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政治、傳播的公害政治學 |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資訊中心

環保、政治、傳播的公害政治學

建立於 1989/11/12
作者:楊憲宏

「公害政治學」這個名詞,是日本琉球大學的教授宇井純,在1968年所寫的一本檢討日本水俁地區水銀公害問題的書的名字。在這本書的最後一章,宇井純分析公害的「社會病理」時,從公害發生的歷史因素與國家、住民、企業體與人權的關照,首次提出「公害政治學」的分析模式。


台灣在此書問世20年之後,陷入同樣的「公害政治學」的困境中,而情況更形惡化。到底是什麼樣的政治、文化品質造就了今天台灣的公害?宇井純在分析日本列島的公害時,認為二次世界大戰的軍國主義興起,是日本公害問題的起因。由於軍國主義與法西斯的主張,人權的普遍流失、忽略,國家極權力量無限擴張,一切為戰爭、一切為「國家」的全民精神狀態,種下各型公害的根植基礎。太平洋戰爭的「戰爭工業體」所帶領的軍國體制,理直氣壯的征收人民生活的土地與資源。

在戰爭工業下,許多工廠加入生產戰爭所需要的物質,在1950年代發生的水俁症,肇事排放水銀汙泥的窒素工廠,就是為了大量生產戰爭化學所需的醋酸,不顧一切將水銀廢泥倒入「不知火海」,造成了沿海數萬居民中毒。水俁地區為何成了「被選擇的」公害地,原是基於戰爭「南進」的需要,地理上,水俁在九州南緣,是日本軍隊向南進軍的理想中繼站。

這樣的邏輯,同樣適用於曾是日本殖民地的台灣。在太平洋戰爭的時代,高雄因為有好的港口,又盛產水泥所需原料石灰岩,而成了另一個「南侵」的基地。也因有海港,成了軍艦的入出口,而成了煉油廠之地,這樣為戰爭而成就的開發,種下了日後高雄為「台灣第一公害地」的命運。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之後,持續同樣的「戰爭工業點」的經營型,日本人所種下的公害台灣之惡夢,終於不可免的成了我們今日活生生的生活。

從這樣的歷史面向來透視台灣公害的問題,就可看出,為什麼最早的具暴力色彩的自力救濟反公害運動,會發生在1983年的高雄林園,阿米諾酸事件曾為台灣的住民運動的「肌理」繪下輪廓。在解除戒嚴之前,林園的住民就已經對抗過一家製造阿米諾酸的工廠。這家工廠長期製造惡臭與水汙染,被民眾包圍,並打破工廠門窗,民眾還燒工廠的原料鴨毛,逼企業主遷廠。

往後台灣的幾宗大公害事件,總是與高雄有地緣的關連。

台南灣裡的廢五金,是以高雄港為進口港,並且灣裡已地處台南與高雄的地界。這種公害「放射結構」,並非偶然,事實上,灣裡正是因於越戰時代,附近之基地為美軍之戰備後勤,加上地方長期不佳,不得不走入今日成為「美國垃圾」吸收之地。

高雄後勁地區,發生「五金」爭議事件的中油高雄煉油總廠,事實上是自日據時代就開始被用為儲油之地。也是應日本戰爭之需。而今日的高雄煉油廠仍是海軍供油的主力,從後勁到左營軍港,有直通埋伏地下之油管。這些油管與地下油槽都早已有漏油的問題,後勁地區的地下水相當大面積的區域已被汙染到點火可著的程度,最近還發生雨天油氣隨地下水位上升而飽和、充滿附近住宅的空氣,終發生爆炸的傷人事件。


林園工業區在1988年10月爆發的被迫停工事件,其實是高雄公害「多發性癌變」的又一處「轉移」。這一發作,卻帶動了整個台灣「公害政治學」的新階段。草根集結的實力已經驚動了龐大的資本主義「體制機器」的「痛點」。一個「汙染帝國大反撲」的台灣環保危機已經一步步的臨近。

反撲的力量正在結合,收買媒體、操縱司法、官商勾結的新構造正在成形。收買媒體是這些反撲的最速行動。事實上,許多汙染者在看到林園事件發生之後,認為為什麼結果會如此慘痛的原因是,當時的報紙與電視的連續報導,雖然這些報紙並不是站在自力救濟者一方,可是單單將此一消息傳送到全國性的版面,就已經對他們很不利。

對於汙染者而言,最好的「消息」是「沒有報導」。他們希望記者去寫日本的石化業、火力電廠的環境保護做得多麼的好,希望這些記者到國外去忙得團團轉,回來寫一些「遊記」。把目標轉移到國外,兼還可以為日本的跨國環保工程公司做一些「業務宣導」。事實上,在過去2年,日本的多項環保工程設備,早已透過綜合商社的社、經力量打入台灣。美國相類似的環保工程公司在中美貿易談判的高度敏感下,對於日方大進擊,的確已「節節敗退」。這類的情事,在公營企業內成了一個新的「角力話題」。

