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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媽媽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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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地球高峰會專欄]

人物專訪-杜文苓 (原文)

採  訪:江嘉萍
記錄整理:李家淳

在TANGOs當中,您所代表的團體是?參加的主要目的在於?

JOHANNESBURG SUMMIT 2002  我所代表的團體是「TEAN-台灣環境行動網」,在1998年由一群關心台灣環保事務的海外留學生所組成,這幾年來我們持續著國際環保網路的建置工作,例如我們曾經以保護黑面琵鷺的主題,參與「國際溼地公約」的會議;也曾經參與有關「生物多樣性」的國際會議,在會中展示台灣的生物多樣性案例,在過程當中,結識了不少友人,彼此到現在仍繼續聯絡,互通訊息。

  TEAN曾經參加其他的環保事務,例如促成台灣七股與美國矽谷地區環保組織的交流;近期的案例則有RCA到美國進行國際遊說。在過程中,TEAN擔負的是居間的聯繫協調角色。在這些經驗中,TEAN始終思考著組織的目標以及任務,而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建立台灣與國際之間在環境保護事務上的交流。因此,我們也將今年地球高峰會,視為台灣參與國際環境活動的一個「機會」,更且,我們希望促使台灣社會對於國際環境會議或運動的重視。

台灣的民間環保團體參與本次地球高峰會的過程中,在參與國際社會上,或是各團體之間的互動情形,曾經面臨哪些較大的問題或困難?

  首先,我曾經在文章中提過,就我參與其他國家非政府組織(NGOs)的經驗來看,不同團體之間的意見相左,其實是普遍的情形。以這次聯合參加地球高峰會的團體為例,由於台灣參與各類型國際活動的經驗不足,因此,在討論過程中必然會產生了很多不同的意見。

台灣NGOs對於國際活動參與經驗的缺乏

  我個人則是對此現象抱持著寬容的態度看待。我認為,國際參與策略的形成,或國際運動的知識,都需要相當質量的「顧問」工作來支援,例如對於國際會議或團體的熟悉度,以及組織與議題的網絡建置,都是必須長期累積的經驗。對於環境運動已經發展二、三十年的國家或組織來說,他們在議題性的(大型)國際場域裡已有豐富經驗,培養了許多語言或熟悉國際環境議題等相關人才,而這些是台灣NGOs普遍所缺乏的。

  就我的觀察,NGOs其實在國際間環境等議題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台灣目前仍只有學者比較積極地參與國際,NGOs在這方面的活動仍然貧乏。我想,學術領域擁有這方面資源,但是目前看起來,都還沒有與NGOs整合,所以這次參與大會的NGOs夥伴,在經驗與資源缺乏的狀況下,其實是相當辛苦的。

建立國際聯繫對台灣本地組織的幫助

  如果我們就台灣NGOs缺乏國際參與的經驗以及人才培養來看,我相信有很多人努力嘗試解決這樣的問題,TEAN也一直在思考,究竟建立國際聯繫對於台灣本地的組織有多少幫助?

  我以美國為例,由於該國幅員廣大,許多組織僅在國內社區裡發展便能形成相當的規模,不需要朝國外發展,而台灣有些組織也是依此模式發展。但是,另一方面,我認為台灣更有必要去向外發展,因為台灣是個島國,就在這個前提之下,不論是在對外貿易機制、或是國際經濟分工的架構下,島國本身的侷限性促使我們一定要向外發展。

  更重要的是,其實任何國際動態都會影響到我們,例如加入WTO,影響了台灣農村改造的方向與任務。因此,如果我們無法注意到此刻相對應的國際情勢,我們會容易失去方向,而在全球化潮流中找不到切入觀點。例如抵制全球化的消費者運動,台灣其實無可免於其外,或者就生態資源無國界的事實來看,台灣環保團體更需要參與國際行動,我認為這是關鍵。

其他參與「南非地球高峰會」的台灣非環保性質團體,也有自己獨特的國際參與經驗,依您的看法,他們是否應該提出來共同分享?

