例如，南非剛剛啟動了一些非常重大的專案。然而，發展中國家對於缺乏來自於發達國家的資助的現實卻越來越沒耐心。在諸如流域及淡水保護和生產等事務上，和平公園以及跨界公園將發揮重要作用，因為這對多數大陸的幾乎每個國家都會造成影響。跨界河流、跨界濕地、以及跨境公園為各國提供了一個攜手保護他們水資源的機會。

問：您認為，官方組織的、採取自上而下方式的大規模保護專案通常以失敗告終的原因是因為這些項目沒能調動當地群體的積極性。那麼，怎樣才能讓各個群體在野性回歸工作中發揮帶頭作用？

答：90年代初，在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的推動下，很多專案迅速得以實施。然而，一些環保機構的設置常常不夠完善，沒有有效地調動當地群眾。他們有時僅簡單地將大筆資金劃撥給那些並不具備處理能力的人，因此導致資金的分配不均，在群體中引發了各種問題。現在，我認為，他們已經懂得在專案的設計過程中如何調動當地群眾。這是關係項目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

而這其中有很多工作就涉及到聯合國所說的「能力建設」。在一個群體中必須有人就如何設計和運營這些專案接受過相應的培訓和教育。

納米比亞將環保納入憲法就是一個新穎而卓有成效的例子。而這種做法在世界上也是獨一無二的。納米比亞開展了一些非常成功的保護項目。這些項目由鄉鎮或群眾團體自己負責運營，並從中獲益。這就意味著，群眾完全投身於這些項目中。他們可以通過出售狩獵許可證或通過建設及運營生態旅遊度假屋來獲取收益。而那些將大部分所有權賦予當地群體的項目似乎其成效也最為顯著。

問：在您的書中，您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問題，如景觀或生態系統恢復的意義是什麼，以及在恢復之後如何進行保持的問題等。

答：如何對自己的努力方向作出判斷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

很顯然，我們設定的目標不能有太大的野心。此外，關於一些對在北美洲開展更新世野生動物復興計畫感興趣的生物學家，我也稍稍地談一談我的看法。人類當初跨過大陸橋從西伯利亞來到了這片土地上，而人類的到來導致許多當地物種的滅絕，如長毛象等。這些生物學家所探討的理念就是要將這些一萬年前就已經消失的物種重新帶回到這片土地上。甚至有計畫要從非洲引入大象、獵豹或獅子來替代那些已經在這片土地上消失的物種，並且重建美洲的草原生態系統。這些計畫非常新穎。然而，我認為，這些想法即便是沒有引起人們的憤怒，卻也讓很多人感到非常難以接受。

生態恢復學者的觀點要遠比這種想法實際的多。關鍵是，在考慮問題時，要從生態恢復項目如何才能與一個更大的生態系統相契合，以及隨著時間的流逝，有多少資源可以加以利用的角度入手。如果不考慮這些問題，你就會發現，就像華盛頓州在處理華盛頓湖的恢復問題上一樣，一些問題如果不加以解決，就會衍生出其他一些環境問題。我們在開展這些項目時，必須從大處、長遠處出發考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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