在國內環保問題日漸敗壞的時候,招待記者出國「考察」,讓記者寫「遊後感」,將是未來一年的流行。這樣的作法對汙染者而言,有兩大作用,

一、與記者之間藉出國機會「交誼」。

二、讓記者看他們想讓記者看的面。綜合的效果是,經過與他們「同遊」的記者,回台灣之後,所寫的先進國家處理環保的問題,一方面可以說明國內汙染者「應該可以做到這麼好」:一方面也可以為將來要購買的日本設備做一些宣傳。

2年前,在杜邦-鹿港爭議事件期間,杜邦公司招待記者到國外參觀杜邦在美國的公司,看他們處理汙染的能力以做為他們在台設廠的「有利說明」。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在報上寫過評論說明,這樣的「一同出遊」,在科學上是屬無用之舉。吳大猷在論證過程中說,在三浬島核電廠出事前一天去參觀,怎樣也看不出這個電廠隔天要出大事。

所謂記者出國參觀考察回來說某某汙染是可以如何如何處理,在吳大猷的邏輯批判下是與道聽途說無異。事實上,一些記者與汙染者隨團出國考察回來後所寫的報導,字裡行間就都是一些「出洋相」的內容。說石化工業區如何之綠化、環境美麗,卻不知這個東京的汙染工廠附近,地價低迷無法想像,東京人把這個石化工業區「放棄」了,沒有人願意冒險與之為鄰。說這些工廠的廠區內有水鴨候鳥,就說是環保的指標,那麼我們台北汙染的淡水河這樣的指標多的是,每年冬天,來自北方的水鴨都到中興橋下,與台北人的垃圾為伍。水鴨會出現在工廠內的水域,與日本人不吃「野味」,不捕殺有關,與環保的好壞關係不深。這都是記者「道聽途說」而無知的明證。

而在赴日考察的記者「遊記」中,還出現一些不認真查證,甚至沒有做好準備就出發走馬看花、信手寫稿的段落。把日本比成已經將環保做得很好的國家已是很大的誤解,還說日本已經解決水俁的公害問題,更是胡言亂語。事實上,此一公害事件30餘年來至今每年都有新的病人檢查出來,1985年的數字是這麼說的,歷年來申請鑑定是否為水俁症的病人數,已累進達11247人,其中已處分並認定者達1698人,仍有5232人在等待鑑定。日本政府長期以來「封鎖」這些數字,目的在製造公害已經解決的假象。愚笨的記者是很容易受騙的。所謂汙染處理對很多先進國家的政客而言,是只要處理好都市「中央」地區,有意見的知識分子聚集的地方就可以了,一旦這些地方的環境處理好了,就算處理汙染問題成功。對日本而言,只要東京的汙染問題弄好,像九州熊本水俁這樣的偏遠「邊陲」的問題,是可以放個30年不解決也不會有問題的。因為說話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不住那裡。這是政客考慮「解決問題」的方法。

對這些政客而言,所謂解決問題,就是同義於「解決認為事情有問題的人」,概言之,就是消毒「報憂的烏鴉」。這是全世界政客的共同執政技術。日本有良心的知識分子,這幾年可以說已被這套技術弄得無園地可說話,而大媒體、大出版者,多少與政客有微妙的勾結,幫忙封鎖消息,使得知識分子在第一時間無法得到完整的資訊,而就是得到資訊,也很不容易突破封鎖,為偏僻地區的自力救濟者說話。

那些封鎖者一貫的說法是,住民運動者要的是錢,而過度的自力救濟會影響國家的「經濟成長」。這樣的說辭,台灣的汙染者也是「有樣學樣」,大大的用他們「會寫字的狗」,對外宣傳。

這樣的邏輯有很大的毛病,這是假設「無限的經濟成長,可以創造無限的生活福祉」這個不存在的夢幻為真,所產生的推論。事實上,經濟成長與生活福祉的動態關係,是有三種階段關係的,經濟成長初期,生活福祉的增進的確曾隨成長的幅度而上升,到了中期,經濟成長再大,生活福祉的進展就很有限,甚至進入「平台期」,不再上升,到了第三階段,再增的經濟成長,可能帶來的是下降的生活福祉。中油後勁事件就是一個「經濟成長」帶給民眾「生活福祉」下降的顯著例子。

打破「經濟成長」為唯一真理的觀念,是當務之急。日本國會早在1970年代,就修正了「公害對策基本法」,在第一條中說「沒有福祉就沒有成長」。在這樣的邏輯修正下,日本才有幾年的反公害「黃金年」,美國的情形也相同。可是就是有這樣的邏輯導正,這兩個國家的汙染仍對整個地球造成最大的壓力。他們將汙染輸出到第三世界國家的情形,幾乎已成了人類公敵。而代表美國的USA被環保人士稱為UnSafe Agent,代表日本的MIJ則成了Massive Intensive Jeopardized,一個是「不安全公司」,一個是「巨量,深度的危難製造者」。

