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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文彥
在完全自由競爭的勞力市場中，沒有基本工資的規範下，想像一下我們的社會將變得如何呢？
減法的競爭
經營生態綠咖啡的我，每次演講時都會跟聽眾玩的遊戲。
如果我在我的咖啡店門口貼一張徵人海報：徵洗碗工，月薪一萬七千元（低於基本工資），你們覺得會不會有人來應徵？（有八成的聽眾會點頭）
沒錯，現在市道這麼差，應該會有個歐巴桑來應徵。然後，有個單親媽媽說，她只要一萬六千元就好，你們相不相信？（再次點頭）
可是，後面又有一個外籍配偶過來說，反正她沒有身份證，只要一萬五千元就好，你們相不相信？（繼續點頭）
這就是自由競爭，你們可以接受嗎？（一半人點頭，一半人搖頭）
假設你接受這就是自由競爭，是不是覺得這個社會怪怪的？（全部人點頭）
我們過去對於自由競爭的想像都是有競爭才有進步、能夠張顯自己具有獨特的價值，在市場上就有機會得到好的報酬，我們想像的都是「加法」的競爭，學歷高一點、外語能力多一種、專業證照多一張，就可以得到多一點的薪水。可是，沒有一個經濟社會裡的所有人都是金融業、資訊業的白領階級；事實上，每個社會都有一群龐大的勞動者為我們提供基本的服務，維持整個社會的運作，譬如：清潔工、洗碗工、服務生、工廠作業員…這種只要是好手好腳、每個人都可以做且可取代性很高的工作，除了削價來突顯自己的獨特外，沒有其他的競爭籌碼。這種「減法」的競爭、人吃人的競爭是常常被大眾忽略掉的。
假若社會上有一群龐大的勞動者得不到足以溫飽、安居、就醫、支持小孩受教的薪資，這個社會一定非常不穩定，有錢人只能花更多錢來聘請更多保鏢、築更高的圍牆來保護自己。所以，一個文明的國家，一定要有基本工資來保障這些勞動者的原因就在此。
如果可以理解勞工應當得到基本工資的保障，那農民呢？有多少農民在扣掉種子、農藥、肥料的成本後，每個月的平均收入可以達到18780元？我們順便可以想想，18780元是否足以讓台灣的勞工得到有尊嚴的生活？
在自由競爭的市場裡，美其名農民好像有自由定價的權力，實際上絕大部份農產品跟那些領取基本工資的勞工一樣，都是可取代性很高的「商品」。市場中大部份的農產品並不會因為種的人不同而有不同的價格，因為大部分的消費者根本不在意種的人是誰。所以，單一農民根本無法面對收購商的壓價；我不賣，自然有人會賣，況且農產品又不能囤著等價格好了再慢慢賣。
當農產品的價格跟栽培它的農民所付出的心血脫勾了，農產品的價格就只剩下「量」來決定（供給量與需求量），這就是所謂「自由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所操縱的世界。既然有翻雲覆雨手，而且農民沒有機會在這個市場中得到合理的報酬，那這自由是「誰」的自由？
在那個以量來決定價格的自由市場（農產品集中交易市場：期貨市場、批發市場），決定商品價格的那隻手看的是供給需求線的關係，不是品質、也不是農民的勞動價值。那些投機客的手自由且大筆的買進買出，以農民的勞動成果和人民的糧食依賴作為自己的套利槓桿，這種自由市場與自由競爭是非常罪惡的。
基本上我們大概都反對血汗工廠，只是每個人對於血汗工廠的定義不同，至少工業部門的勞工還有一個基本工資來避免無窮盡的剝削；反觀農業部門，我們卻任由那隻看不見的手不斷地玩弄。
貧窮源於不公平
台灣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時候一直讓民眾有個印象，自由貿易很好阿~可以跟全世界做生意。去除關稅壁壘、保護主義，在自由貿易的世界裡，各個國家在「比較利益法則」下選擇最有利生產項目、國際間產生分工，進而提高全世界的總產值，大家都可以享受富裕的成果。這看似美好的理論，在真實的世界中，又是如何？
