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人：林育朱（台灣環境資訊協會信託中心專案經理）
因為愛知目標，2020年前，全球要有10%的海域受到保護，海洋保護區正夯！
然而執法成效不彰問題未解，公平正義的問題又油然而生。保護區可能涉及的公平正義問題有二，一是程序正義，資訊和參與過程是否足夠開放透明；二是保護區獲得的利益如何公平分配，甚至為滅窮提供一臂之力。近年來，政府資訊公開的過程，在推動程序正義上略有進展。
然而利益如何公平分配，以減少原有資源利用者在保護區劃設後的損失，甚至實際的資源利用者是誰，上位者在沒有對當地社群或相關權益團體/人進行充分了解或溝通時，容易讓自己身陷一團迷霧。不同資源利用者的競合、利益分配始終都是複雜難解的題目。伴隨著政治上民眾要求開放參與的浪潮，原有的「管理」保護區也演變為「治理」保護區，意味保護區從成立到後續管理的過程，不再只是由政府獨斷獨行，實際納入社區、居民或漁民等，強化由下而上的治理模式，將至關重要。
如今台灣的保護區管理單位多半停留在「資訊開放」和「傾聽民意」的階段，尚未進入到邀請社區共管的階段。今年（2014）年底台北市長選舉候選人柯文哲提出的「開放政府」願景，擄獲許多選民芳心，雖然「開放」到何種程度，尚未得知，期許這股「開放」風潮也能吹向台灣的保護區。
在愛吃魚、瘋捕魚的南非，漁獲量減少和魚種消失帶來的痛苦十分強烈。但魚類如果身陷危機，漁業也同樣在劫難逃。南非自給自足的漁村有一半被界定為「糧食不安全」，因為他們的生計基礎岌岌可危。但1994年，也就是曼德拉在剛剛步入民主的南非當選總統時，他的非洲人國民大會黨將魚視為促進社會平等、改善貧民生活的工具。這個彩虹國度將會把海洋資源變成人人得以公平取用的一桶金。
一開始，社會轉型似乎很有機會成功。成千上萬的「歷史弱勢」，也就是黑人及有色人種（這個詞在南非用於形容主要為歐非混血的後裔），取得了捕魚權。到了2004年，這個族群掌握的商業捕魚配額已從十年前的不到1%增加到超過60%。
但正如繩釣魚危機所顯示的，政府雖然廣邀賓客來參加這場吃到飽的盛宴，卻沒有足夠的食物餵飽他們。更糟的是，這份賓客名單還遺漏了一整群漁人。
新的漁業政策適用於商業、休閒與自給自足的漁民（自給自足指的是漁獲僅供自己食用，並不出售）。小規模漁民被排除在外。他們嚴格來說不算自給自足，但也不完全是商業漁民。更重要的是，他們認為自己是漁業社群的一分子而非個體戶。他們爭取集體權利、追求資源共享，卻發現自己跟這個以私有權為基礎的配額體系格格不入。
對這些小規模漁民而言，被排除在配額過程之外，就像再次被喚起了種族隔離的痛苦回憶。還有另外一個造成隔離感的因素：海洋保護區。這些零碎的海岸與海床區受到保護，部分或完全禁止人類開發，在完美的世界裡，它們本該是這些漁民最好的朋友。
海洋保護區就像沙漠中的綠洲。海洋生物在各個藍色的庇護所內興盛繁衍，多出來的再「溢出」到鄰近海域，可以提高漁獲量、維持漁民生計。海洋保護區被視為海洋生物保育與漁業管理不可或缺的工具，幾乎每個海洋國家都簽署了一項聯合國條約，目標是在2020年之前讓全球10%的海洋受到保護。但對許多小規模漁業社區而言，海洋保護區簡直是在不平等的傷口上灑鹽――尤其如果禁漁區就設在社區附近。
恆堡的情形正是如此，當地的卡邦克堡保護區就涵蓋了好幾公里內所有適合捕魚的海岸線。
恆堡的建物凌亂地蔓延於山丘一側，俯瞰著海濱郊區豪特灣。在搖搖欲墜的小屋與平房上方，矗立著一座名叫「哨兵」的陡峭山崖。這座城鎮現在有許多哨兵。盜漁者雇用把風的人留意警察的動靜，警方線民也在暗地察看，提供有關盜漁者的線報。一個曾經自豪的社區，已經成為犯罪、抗議與不服從的暗黑之地。
我和唐納凡‧范德海登走在恆堡錯綜複雜的巷弄裡，他是青少年輔導員、社區幹事，從前也是盜漁者。晾衣繩上掛著溼式潛水服，大麻煙飄過鐵皮屋頂。范德海登把一頭髮辮塞在牙買加雷鬼風針織帽裡，談起了這個社區被剝削的漫長記憶。
「大家都很憤怒，」他說。「社區的人回顧白人的漁業拿走了多少資源，說：『到底誰才是盜漁者？你們擁有過，然後你們搞砸了。現在我們要拿回自己那一份，卻被冠上耗盡資源的罪名。但同樣的事你們做了多少年了？』
「所以我才會成為所謂的盜漁者。這是我對不公不義的抗議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