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日本大阪西淀川的午後，小孩們在空地上玩球，計程車司機剛好走過，發現坐在一旁發呆的男孩，他好奇的問小孩們：「為甚麼他不跟你們一起玩？」，小孩說：「他有氣喘！」，司機先生不了解氣喘是甚麼病，還是跟那發呆的男孩玩了一會兒球，那男孩就相約司機先生回到他的家喝水，走進屋子看見塌塌米上許許多多的暗紅色血跡斑點，司機驚奇的問男孩的媽：「這是怎麼一回事？」，她回答說：「每天晚上，當他氣喘發作就不停的抓，你看！」翻開男孩的衣服，背部全是被抓破皮的傷痕，為了讓他不那麼痛苦，男孩的母親在他的背上用力的摩擦，鮮紅的血就這麼滴下來。
司機先生忽然想起，來此地的路上在白天裡開車竟然需要打亮前燈，且五公尺內無法辨識前方物體，學校也因為濃濃煙霧而無法上課，且與這男孩一樣患有氣喘病的小孩都被學校隔離，很多人還因此輟學。
一、在煙霧瀰漫中奮戰的人
這位司機先生，KimioMoriwaki森協君雄，日本全國公害患者的會幹事長，在遇見那男孩後就致力於公害患者反污染的抗爭行動中，直接向工廠抗議，在不斷冒出大量的惡臭濃霧的煙囪下，企業主否認工廠煙囪排出的是「有污染」的空氣，並且說：「這些煙霧就像在烤鰻魚般好聞阿！」；1977年台灣的台塑董事長王永慶對其工廠所產生污染廢氣的解釋是：「就像傍晚時點乾草堆驅趕蚊子一樣，會覺得呼吸困難，但是可以訓練抵抗力……工廠所放出的氣體應該不太嚴重吧！」在台灣的商人畢竟和日本商人是一個樣的。
日本在1969年以前有關污染的法規都還沒建立時，反公害團體甚麼都不能做，自從1969年污染防治法實施後，工廠依然沒將他們的控訴聽進去，「所以我們就將身上淋上油，坐在工廠門口作絕望的抗爭，並組織公害患者200人到大阪地方政府前抗議，因為抗議時間過長，深夜裡，很多公害患者氣喘病發，有的被救護車送走、有的要當場打點滴」森協先生解釋當時公害患者抗爭的情況，就這樣，終於地方政府同意將公害患者的「健康補償」納入體制內，在同時候公害患者的團體也與日本環境廳研擬全日本國內公害患者新的「健康醫療補償法」，此時也是日本反公害運動最旺盛的時候，KimioMoriwaki堅定的表示：「除非製造污染者對其所作所為能負起責任，不然污染是不會停止的，更別說會有乾淨的空氣了！」西淀川公害患者遂於1978年對工業區的污染工廠提出法院訴訟。
二、高雄何罪之有？
住在高雄的人時常會想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人在台灣引進重工業，一根根煙囪就此和他們比鄰而居，日本戰敗後這些煙囪的所有者變成國民黨政府，實際操作者為中國石油公司，高雄人依然得忍受煙囪中排出的各種污染，自從出現了小孩腦癌比率偏高、各種癌症頻傳，地下水點火會燃的殘酷生存威脅下，終於在1987年引爆台灣高雄後勁反五輕運動，附近200位民眾擠進了有應宮廟前的廣場上，為的是祈求神明指示該不該再讓中國石油公司在後勁設立五輕煉油廠，神壇上供俸四果，連擲十幾次桮神明的答案都是否定、否定、否定...堅決的否定。
1990年3月25日，當楊朝明及反五輕西服店的老闆劉永鈴攀上中油公司的燃燒塔上誓言若「政府」執意要蓋五輕廠他們就不下來的反抗行動時，擔任反五輕運動的總指揮蔡朝鵬正在廟口的廣場前演講，周圍的警察和來自台灣各地的環保運動支持者在廟口前形成兩個對壘，倒是附近的居民因先前的抗爭行動的無力感和工廠的賄絡而沒來多少人；在一陣忙亂中，中油公司同意再與後勁居民研議設廠一事，但事隔不久不僅行政院郝院長比喻反五輕運動為流氓行徑，法院也對劉永鈴、楊朝明判處各一年的有期徒刑，蔡朝鵬被法院前後判了3年8個月刑期，並入獄1年6個月。
中油後勁五輕廠即於1990年9月22日開始動工，並丟給後勁居民15億新台幣所謂的回饋金，創下台灣反公害回饋金的最高額記錄，這筆錢後來以作為醫療及水、電、瓦斯的補貼和居民就學獎學金之用，郝院長並承諾於25年後遷廠，台灣的反公害污染運動從此便貼上了「要錢不要命」的抗爭標籤。
三、相遇在生命中的最初
1994年1月，KimioMoriwaki森協先生第一次到台灣來，並非為了觀光，而是為看台灣工業區的污染情況而來，平實的穿著透露內心的安詳自在，穩重的腳步帶著30年來公害抗爭訴訟的鎮靜，在一句話也聽不懂的高雄工業區裡，眼中盡是一個59歲歐幾嗓回憶中的塵煙往事：「真像當時的西淀川阿！空氣中有一股化學藥品的味道！」「天空是灰濛濛的，在午後4時的太陽周圍，與20年前（1974年）大阪工業區裡的天空多麼相似呀！」一陣陣感慨的聲音讓人不禁開始對高雄的不幸更增憂傷。
1994年11月20日，日本京都亞洲環境會議後，各國公害患者齊集到西淀川公害地區參觀並舉行公害地區NGO的交流會議，台下年老的日本公害患者因台上剛從台灣出獄兩個月的蔡朝鵬的演說而熱烈股掌，對台灣的反公害運動者的環保理想使命感而落淚，這樣英雄似的歡呼聲與出國前在中正機場國安局人員對蔡朝鵬的刁難竟成強烈對比，「若非某立委出面還不知可否通關出境呢？！」在兩個不同的國家社會中對從事環保運動者的評價竟是南轅北轍！
