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欣對自己初到北京的那天記憶深刻。那是二月裡的一個陰冷的日子，空氣中瀰漫著春節裡燃燒爆竹留下的二氧化硫的氣味，嗆鼻氣味使她咳嗽。她身上穿著的那件父母送的新棉襖，雖然臃腫，卻似乎不足以抵擋當天的嚴寒。她的父母多年前便離開了村子到大城市打工，因而和李欣並不常見面。
儘管感到冷，李欣卻是異常興奮。「我不敢相信我竟然來到了偉大的首都，並且還要在這裡開始新的生活。這是做夢都不敢想的事情。」多年後她回憶起初到北京的情景，嘴角還帶著一絲難以察覺的微笑。
外來務工者向中國首都的流動始於上世紀70年代末，當時鄧小平主導的農村改革政策將勞動力從農業生產活動中解放出來。在其後的20年裡，北京流動人口的年均增長保持在超過20%的高速度。然而，由於勞動力需求下降及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這種增長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出現了逆轉。進入新千年後，隨著經濟的好轉，大量的外來務工者又回到了北京。
2005年，和許多生活在農村的同齡人一樣，李欣放棄了學業到北京打工。據國家衛生計生委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3》中的數據，新生代流動人口已成為流動人口的主體，全國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是28歲，75%的外來務工者在20歲前便離鄉打工。
這些對大都市生活心懷憧憬的年輕外來務工者並不知道，大都市的生活絕非表面看上去的光鮮。由於他們當中的大多數在離家的時候並未完成高中學業，在找工作的時候，需要更高學歷的白領工作便顯得高不可攀。衛計委的報告顯示，約65%的外來務工者從事於製造、批發零售、餐飲住宿等行業。
由於難以承受北京的高房租，許多外來務工者住進了群租房或地下室以節省在房租方面的開支。23歲的快餐送餐員梁明來自河北張家口，他現在與一個同事在市區里合租了一套三居中的小房間。房東將這套三居里的客廳又隔出了兩個房間，目前有10個租客住在這套群租房裡。為了這個不足十平米的小單間，梁明和他的同事每月需各自支付房租750元。
「北京的房租對於我們這些打工的來說太高了。我每個月有四分之一的收入直接交房租。在我老家，花這麼多錢，能租到一整套房子了，而不僅僅是小單間。房租是我最大的開銷。」梁明說。 儘管目前房租方面的支出已經佔了普通外來務工者生活支出的四分之一，但這個比例仍可能上升。今年七月，有數據顯示北京的房租已連續52個月增長，合租比例也從2011年的45%上升到60%。
「房租漲得比工資快。」梁明說，如果再漲下去，他就該認真考慮搬到郊外去住了。
對於已經搬離北京 市中心的外來務工者而言，通勤是件頭疼的事。52歲的停車員秦阿姨在人民大學附近工作，她和家人租住在北五環地區的一間小單間裡，為了上班不遲到，她每天早上六點前就需要出門，途中搭乘兩趟公交，每天大約三小時時間花在通勤上。秦阿姨說「時間花在路上很煩人」，但考慮到同樣的房間在市區裡的租金至少是現在的兩倍，通勤時間長也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在經濟上對勞動力有巨大需求的都市，卻並未準備好長久接納外來務工者。
最近清華大學教授引發爭議的，「北京是全國人民的，但不是全國人民都來居住、工作的地方」的觀點，更是此類偏見的集中體現。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城市規劃專家文國瑋在接受《北京晚報》採訪時表示：「外來人口想要取得北京戶口，可以考慮進行考試審核。」 邊緣化所導致的外來務工者歸屬感缺失，讓都市生活魅力大減。雖然秦阿姨和家人已經在北京生活超過15年，但她卻始終認為自己是這個城市的局外人並隨時準備回安徽老家。
「我退休了就會離開。老家里至少還有房子，不用一家老小擠在小房間裡。我們的戶口不是這的，不管生活工作多久，北京也不是我們的家。」
但對於李欣這樣的新生代外來務工者而言，要決心離開城市生活相當不易。
「我已經習慣了城市裡的生活，回去又能幹什麼呢？」她說。
參考資料
※本文轉載自中外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