2007年墨西哥發生了兩次玉米餅大遊行，七萬人走上街頭抗議買不起玉米餅。說也奇怪，墨西哥是玉米的原生地，是馬雅文明馴化了玉米然後傳播到全世界，也是墨西哥人的主食，怎麼會墨西哥人買不起玉米？場景再往前拉六年，2001年墨西哥東部的農民出現自殺潮，原因卻是玉米價格的崩盤。只是玉米的問題，最近十年把墨西哥搞得民不聊生。
自從1994年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之後，墨西哥取得其他中南美洲國家所沒有的優勢，生產的咖啡80%進入美國；但從美國玉米的進口量也以每年4.5%的幅度成長，主要因為美國的玉米在政府補貼的情況下，以低價的方式進入墨西哥市場，衝擊農民的生計。
拉吉·帕特爾（Raj
Patel）在「糧食戰爭」一書中分析了2001年的自殺潮，墨西哥農民在面對價格下跌的情況，並非減產，而是增產，因為小農在缺乏政府的輔導與補助下是很難轉種，況且農作物也不是想轉種就有能力轉種；而小農在面對收入減少的情況只有更努力增產來維繫生存，最終的結果是跌入更深的地獄。
才過不了幾年，2006年能源價格開始飆漲，玉米成為生質能源的材料，到了2007年玉米價格已經飆升一倍，成為許多家庭主婦的夢靨。墨西哥儘管賣了一堆的咖啡豆給美國，原本一公斤的咖啡豆可以換一公斤的玉米，此時一公斤咖啡豆只能換半公斤的玉米，咖啡又不能當飯吃。所以糧食作物與經濟作物的分工隱藏著非常可怕的貧窮陷阱。
2003年我在英國生活了一年，生平第一次得自己張羅一日三餐，因為英國不產米，全部得仰賴進口，也因此各個國家的米在超市貨架上排列在一起時，我終於對世界糧食市場有了清楚圖像。四公斤一袋是最普遍的包裝，泰國米、韓國米、印度米大概都是每袋四英鎊左右；日本米很貴，我從來沒買過，印象中大概是十鎊出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印有自由女神的袋裝米，只要2.65鎊，硬是比人家便宜35%。
工業國家每年補貼透過農技、農機、肥料、甚至軍糧、援外採購等名目補貼自己的農業高達三千多億美金，他們在工業部門和商業部門所賺到的龐大的資產補貼糧食作物，讓糧食以極低價的方式傾銷到第三世界國家，摧毀第三世界國家的糧食生產體系，生產過剩的糧食可以不惜成本的作為救援物資，甚至當作畜牧業的飼料或生質能源。
反觀第三世界國家，因為受到糧食傾銷的衝擊，自己國家又沒能力補貼農民，因此農民只能依賴生產北方國家所需的經濟作物（咖啡、茶葉、可可、香蕉…）來換取生存機會，但因為糧食價格已經被工業國家刻意壓低，第三世界國家的可耕種作物選擇變少，造成經濟作物的的交換價值也變低。所以，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民來說，種糧食，賣不出去；種咖啡，活不下去；就算小規模的聚落能自給自足，卻無法透過交換來達成發展所需的原始積累，缺乏水、電、醫療、教育等公共建設投資所需的資本，也就一直陷在貧窮的惡性循環中。
貿易而非援助
本書第一個衣索比亞Oromia合作社的案例曾經在2006年時拍成紀錄片咖非正義（Black
Gold），該片的在台灣發行時的中文字幕是生態綠協助校譯的，也因此我們有許多機會參與校園的映後座談。儘管已經看過無數次，但每次看到當中一個段落，總是讓我沉痛不已。有一位國際救難組織的成員站在鏡頭前，背景是一群正在排隊領取救援物資的民眾，他說：我有點哀傷，當他們只能依賴外國援助…這些小孩正在學習事物，他們無法透過生產自立，對自己的未來也很悲觀，我不知道還可以做什麼…
