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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的保護區經營方向：與時俱進．因應變局 作者：曾苗苗
在21世紀的今天，科技發展已使得人類行動的能力及範疇大為提升、人口快速成長，地表的自然和人文景觀也因之急遽改變。保護區作為人類具體聯結自然和過去的關鍵，尤其必要與時俱進，方能在全球變遷的急流中站穩腳步。在今年第五屆「世界保護區大會」的議程中，共列有四場主要研討會，其中，「因應變局」（managing with change）即為主題之一。 若要從這股變局中思考未來保護區的經營方向，我們必須從保護區所面臨的外來壓力、與其根本的內部問題來加以著手。在此，我們先就這兩個層面加以檢視： 全球環境變遷趨勢下 保護區面臨之外部壓力 跨進21世紀，全球變遷加諸於保護區的壓力日趨沈重；無論生物多樣性的發展，或者保護區所能提供的生態財和相關服務，都將面臨更多不確定的變數。
其次，現今人口已經突破60億大關，不斷成長的人口需要更多空間和資源來支持。然而人類活動範圍的擴張與各項基礎建設，致使自然棲地零碎化；水利建設、農業灌溉、及污染使得淡水供應量大幅減少；往來行旅交通致使物種隨而移動擴散，侵入各地原生生態；不利永續的消費模式和隨處可見的貧窮，對生態環境產生極大壓力。因此，更有必要加速保護區的設置，納入更多瀕危物種，並且建構全球保護區體系，連通生態廊道。 根據聯合國今年的統計資料顯示，陸地總面積逾12%已經列入保護區範圍。相對於此，受到保護的海岸線及海洋卻不及1%。面對漁撈過量、漁源驟減、珊瑚礁及海岸急速崩解等迫在眉睫的問題，保育組織必須和時間賽跑，儘快尋求國際組織及各國政府的協同支持，籌設海洋保護區，以緩解海洋生態系受到的衝擊。
內部問題：檢視保護區的價值與基本態度 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1997年在澳洲奧伯尼舉行的中程會議，主題定為「21世紀的保護區：從孤島到網絡」，即昭示出「保護區不能成為自外於周邊海陸、在地社區、與地方經濟脈絡的孤島」之保育新趨勢。時隔5年，本次大會以「跨界利益」為題，顯示國際保育社群對於保護區本身的價值、以及與外界的互動，有了更進一步的思考：保護區能夠創造什麼樣的利益，又如何做到利益均霑、責任共擔？
內部問題：結構調整與能力建構 大會發表的「德班行動計劃」（Durban Action Plans）指出，過去的保護區社群未能充分與更廣大的利益群體連結──他們原該是保護區最好的結盟對象。可見，保護區之設立，首先必須得到地方社區的信任與支持，換言之，必須正視保護區內原住民及各種游牧族群既有的生活型態及生存權益，與在地社區建立良好的互信與互動關係，並尊重傳統保育模式與知識的價值。 此外，隨著民主化、去中心化、「去集中化」（deconcentration）的發展趨勢，管理單位勢必要提供更多公共參與的途徑，開放給更多權益關係人（stakeholders）協同經管，取代過去由中央政府獨攬營運的視角。 過去10年來，全球保護區面積足足成長一倍有餘，卻也多了不少空有其名的「紙上公園」(paper park)。如何使得保護區的質量並重、名實相符，是一椿新的挑戰。 主事者自身及相關支援機構，必須具備廣泛的知識、技能、與充足的資源，俾能進行保護區的監管規劃，並且建構並維繫複雜的關係網絡。過去的訓練往往聚焦於自然資源管理、卻忽略了其他諸如營運或溝通技巧。 保護區能力建構可謂是一連串修正與實驗的過程。實際經驗顯示，設計課程協助人們獲取知識，勝於判斷他們應該學習什麼。保育社群應該建立取得訊息與知識的管道，形成學習與經驗交換的機制，俾使管理機關、相關工作者、以至權益關係人，都能藉由彼此交流，提升辨識問題、自行設想解決方案的能力。現代通訊之發達便利，或可為保護區的永續經營與效率開啟新的契機。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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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世界各地的保護區都難免於氣候變化造成的威脅，其作用已經開始對物種、自然棲地、及地景和生態系的有效運作產生影響。經營者面臨的課題，即在於加強研究工作，即時減少造成溫室效應的氣體排放，以提升生態系的調適能力。
疾病傳染同樣對保護區構成威脅。HIV病毒及愛滋病的流行已經嚴重的影響到非洲的保育成果，類似的巨大衝擊將有可能發生在俄羅斯、中國、印度、及東歐諸國。保育社群必須採取行動，在保護區工作人員及在地社區當中推動相關防治措施。
或許，保護區在永續發展、生態服務、生計的可能、以及根除貧窮等面向所扮演的角色，必須再加以突顯；而保護區對在地原住民族、游牧族群（mobile
peoples）、及當地社區造成負面衝擊，自應受到重視，以進一步確保上述社群的權益之必要。凡此種種，均可從大會發表的「致生物多樣性公約的訊息」（Message
to Conven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中，窺見此一經營管理趨勢的新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