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餐桌上，米是每個人每天都會相遇的食物。但很少會有人注意到，米也有很多不同的品種。大家都知道米可以分成三大類，包括製作米苔目、米粉使用的在來米，適合白米飯的蓬萊米，包粽子、蒸米糕的糯米；或許有些人聽過益全香米、日本越光米等「明星」品種；但很少有人知道，全世界有十四萬種之多的稻米品種。而稻米的生物多樣性，與人類的未來可說是息息相關。

幾千年來，世界各地的農民在有意無意間，不斷地培育新的品種：他們選擇田中生長最好的稻株留作下一期的稻種；從鄰居、友人或市場取得不同品種的稻種來試種；甚至有可能從野生品種中培育出新品種。由於各地不同的氣候及地理條件，因此造就了全世界十四萬種稻米品種的豐富多樣性。然而，在1970年代引發的綠色革命，雖然帶動了全球農業技術的革新，卻也對稻米的基因多樣性造成了嚴重的威脅。當現代育苗的高產品種開始進行推廣時，農民們很自然地放棄了原先自行培育的品種。所幸，有識之士預見了這個危機，在1977年建立了國際稻米基因庫（International Rice Genebank），才將許多原本快要消失的稻種都保留了下來。

「更好」的出現，舊的消失也沒關係？

不同品種的稻子，具有不同的特性。而我們並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需要用到什麼樣的基因。比方說，1970年亞洲的稻田便曾遭受病毒威脅。當時科學家瘋狂搜尋四萬七千種稻米的基因庫，尋找能夠抵抗此一病毒的稻米基因，最後終於找到了——就是這麼一種——生長於印度山谷中，運用其基因成功培育出能夠抵抗該病毒的稻米品種，化解危機。值得深思的是，不久之後，那個山谷卻因為興建水庫之故而淹沒於水面下。在1840年代，愛爾蘭的馬鈴薯飢荒造成150萬人死亡，550萬人移民國外。若是供應數億人口主食的稻米發生類似的災害，影響層面之大，不是我們所可以預期的。

另外，許多不同品種稻米所組成的龐大基因庫，也是育種時所需要的「原料」。育種專家不斷地追求新的品種：希望產量更多、稻米更好吃、更營養、更能抵抗病蟲害、更能適應不同的環境。這樣的追求，是透過將不同品種稻米雜交培育而成。因此，一個稻米品種消失了，連帶消失的，還有隱藏在它的基因中的無限可能性。

目前全世界已經超過60億人口（還在持續增加中！），其中有半數以上以稻米為主食。如何以越來越少的耕地，來滿足這麼龐大的需求，要靠育種專家的努力。在富裕的國家如日本、台灣，人們要求要吃更好吃的米飯，這樣的需求，要靠育種專家的努力。侵襲水稻的各種病蟲害，會隨著時間經過演化出新的種類，需要育種專家努力培育出新的抗病品種。最近全球暖化議題甚為熱門，可以想見各地的氣候型態也會隨之改變——天氣可能變得更熱、夏天更長了、雨量變多或減少—— 要如何讓稻子能夠適應新的氣候型態，也需要育種專家培育出新品種。培育新品種的過程是無窮無盡的，我們需要各式各樣不同的基因，因為，說不定哪一天就用得上。

保留有最原始基因的野生稻

在台灣，與國際的趨勢相類似，雖然耕種技術及成果不斷地提升，但稻米的多樣性卻不斷地降低。先住民及漢族先民帶來台灣栽種的稻種，共有1197種。日據時期，日本人進行的品種簡化工作中，將品種減少到390種，並以此為基礎進行選種。光復之後，農政單位持續進行育種工作，目前在「台灣稻作資訊系統」網站中，列出了184種稻米品種。而這些品種由於育種時使用同樣的雜交親本，彼此親緣相當接近，使得基因庫更為狹窄。目前政府選擇了14個良質米品種進行推廣，有效提升了國產米的品質與形象。但若是以生物多樣性的角度來看，這樣的政策仍有值得改進之處。