台灣是緊緊的跟隨的,已成了世界的汙染之「明日之星」的名列前茅者。將來的MIT成了Maker of International Toxins「國際毒物製造者」是大大有可能的事。


一旦到了這樣的一天,台灣的環境肯定走到了屍骨無存的境地。其中很重要的一環是,司法的破敗,將是台灣環保全線潰敗的主因。林園工業區的汙染罰金,行政法院竟判執法的環保單位敗訴,究其敗訴原因竟是行政法院同意汙染者的詭辯說辭,說「改善時間太短,強人所難」。這次的判決充分的顯出司法單位的環保知識嚴重的不足。而且也很缺乏求知的意願以及社會責任心。

事實上,在自力救濟的行動日漸熱絡以來,在地方司法機構就曾傳出汙染者動用其司法界的良好關係,並結合警力,對來圍工廠的民眾施以「嚴刑峻法」的壓制,有民眾因而被以「破壞公共安全」的罪名被關。這種司法勾結的問題,在日本1960年至70年代,則比台灣輕微很多。日本的熊本縣地方裁決所還創下全世界公害賠償的判決記錄。在1973年的3月20日,判排放廢水銀汙染的工廠敗訴,必須賠償受害居民。而且認定政府負有相對的責任,使工廠不得以脫產的方法逃避。這一點台灣的司法人士是望塵莫及的。

汙染的製造與一個地方的人文修為有不可分的關係,台灣會成為汙染如此嚴重之地,與這個地方的政府與人民的共同文化有相關之處。政府沒有遠見,人民追求短利。政府不重人權,人民不互相尊重。政府不把土地當土地,人民也不把家當家。這樣的層層加害的結果,最沒辦法的人,最沒力量的人,成了此地最普遍的汙染受害者「特徵」。

這種上層壓迫下層的「剝削」結構,在台灣的生態系形成了最下層承受最悲慘結局的血淋淋事實。台灣的山林、野生動物,最終成了最底層、最不受到尊重的犧牲者。

山林的不保,與野生動物的面臨絕種,至今仍不能對這裡的政府與人民造成任何反省的可能。公害的製造與破壞生態,不尊重環境裡其他生物的生存權利,是一種文化,粗糙而醜惡的文化。這與中國人自古以來的「天人合一」思考完全背道而馳。

這是一個總體性的問題,可是這個地方的執政者卻以為這是一個科學技術性的問題,面對公元2000年以後台灣的環境品質壓力,這個政府打算花每年相當於國家總預算的6%的錢,也就是10年3000億台幣的投資來「買回環境」。事實上,許多深知台灣環境的問題的人,都心中有數,就是10個3000億,也解決不了台灣的環境破壞。


3000億只是用來杜塞悠悠之口,也就是用來「解決那些認為汙染與生態破壞有問題的人」,過去台電公司用來「委託學者」研究的錢不過數10億,就已經把一些學者弄得團團轉,認台電為衣食父母,有些人的「研究報告」,任讓台電公司利用,愛怎說就怎說。還有一些人,甘為台電喉舌,到處充當打手。將來的3000億,要對這個社會產生多大的「腐化」衝擊,是很難預料的事。這筆打著「解決環境與生態問題」之名的錢,最終要造成的是不是一個更厲害的「產官學」三合一的「腐敗三角」(Stink Triangle),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事。事實上,國內的一些有問題的企業,一直成立所謂的「基金會」召集政府官員與學者專家開會,除了互吹互捧之外,談的都是政治「虫二」,無邊風月。一談再談,已到了令人感到有點不知羞恥的程度。

事實上,錢並沒有辦法解決今天的環保困局。日本在近30年前遇到公害的問題時,即排除萬難的訂定「公害對策基本法」,台灣則在受到汙染20年大難之後,至今仍無相關的立法,環保基本法還在未定之天。而環境衝擊所需的環境評估法也受到官僚本位主義的阻攔而無法成功,毒物管理所需的法律到今天也殘缺不全,野生動物保護法內容也被大動手腳。台灣每年送出不少這方面的人才到國外進修,可是國家級的環保及生態研究機構卻無適當之管道、空間吸收這些人才回國。從這些事例看,說這個政府有誠意做好環境與生態的維護,保障台灣的資源,是很難相信的事。

這是一個十分不樂觀的未來,不但環境、生態的領域如此,政治。經濟、文化的領域也莫不是如此。這個總合問題,必須放在「公害政治學」的領域中完整思考。台灣的公害政治學,是承襲日美的基礎擴大、加工、仿冒、量產而成的。一名從事製造業的台灣中小企業主在了解台灣的企業本質與世界的經濟的未來動向之後,說的一句話,「台灣將領先日本,成為新的世界舞台霸主:汙染、強奪豪取的霸主,不擇手段的冠軍,要錢不要命的世界第一不要臉。」不幸言中,台灣將無未來可言。

1989年春

※ 本文轉載自《公害政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