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黛安威爾森（Diane Wilson） 我沒留下來目送他離去。我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呢：漁屋裡有一堆事要做，另外，幾位工會代表打電話來，表示想跟我談談。我抵達漁屋時，一輛十八輪大卡車正在倒車，靠近我們漁屋外那條長長的金屬輸送帶斜坡。蝦盒散置一地，像霰彈彈丸，唐娜蘇把它們踢往斜坡所在的那道門。滿地都是冰，墨西哥灣蝦的氣味很濃。
工會代表進門的時候，我們幾乎快做完了──漁屋地板上只剩四盒蝦。他們穿著「箭牌」的襯衫，好像清涼到可以吃似的。我們把最後一百二十磅那幾盒扔上斜坡時，四個男人匆匆趕來，口中說著：「美女，美女，我們來幫忙！」我說：「你們幾個退回去站好。我們料理得來的。」
他們亮出牙笑了起來，然後抽起雲斯頓香菸，天南地北地閒聊起來，而我跟唐娜蘇把那批蝦子弄上卡車裝好。唐娜蘇推我的肩膀說：「去照料妳那些工會朋友吧。卡車駕駛我來處理就好。」
我走進辦公室，四個男人跟著我。到辦公室後，我們開始爭著讓座：我想請他們當中一個人坐，而他們都想讓我坐。南方人就愛玩這種客氣遊戲，要是有個北佬在你們當中，肯定一眼就看得出他興趣缺缺。最後，為了讓他們住口，我坐到椅子上去。
男人們則把倒放的蝦盒當作前廊，一屁股就坐上去，也不介意蚊子或灰塵，他們倒是說坐就坐。
我說：「你們也打鄉下來的嘛。」
他們咧嘴笑起來，點點頭表示對呀對呀對；他們的德州式魅力，跟平底煎鍋上的肉汁一樣滿滿都是。沒錯啊，太太，我們大家都鄉下人啦。年紀最長的男子說：「你曉得聖安傑羅在哪兒吧，美女？」聖安傑羅城外的鄉下小鎮呢？知道嗎？他就是在那裡出生的。另一位則是在隧景長大的，而且帕沙第納「飛力普六十六廠」發生爆炸時，他就在那裡工作。
長紀最長的男子叫魏瑟比，是「國際石油、化學暨原子能工人」組織的代表。他說，雖然他們都是鄉下孩子，但他們當中最土的一個，出身於本州以外的一個小地方，在俄亥俄州，叫「圓頂」，那裡會出名，是因為鄉間最小的核反應器就在那裡。除了那個核反應器，圓頂沒沒無聞，只有煤礦礦工與黑肺病、黑肺病與煤礦礦工──兩者難分難捨，就像兩個人擁吻在一起。
這幾位男士來自「國際石油、化學暨原子能工人」設在德克薩斯市的分部；德克薩斯市的化學工廠、煉油廠密集相連，出名的原因是一九四○年代末期發生爆炸，炸死五百人。什麼慘狀他們都看過聽過，還知道墨西哥灣海岸上上下下發生的每一起悲慘工安事故，像德州這樣一個工業至上、奉行「人有權工作」的州，你指望還能聽到什麼？德州議會曾一度在全院會提出一項修正案，不僅想廢除工會、充公其財產，把工會成員的家人送去集中營，還想把工會成員拉去站在牆前，開槍槍斃。
工會的秘書桑尼說：「我把我們在工會的免付費電話號碼給妳，那些台塑工人可以打電話給我，不分日夜，我可以在電話裡講：『你們被惡搞了！』事情就那麼簡單。」
他說，沒有工會保護的工作，根本沒有保障，但工人受僱時，都不那麼想。那些人以為自己會工作到退休，永遠撐下去，一直年輕力壯，也不覺得會倒楣碰上事故，那麼又何必白花銀子付給工會？就算真碰到事故，工人受傷了，他們也以為自己有工安事故補償金可以依靠，不然公司也會照顧他。
桑尼看著我，深色的眼珠好像鉛筆筆尖，然後說：「妳曉得工安事故補償金，對吧？那是一種保險金，工人照理可以因工作受傷而拿到給付，這樣他就不會控告公司。嗯，在德州，工安補償金保險已經變成吸金機器，再也沒有別種保險比它更好賺了。」
但他來漁屋，可不是想跟我講工會可以矯正每件錯誤。不對。矯正錯誤得靠勞工，也就是工會成員。工會優秀的程度，只跟它的成員一樣。桑尼說：「妳曉得大家的說法吧，軟土深掘，你越軟弱別人越要壓迫你。換句話說，就是你自己先躺下去，別人才把你當墊子踩。」
他說：「不騙妳，我們自己也有麻煩。假如我們沒麻煩，那麼全美各地工會成員就不會一直流失，走下坡，一直努力想克服。」
此時，我突然冒出莫名希望。我想拿很多問題去問那些我碰到的工人。問他們何必忍受這一些沒必要的痛苦？沒必要的等死？有逃生之道啊，答案就坐在一間悶熱漁屋的兩個蝦盒上。男人們團結起來，一起努力。
桑尼說，一切由各地工人自己決定：不管是灣裡漁船上的工人，還是化學工廠反應爐的工人。他們可以有所做為，也可以什麼都不做。他說自己可以用電話跟工人們交談，職安局的法規他用膝蓋都能倒背如流，或者，他可以帶他們走過勞工補償金的法規迷宮。但說真的，勞工不自己救自己，誰來救？工人有意願，工會才真的能在這個國家做點兒事。
過了一個小時，幾許厚厚煙氣簾幕般由天花板垂下來。工會男士們收攏自己的長腿跟牛仔靴，活力充沛地站起來。他們擁抱我好幾次，然後到寒冷的冰窖裡頭找到唐娜蘇，也抱抱她。
唐娜蘇臉紅了，血色直衝到她烏黑的髮根。她站到漁屋門口，揮手大喊：「回家路上開車小心。」看上去小鹿亂撞，年輕了好幾歲。唐娜蘇與我孤單單地站在漁屋門口。我們沒道理待在那兒了，蝦子運走了，工會男士們也開車走了。外出了一整天，果然回家就碰到麻煩了。算不得大麻煩，骨頭不會被打斷的。只是窗子破了，貝比用拳頭敲破它們，手割傷了，然後打電話時，血漬沾了上去。我到家時，貝比什麼都沒說，而且還沒吃晚飯。最後還是我出門，走進夜色裡的櫟樹林，才找到他，我說：「跟我講話的只是些工會的人。」
貝比說，正因工會，物價才會弄得那麼高。除了他們還有誰？罷工，要求工資不斷調高，除了像他那樣的工人必須為此付出代價，你能指望得到什麼？工會那些人不搞罷工，就是蹺班去喝咖啡。大家都曉得。他說，工會那些人沒半個懂得怎麼工作，要他們像漁夫在船上工作上一整天，肯定會要他們的命。
我說：「你又沒接近過任何工會。你又怎麼曉得他們在做什麼？」貝比回答說：「我總有耳朵，能聽到消息吧？不是嗎？」
當天夜裡，我跟兩個小孩睡，左右各睡一個。我躺著，瞪大眼睛看著油漆太舊而剝落的天花板，直到破曉了才闔眼。（明日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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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轉載自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出版之《卯上台塑的女人》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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