  經驗分享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們希望提倡的初衷之一,我也認為經驗分享是國際網絡的建置工作的一個關鍵項目。就我的觀察,相較於許多國外團體,雖然台灣團體在參與國際事務上常表現得較缺乏信心,但是在台灣NGOs制度與發展環境相當惡劣的情形下,不少NGOs組織與人員其實表現得非常好。

  重點在於,在從事國際交流時,我們要對自己有信心,並且清楚自己的定位,我們應該選擇那些最終能夠回饋台灣社會的活動去參與,提昇社會組織的能量,而不是去追隨任意的國際話題。例如,台灣可以去參與亞太事務方面的議題或活動,或者,就單一議題上我們如何去進行國際串聯,例如美濃愛鄉協會的「反水庫運動」在國際上便是一個成功案例。

如何形成集體的力量

  事實上,台灣有些團體已經開始國際串聯的動作,但是,現在的關鍵在於「如何形成集體的力量」。我這麼說是因為台灣NGOs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我們可能會有個別的突擊行動,但是我們並沒有所謂突破『參與平等』的整體策略」。就像在這次參與地球高峰會的過程中,TANGOs成員遇到最大的困難是,所有申請在大會上報告的機會全部遭到拒絕,所以我們應該去找出策略或管道,去突破這種我們集體面臨的障礙。

  而且,如果連我們這種真正關心議題的團體,都屢遭騷擾或是被拒絕,久而久之就會限制了我們能參與的場域,這樣的障礙會使許多人自我設限,不敢進一步參與。結果就變成每次要參與國際性活動時,我們只知道考慮哪些議題不要碰觸,反而不會去思索如何突破。事實上,環境運動和民主政治的發展是緊密聯繫的,如果我們在參與的過程中,常因政治問題而自我設限,出現不敢嘗試,不敢碰觸議題的情形,這對於參與行動將造成很大的困難。

  好比在我個人參與多次國際會議的經驗中,我每次都會顯得有些焦慮,總是要擔心傳單或是海報會不會被強行取走或撕毀,因此,我認為與其把心思放在這裡,不如對於所參與議題或活動的焦點更加投入。事實上,權利是自己爭取來的,我們應該是去面對類似的問題或狀況,而不是不去管它。

TANGOs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從剛開始「TEAN只是想找幾個團體合作」,到後來「一個正式的代表台灣的組織之形成」,其中有哪些重要的轉折?

  TEAN當初的思考是這樣的,除了此次「南非地球高峰會」以外,今年其實還有很多重要的環境會議,例如5月的「國際生態旅遊」會議,11月還有一場「國際溼地公約」的會議等。到底要把重心放在哪一項議題?必須考慮TEAN的組織能量有多少,因為像不久前RCA的行動,我們也投注了半年以上的時間在聯絡相關各界。同時我們也期待,與其到處施力,不如專心做好一件事。所以我就嘗試寫了一份小型的計劃,打算以TEAN的名義向美國組織和台灣的政府或企業申請經費。

TANGOs模式出現的過程

  另外,除了「參與」之外,我們也思考著,在過程中我們有哪些目的?能夠累積哪些經驗?例如,如果我們能藉此建立個別團體之間的「討論或對話模式」,甚至共識,由此去觀察國際與台灣之間的關係,我認為,這就是實力的培養。TEAN當時也想到,有許多重要的環境資料,也許能藉這個機會轉換成其他國際語言,便於和更多國家的組織分享經驗。其實也是希望藉由這次重大國際會議的機會,把參與這件事當成運動策略的一部份。後來,林聖崇認為這項計劃重要而且可行,於是他在環保組織之間大力推動這個計劃,得到大家認同,於是TANGOs最初的模型就出現了。

運作過程經驗的轉換

  在我看來,TANGOs的團員在溝通的過程中,大家開始對某些事情產生討論,有時候發現了理念不同,或者認識了彼此觀點不同之處,大致上的運作還算順利。只是後來逼近大會會期,因此工作越來越繁雜,甚至出現了TANGOs與政府之間的合作問題,我們該如何掌握分際,也都引起了很多討論。有時候我不禁為此感到憂心,然而我又會想,其實不論是社會大眾、政府,還有我們,大家都是在學習,重要的是,該如何將這些過程轉換成積極的經驗,形成正面的回饋機制。比如說,養成解決問題的態度,或者將來在面對類似的狀況時,應該注意哪些實務面問題等等,得以在國內組織之間或與國際互動上,貢獻正面的經驗價值。

組成TANGOs的團體們,是否曾在「南非地球高峰會」的行前會議中,討論關於定位的問題?