這一個段落非常令人哀傷，如果小孩的成長過程都是依賴援助，又如何讓他們知道天底下沒有不勞而獲的事？如果他們的父母能得到合理的報酬，他們應該可以正常的接受教育，而不是在這裡等待物資，我們不能先剝奪人家的所有，然後再帶著慈善的面具來發兩個饅頭。片子最後提到，非洲現在的世界貿易佔有率只有1%，如果能夠提升到2%，就可以增加700億美金，這是他們接收援助金額的五倍。
或許各位會問，提升一倍，那豈不是代表我們的咖啡要漲價一倍？其實，商品末段售價跟原物料的價格關聯性相當的低，跟最末端的加工成本與經營型態才有高度關係。舉例來說，同樣的咖啡烘焙廠將咖啡豆賣到咖啡店、外帶吧、便利超商，末端價格卻截然不同。既然原料成本與末端售價的關聯性不高，給予原料的生產者一個合理的報酬又有何妨？因為我們這裡多付一塊，對於原料生產者來講，收入可能是增加一倍。來一杯喝的人享受芬芳、種的人也感到芬芳的咖啡不是很美好！
香港翡翠台「星期二檔案」節目在兩年前曾經製作過一個專題「杯中的貧與富」，他們實際採訪中國江西省婺源的公平貿易茶的生產組織。訪談中茶農說到過去傳統茶市場，綠茶的收購價一斤只有兩、三塊錢人民幣，加入公平貿易組織之後，一斤茶可以得到五塊錢人民幣，以前的年收入是四千塊人民幣，現在提高到每年七千塊。相對於我們在末端市場買茶葉的價格，收購價增加兩塊錢實在微不足道，況且因為縮短了交易環節，這個成本可能並不見得會增加末端的銷售價格。總之，給予生產者合理的收購價，不只個別茶農的收入提高了，他們還利用合作社累積的公平貿易基金修了一條路、立了根路燈、修繕了學校，還提供當地子女外出念大學的助學金。而這一切都不是靠援助，而是他們自己努力賺來的報酬。
所以，公平貿易就是給生產者比較高的報酬？
合作經濟而非慈善事業
其實不只如此，公平貿易歷經五十多年的發展與演進，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面貌。早期教會團體的發起帶有慈善的色彩，60年代開始的世界商店帶有些許的批判性格；80年代公平貿易發展標籤識別，走向大眾市場；到了90年代，因為標籤的氾濫，各個公平貿易組織開始走向合作，最終在1997年成立了「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FLO,
Fairtrade Labelling
Organizations），將全世界的公平貿易生產團體、貿易商、倡議組織整合在一個操作標準之下，並且在2003年統一更換標籤，有效的建立消費者對於公平貿易商品的信賴感與辨識度，也因此最近幾年公平貿易才會如此的蓬勃發展。
從過去各個團體的單打獨鬥，走到現在類似「合作經濟」的模式，其中最大的差異就在於務實的解決生產者的貧窮問題。要解決貧窮問題，除了給予他們合理的報酬外，他們要能夠自力的成長，還需要有水、電、醫療、教育等基礎建設的投資；如果只是給予合理的報酬，要讓那些生產者存到足的的資金來做基礎建設可能需要很久的時間。所以，FLO除了規範每種農產品的最低保障收購價格（Minimum
Price）之外，公平貿易商還會提撥一定的比例的金額作為公平貿易基金（Fairtrade
Premium），這筆基金是交由生產者組織自己決定用途，用來興建基礎設施以促進社區的公共利益。
所謂「合作經濟」的模式，就是生產者組織與貿易商都必須要認同與遵守公平貿易的理念成為FLO的會員，建立可責信的交易制度；生產者必須先自我組織成一個以民主機制運作的生產合作社；買賣雙方是長期的合作關係以協助生產者組織自立生產並改善其管理與接觸市場的能力；公平貿易不是只有買賣，還有宣傳、訓練與教育消費者的工作。