除了保存各種不同的稻種之外，另一個相關的議題，是野生稻的保育。野生稻是全球稻子的始祖，保留有最原始的基因。這些基因正是育種專家所夢寐以求的無價寶藏。舉例來說，中國大陸有名的「雜交水稻」，便是應用了野生稻的基因培育而成的。而在台灣，野生稻一直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1929年，島田彌市及小野柳一首度在今日的桃園、新竹發現野生稻，然而，直到1957年才有了第二次調查記錄。而一直到1979年，野生稻已經幾近絕跡之時，才在岡彥一策劃下，八德鄉公所前任秘書邱垂德先生提供土地，成立「台灣野生稻標本園」。目前，任職於苗栗區農業改良場的張素貞博士，延續其恩師岡彥一的努力，於2002 年起推動台灣野生稻的保存議題，並與「有機稻場」合作，闢建野生稻棲息環境，由「有機稻場」設計教學活動，讓民眾瞭解野生稻保存與水稻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

當我們在餐桌上，享用各種米食的同時，應該感激數千年來農人的努力，為我們保存水稻的基因多樣性，同時也應該瞭解，如同野生稻等作物品種儘管難以食用，其基因多樣性在未來的糧食生產中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值得我們多付出一些努力好好保存。

【相關行動參與】
為了讓學童與社會大眾瞭解水稻的生物多樣性，「有機稻場」設計了「尋訪水稻家族」田野體驗活動，邀請大家同來探索水稻的基因多樣性與野生稻的保育議題。歡迎上網（www.organicfarm.org.tw）或電「有機稻場」（037-743000）洽詢。

台灣之光—— IR-8 1949年，台中區農業改良場余慶東、林克明等人以半矮性的低腳烏尖與「菜園種」雜交，選育出全球第一個雜交育成的半矮性品種「台中在來一號」。1961年時引入印度試種，因其具有耐肥高產之特性，迅即大規模推廣栽培。 任職於國際稻米研究中心的張德慈博士，更進一步利用台灣之低腳烏尖、矮子尖等帶有半矮性習性之品種，培育出多個優良稻米品種，其中命名IR8的高產耐肥新品種，表現更超越台中在來一號，在東南亞迅速傳播，創下比原有品種增產三倍的紀錄。由於這些半矮性高產品種的推廣，解決了1966~1968的普遍糧荒，也避免了當初預測1972~1973年會發生的糧食危機。因此張德慈博士於1969年榮獲美國費城約翰史考特獎（John Scott Award），1988年榮獲英國蘭客獎基金會所頒之農藝與營養獎。 1970年代稻米的綠色革命，即是源自帶有半矮性高產基因的品種被引入熱帶地區種植，而這些基因即是來自「台中在來一號」，以及被稱為奇蹟之米的IR-8。 來自台灣在地的稻米品種，被育種專家發掘之後，改變了全世界的農業。

最近令人矚目的台塑鋼鐵廠開發案進入環評審查階段，評估建廠的相關環境影響，引起一連串爭議，但見諸報端後仍少有人關心。這並不令人意外，因為在台灣的主流價值裡，環境價值向來是被排到最後的，環評也是在一切計畫都底定後，才來進行的最後一個程序。環評基本上就是專家制度，排除所謂的民眾參與，不了解環評內容的一般大眾，只能選擇接受，相信「有這些專家幫忙我們把關，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吧！」

但是大眾不知道的是，所謂的環境影響評估會議不如我們想的那麼專業客觀，環評委員總計21名，其中14位是專家學者，另有7位是官方代表，而委員的遴選是由環保署長挑選，其中人治色彩大於法治甚多，環保署長可挑選意識形態相近的委員擔任，而那七位官方代表更是被民間譏為鐵票部隊，專門為政策護航，如此設計的環評審查制度，無怪乎自從1994年實施以來，無法建立太大的公信力，引發許多抗議。

在這樣的背景下，於是我在10月1日參與的第156次，也不意外地看到主管機關經濟部工業局長，高坐席上為台塑集團努力說服委員，沒有任何顧忌，相對的，環保署卻不太敢為所執掌保護的台灣環境說話，因為要保持客觀！開發案的業者可以列席，關心環境的民眾卻必須費盡千辛萬苦爭取旁聽發言，荒謬的邏輯一再上演。