  我認為,現在談個別組織的定位問題還太早。

組織的定位問題

  就我的觀察,第一、台灣民間環保團體彼此合作的經驗其實並不多,如果再加上NGOs與官方的合作問題,其實團體自己的定位不會在這個階段出現。第二、就要回到這次組團參與南非地球高峰會的真正用意與目的來看。

  「南非地球高峰會」是一個複雜龐大的會議,相關環保工作以及很多議程決議都早在會議之前發生了,而在這樣一場由聯合國負責的全球會議上,各地民間或草根團體如果將能量放在突顯「議題」上,其實更具創意與活力。

整合力量學習

  比如說,我們可以「蜻蜓點水」的方式,因為都還沒有看過真實狀況,所以就去每個組織看看,找適合自己的;或者有些團體已有其深入經營的議題,或建立國際網絡,我們可以選擇適合或重要的議題去參與,提供我們在該方面的經驗,成為其中的重要成員。因此,我的看法是,儘管TANGOs團員一定會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要記得參與國際會議或活動的目的是什麼,一是由於台灣對於國際上推動永續發展的現況不了解,所以透過TANGOs的團體,整合力量去學習;二是台灣參與國際社會的管道一直不暢通,因此需要一個集體性的力量去促成改善。在這樣基礎目的之下,各團體便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自由地去學習與觀摩,我想這樣是比較實際可行的。

這次參與地球高峰會回來之後,TANGOs除了見習如何建立國際聯繫的經驗之外,接下來有什麼樣的想法與做法?有哪些經驗要與其他團體分享?

國際網絡建立的步驟

  對於參與或建立國際網絡的工作上(以參與國際會議為例),我認為是有幾個步驟可循的,第一個就是事前的準備。在事前準備的階段,我們必須確認該會議的焦點議題是什麼,選擇恰當的人去認識,尋找適切的管道去發聲;還有進行相關的研究,讓參與者去了解應該整合哪些關鍵的人力物力等資源,尋求幫助。有了這些行動概念後,在會議現場就直接去找這些議題和活動組織參加,讓我們的聲音「被聽見」,藉此展開交流的第一步後,其他團體也會來與我們接觸。

主動出擊、提供台灣經驗

  我認為,會議本身其實就提供了一個溝通的平台,所以我主張要積極主動,勇於表達意見,真正貢獻出台灣的經驗,為議程添加更豐富的元素。這就是我所說的以正面積極的態度去做回應,讓國際議題納入來自我們地方的聲音。而且,很可能這聲音正代表著許多無法到場的團體以及個人的經驗,就我所知,其實有不少國家的非政府組織限於人力財力,無法參與會議,比起來台灣其實這方面的條件好多了。就算我們提供的只是「台灣經驗」,也很重要,因為那就是國際經驗的一部份(目前國際經驗實質上絕大多數都是歐美經驗)。

如何建立及運用國際網絡資源

  在與其他團體獲得初步接觸後,接下來該如何好好建立以及運用這些資源,是相當重要的。我個人覺得,TEAN這部分工作做的還不錯。一直以來,TEAN成員會將收集來的組織或個人名片,利用網路空間與郵件群組功能,歸類並建立成資源名單的相關檔案,緊接著,如何「維護以及運用」這樣的資源更加重要。我認為台灣的團體可以來發展這項工作,因為就TEAN一個團隊是不可能掌握所有的資源。

  另外,在經營網路溝通時,需要些技巧,以免大家在眾多郵件當中,刪除了你寄出的那一封重要信件。當我們遇到重要事件或議題時,我們便會利用此管道將訊息散發出去,例如請大家連署簽名,以尋求我們需要支援或回應。RCA案例可算是一次成功的動員,我們串聯了很多美國本地的團體,構成了管道,讓其他個人或組織得以接近我們,提供協助。

從繁瑣互動中建立信任關係

  甚至,我們發現,所謂「國際參與」,它發生的層次非常多樣,例如我們其實不需要每一個會議都去參加,而可以選擇某個議題,私下建立合作網絡,作為平時交流與學習的管道,這樣最能維持長久的關係。