1995年3月2日，打了17年的日本西淀川公害訴訟終於勝利，判決中不僅對企業主索取39億9千萬日幣的「賠償金額」更讓當地的九家企業的負責人「低頭道歉認錯」，雖然原告中原有的519人已經因公害疾病死了171人且大多已達高齡，在17年的日子裡多數失去伴侶而成了寡婦，他們卻始終不忘「留給子孫一個未來的藍天及乾淨的空氣」，還有重要的「西淀川環境復建計劃」，這是他們堅持法院及政府在他們死前要給一個解決的方案而設立的計劃。
隱忍著身上的痛楚帶著先夫的遺像死守法院的公平正義，這遲來的勝利正是她們付出了一生的青春歲月所換來的最好禮物，想起她們這三十幾年來的悲慘歲月，家人親友對她們抗爭行動的不諒解，朋友對她們疾病的嫌惡，加害者工廠的冷言冷語，一滴滴的眼淚都化為生存的勇氣流了下來。
2000年4月27日下午台灣經濟研究院2F會議室，「高雄工業區何去何從？」座談會中，原本郝院長承諾的25年五輕遷廠一案，與會學者及當地的下游工廠業者擬將之無限期延長，出席的高雄後勁里長及黃市議員提出當初中油對他們的三項承諾沒有一項實現的欺騙行徑，後勁居民不平的悲慘生活景象並沒有因為高額創紀錄的回饋金而產生希望，他們要求先把承諾確實做到才有「延長」五輕存在的可能；當初廟口神明的指示，堅持反對的決心早不知「何去何從」？
四、原來藍色才是天空的原色
2000年4月劉永鈴從後勁五輕廠旁走過，忽然一陣黑雨傾盆噴出，他頓時成為一個烏黑油膩的高雄人，這種遭遇在五輕廠附近一天要發生好幾次，居民所能做的就是找到廠方一起去鄉公所，由居民提出具體損失而廠方以和解補償方式解決，這次廠方共賠了兩件衣服、褲子、鞋襪，但是對於身體長期的傷害並無明顯的法律依據可行補償；每月大街上搭起辦理後事的帳棚邊，鄰居們議論紛紛死者的癌症歸因，既恐懼又無奈的情緒瀰漫在高雄的工業區中。
1995年5月23日日本西淀川病院，醫院院長細說當時的情況：「1974年日本西淀川區的天空常常被工廠排放出的濃煙所掩蓋，早上曬的衣服到晚上收時已成黑色，在同年被日本環境廳指定為公害地域，為日本第一個被指定為公害的地區，當時西淀川的人口有11～12萬人，現在則減少到9萬人，被認定的公害患者多達7000人，未被認定而有類似症狀者不計其數，患者的症狀為：氣喘、氣管炎、支氣管炎、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等呼吸道疾病，大多數公害患者都還居住在此地生活，現在都已年老並已納入國家健康保險醫療制度中。
醫院院長補充說「西淀川病院從一開始就義務地建立起每一位公害患者的流行病學資料，所以對公害訴訟有很大的幫助」；一群身穿白衣的醫生及護士正為躺在病床上插滿管線的老人們一一慰問，翻身檢查，長久的病痛惟一讓他們安慰的是：「醫院的醫生護士們的細心照顧」，她們很高興在打了近17年的公害訴訟後『遲來的正義』替他們出了一口氣，從他們身上卻找不出對污染的製造者的一絲怨恨；在病院門口天空的白雲中終於泛出一道道淺淺的藍，為等待這個藍天出現竟是白了許多人的頭髮。
五、為小孩繪一個藍天
從78歲，頭髮銀白神情堅定的岡前女士口中知道：「其實西淀川的工業區從1957年時鐵工廠已在排放廢氣，1962年時更讓人無法忍受，在1963年時我先生（岡前先生）是當時反公害運動的活躍份子，當時有許多小孩因空氣污染的疾病而廢學」，岡前先生於1973年發現得了氣喘，為了有更多的時間參與反公害的運動，他不願意到醫院接受治療，病情逐漸轉壞，在1986年6月不得不住院治療，並於兩週後死亡，死前已經有三年的時間沒能躺著睡覺過，岡前女士用平靜的語調說：「我看著他死後躺著的姿勢心想他終於可以好好休息了！」。
早在1989年台灣經建會法制研究中已有針對台灣的公害案例求其可行性的『公害補償法制之研究』報告，當時研究主持人台大法律系駱永家教授指出：「行政院環保署並未將此法案送進立法院」；現在台灣的公害處理模式雖有『公害糾紛處理法』卻因將舉證責任推到受害者身上，而交出零的成績，每當工廠發生意外如氣爆、爆炸、毒氣外洩等重大事件，受害者只好以不斷的抗爭來爭取自身的權利，一幕幕的街頭暴民於是在每天的媒體中出現，反反覆覆永無寧日。
1995年7月1日基於污染者付費原則，台灣環保署開始徵收空氣污染防制費，其中從未提及空氣污染受害者的健康補償問題，顯然環保署刻意迴避污染製造者的過失責任，陷無助的空氣污染受害者於不顧。
1999年9月龐大的工廠設備廢置於日本西淀川廠區中成了公害污染露天博物館中的展示品，日本西淀川區大野川綠道旁孩子們在嬉戲中露出難得的健康笑容，「一群小孩在工業區中追逐蜻蜓」的卡片上畫出公害地區受害者的一生願望，那躺在蜻蜓背後的不就是久違的藍天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