環保團體到底在爭什麼呢？媒體關心的焦點永遠是選舉而非政策，台塑鋼鐵廠的開發案牽涉到的是台灣環境與產業政策的未來，但許多爭議民眾並不清楚，不過就是台塑在雲林蓋一個鋼鐵廠嘛！有這麼嚴重嗎？但大多數的人不知道，光六輕單一的VOCs排放量，幾乎等於台中縣全縣的2倍，未來再加上台塑鋼鐵與國光石化兩大開發案，雲林的空氣將被重工業嚴重污染；大多數的人也不知道，未來大量的耗水量將會使雲林、彰化、台中地區的農民無水可用，其污染也將破壞彰化、雲林沿海漁業資源；大多數的人更不知道的是，現在許多政客口中最愛提的全球暖化，呼籲大眾一起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但其實台灣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成長率跟101大樓一樣是全球最高，而台塑鋼鐵與國光石化兩大開發案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當於台灣總排放量的10％。

不過千萬不要以為這些爭議，能在環評審查中獲得解決與平衡，若來現場旁聽你會學到民主的寶貴一課，聽到一個關乎民眾與環境的重大案件，竟然是以如此敷衍草率的方式進行，你會聽到台塑集團竟然可以避重就輕地報告說這麼大的工廠對環境沒有造成重大影響，明明有研究者拍攝到快絕種的白海豚照片為證，台塑可以用一句沒有發現帶過，環保團體質疑破壞生物多樣性，他們卻可以答非所問地說會多做綠化工作，而經濟部工業局長陳昭義更是提出說鋼鐵廠排出的大量二氧化碳不是問題，若是鋼鐵廠蓋到別國說不定還會產生更多二氧化碳，豈不更不環保？如此的觀點與說法讓人驚愕，更令人難以理解環評的專業性到底何在？這樣不負言責的審查，若是開發後真有問題，又有誰來負責承擔後果？

本來今年3月經環評專案小組審查決議，因此案對環境有重大影響，須進入更嚴格審查的第二階段環評審查，小組決議須再經環評大會確認，但行政院卻陣前換將，將不聽高層指示的張國龍換下，搞拖延戰術，直到上屆環委7月下台後還未舉行。等到陳重信接任環保署長，又遴選了另一批不會「過度堅持」的環評委員後，才於10月1日的環評大會上審查此案。

而也許因此案太受關注，環保署竟一改從前開放自由旁聽的慣例，只肯在一樓闢一個房間讓民眾進入，放了一台聽不太到聲音的小螢幕作為旁聽之用，因此大家在媒體上看到的，也許又是我們這一群不知好歹的環保團體力爭要現場旁聽，所謂的現場仍是隔著一片防音的厚玻璃窗，但若非如此堅持，我們又怎麼能讓大眾得知審查是怎樣的過程，而結果又是怎麼出來的呢？

從場外抗議到場內列席，環評向來就不是弱勢民眾的遊戲，我們目前要求的制度改革有許多項目，其中最基本的是環評審查過程應該資訊公開，環評委員亦應貫徹利益迴避原則，以達公平、公正、公開之審理。這是民主的基本條件，若連這樣都做不到，實在是社會的退步，如果這是政府目前解決爭議的方式，那我們至少該讓這個遊戲公平一點。

我無法忘懷的是當本案表決後，一位遠從雲林來的漁民，連要遞一封陳情書都被阻擋在外，只能用力拍著會議室的玻璃窗對裡面的人說：「你們知不知道，這樣的表決可以決定我們的生死！」政府把民眾當作洪水猛獸，民眾則感覺像是古時候上衙門見大人，環保團體忍不住當場譏諷這像是戒嚴，讓曾經上過黑名單無法回國的陳署長大為不悅，覺得年輕的一代沒有親身受過戒嚴的苦，指為戒嚴太過誇張。但也許意有所指的是在這個時代裡，許多基層弱勢的民眾一路走來受過多少歧視與忽略，而戒嚴結束帶來的希望，卻沒有讓這個苦也跟著結束。

時代已變，台灣社會不該再有戒嚴的心態，但我們必須認真思考的是，真正的民主應該是什麼樣子？不僅僅是准許旁聽與發言，而是除了專家之外，當地民眾到底能不能決定這片土地的未來？是否能擁有否決的權利？不然我擔心不管我們再聲嘶力竭地叫喊，永遠都只能在那一片玻璃窗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