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NGO環境會議之主題為「環境權入憲」，希望將環境永續的概念明述於憲法之中，以期杜絕當前政府所進行或許可、但對環境造成破壞之「合法」開發與污染行為。
環團初衷雖為良善，然我國修憲門檻極高，加上修憲此舉猶如開啟潘朵拉之盒，諸多議題與爭論將會蜂湧而出。於此背景下還欲定義出各方皆有共識之「環境權」，不啻為緣木求魚。
國際間僅有兩項區域性人權條約明文納入環境權，環境權入憲也非各國的主流作法，此一現象與環境權的實質內涵難以定義與踐行有關。
首先，環境生態本身處於一種複雜多變的狀態，加上人類基於各種發展需求而對環境資源予以取用與配置，使得環境議題充滿著不確定性，繼而的環境政策亦有其動態性質。基此本質建立之「權利」勢必為模糊的概念，難以精確界定其內涵與範圍。
此外，在定義未清的情況下，仍有賴大法官為具憲法爭議的環境訴訟做出最終決判，這將引發純粹法學訓練之法官，是否適合評斷這些承載價值（value-laden）、以科學為基礎之環境政策優劣之疑慮。
最後，當某項事務以「權利」的方式加以表述，就會從各種競爭性的利益中脫穎而出，這勢必會與工作權、財產權、發展權或族群自決等權利等產生競合，而國家在環境權已取得憲法位階的情況下，將陷入權利調和與資源分配的兩難。
反觀國際社會多採綠化（greening）人權法的方式以彌補現今環境權真空的缺陷。此一途徑主要對傳統人權法予以補充、詮釋，並適用到環境事務中，在各項人權皆能獲得保障的同時，環境保護的目標也能一併達成。我國或許可採此一作法。一方面在環境爭議中捍衛我憲法已保障之個人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居住權與工作權外，另一方面則將我立院日前批准之兩國際人權公約適用至環境事務中。
就「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而言，確保每一個環境決策中的利害關係者皆能獲取環境資訊、參與環境決策，以及司法救濟的程序權；就「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論，除了上述我憲法已予以保障之權利外，其他關注人類福祉的實質權利如健康權、糧食權、原住民族的自決權，以及衍生出的用水權，亦具環境人權性質。這些都是政府在施政時，應當予以尊重並積極保障之人權，人民也得在上述權利受到侵犯時，予以提出訴訟救濟。
不同於視環境權入憲為解決環境問題的釜底抽薪之計，在環境爭議中多元運用我憲法中之人權條款與國會批准之人權公約，確立對環境的破壞即是侵害他人某項特定之人權，進而迫使政府施政必須考量到環境與人權間的內在聯繫，或許才是當今最適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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