本書作者Dean Cycon是美國非常資深的公平貿易咖啡商，他早期因創辦Coffee
Kids這個非營利組織而聞名，也因此他與許多國家的咖啡生產者有長期的合作關係，這本書就是他的田野筆記，透過九個不同國家的案例，我們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他與生產者的合作關係以及公平貿易在產地的運作模式。作者非常忠實地呈現他的經歷，並沒有因為他是公平貿易商而美化公平貿易體系，公平貿易在實際的運作上並非完美，還有許多需要克服與修正的地方。組織的好與壞，是每個參與者的責任，只有參與者持續且更積極的投入與合作，才有機會讓這個體系更加進步。
回想起三年前第一次進口的曼特寧豆子，大小不均也就算了，蟲蛀豆、破碎豆甚至小石頭都是一眼就可以看到。那時我拿了樣品給一位台灣咖啡商看，他笑說從來沒見過這種豆子，更笑我花這種錢可以買到非常高等級的曼特寧豆。我寫信給國際公平貿易組織詢問那個合作社的狀況，他們只簡單的回了我一句話：「這個合作社還很年輕，我們要給他們時間，這就是公平貿易。」還有一次我寫信去問關於有機的問題，得到的答覆也很簡短：「這些農民窮到沒有錢買農藥，所以咖啡都是沒有使用農藥種植的，目前他們也沒有能力申請有機認證」。的確，走訪公平貿易咖啡產地，咖啡樹多是稀疏的散佈在高低起伏的樹林裡，參雜著各種植物，鮮少看到整齊排列、高低一致的咖啡林。
就是這樣簡單的回覆，讓我更理解公平貿易：一種關心與分享的夥伴精神。為了讓支持公平貿易的消費者喝到好的咖啡，生態綠的伙伴一直以來都是靠人肉勞動，一顆顆篩選咖啡豆。這幾年來生態綠走訪咖啡產地，看到合作的咖啡農民生活改善、拿到有機認証，豆子的品質也愈來好，對我而言，天底下沒有一杯曼特寧比得上共同成長所孕育出來的好滋味。
跨界的實踐
過去幾年很慶幸的得到一些媒體的關注，很多採訪記者問我的第一個問題都是「你很喜歡喝咖啡嗎？要不怎會想要賣咖啡？」。我總是笑笑回說，王永慶應該不會喜歡石油，嚴凱泰也不會熱愛汽車，因為熱愛汽車的人都去當黑手了。對我來說，咖啡只是個媒介，讓我有機會跟消費者溝通他們的權益問題。
咖啡技術，對我來說只是一門專業，但咖啡產業對環境生態與勞動權益的關聯，才是引發我從環保份子轉行投入這裡的熱情所在。我原本就聽過Coffee
Kids這個知名的非營利組織，也知道Dean
Beans這個知名的公平貿易先鋒，感謝這本書，讓我知道原來它們都是Dean Cycon所創立的，而且這位Dean
Cycon早先是位活躍的環境人權律師。一個咖啡業界的外行人，能夠對龐大的咖啡產業產生影響力，這對我來說是個莫大的鼓舞。
倘若我們的商業行為就只是比較商品的功能與價格，忽略了消費者與生產者的社會關係以及生產鍊中環境與人權問題，那個表像的功能與價格其實隱藏了許多生態災難、食品安全、價格波動等系統性的風險與危機。有沒有一種對生產者、消費者、商人以及生態環境都彼此互利而非爾虞我詐的商業模式？我想，這就是我們之所以跨界實踐的目的。
近年來開始有些關心農業的朋友下鄉務農，常常聽到他們提到被隔壁的阿伯笑說，你這樣不對啦、你應該如何如何…這群朋友大多都不是農家出身，務農絕對不是他們的專業或嗜好，只是一份對環境的熱情而踩在泥土裡，或許我們現在用價格或外觀來評量他們的產品會得不到好的分數，但是我相信唯有消費者與生產者一起共同成長的果實才是最甜美的。最後希望大家給予他們最溫暖的鼓勵！
本文轉載自生態綠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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