  又因為每個組織也都有自己的網絡,所以我們與其他國際組織也就資訊方面互相支援,比如說,當時TEAN要去參加在肯亞召開的「生物多樣性」會議時,我們便以民間組織的立場,寫信去詢問一位國際經驗豐富的朋友,他告訴我們去參加不同場次會議時,需注意哪些事情。也由於網絡的存在,當那位朋友的單位舉辦關於「生物多樣性」會議時,也邀請我們參加,因為他們認為台灣經驗很重要,我們也會利用機會到對方的辦公室去寒喧交流。這類的聯繫的工作其實很繁瑣,而在建立關係的過程中,有些部分是不可強求的,但是經過長期認識互動之後,彼此會逐漸產生信任,一旦有什麼消息,也容易分享、互通有無,我想,這才是重要的。

會議過後的經驗分享及檢討

  除了對外關係的維護之外,對內的部分,TEAN成員每一次參與會議之後,都要寫一份「觀察」報告,例如遇到了什麼事或困難,對於往後組織的參與策略能夠提出有效的經驗。最重要的參與「過程」,團隊這一次是如何運作的,下一次再遇到類似狀況時,又該如何改進或因應。至於個人的心得經驗,我們就鼓勵發表在報章雜誌上,讓更多人分享。這些累積的經驗使我們對參與國際性會議或活動,越來越有信心。

文宣的重要性及功能

  再來是關於「文宣」工作,起初TEAN開始與其他團體互動時,我們根本沒想到名片的重要性,還有傳單也是。我個人認為傳單的功能很重要,上面不只是介紹組織而已,還需要註明我們對於某項議題的運動策略或訴求是什麼,讓其他團體或個人知道如何和我們接觸。比如說,如果傳單上只寫了RCA的故事,人家也只能看看,卻無法「參與」其中,所以必須明確表示相應策略和訴求,或者實際說明所需的資源。

  例如所謂的「核四問題」,到底包括了哪些層面?除了能源和核廢料的終端處理、跨國公司處理核廢料的輸送系統,最後如果核廢料被認定是廢棄物,會產生哪些新問題?這些其實已經涉及了國際公約,還有原住民議題也是……。如何將論述表達清楚,讓別人能夠看見問題的「內容」,這就是文宣的重要功能。

  上面提到的這些經驗,是我們認為很重要的組織實務。除此之外,在現場當然會有很多在事前意想不到的事,我個人認為查核表(checking list)是蠻有用的。還有,像這次有人一直提醒我們,說南非很危險,所以自身安全也是不可以忽視的。在會場與人互動時,對方所提供的訊息或經驗是不是對自己組織有所回饋,這便需要一些經驗累積才能判斷的。

TEAN在參與本次南非地球高峰會議之前,是否有選定的議題或預定接觸的團體?

TEAN與台灣團體的差別

  我要強調一點,TEAN跟台灣大部分環保組織不一樣的地方,在於TEAN的任務本身即是國際網絡的溝通與建置,所以TEAN並不是根據議題去發展,而是由誰去參與,根據他的興趣或專業,而影響TEAN的發展領域或方向。

  這次前去南非,我們根據參與成員各自的能力與興趣投入會場,也依據每個人的專業領域分配工作,與台灣本地相關的議題團體進行聯繫,同時也在其他國家的團體中,找出與TEAN能力及興趣相關的議題做接觸。另一方面,TEAN傾向的做法是,去深入和接觸已經較有經驗的議題或熟悉的團體,加以發揮,在現場吸引更多的注意。

以「地球島」名義與會的考量

  就這次TEAN參與地球高峰會的過程而言,TEAN因為有參與「國際黑面琵鷺救援聯盟」,它是全球性組織「地球島」(Earth Island Institute)底下的一項跨國性計劃,所以這次TEAN是以「地球島」名義參加高峰會。

  我們考量的理由是:「地球島」深信力量必須來自草根,它認為聯合國因為受到官方與企業的強大壓力,並沒辦法做到真正的草根民主,因此他們舉辦了「世界永續公聽會」(World Sustainable Hearnings ),目的是要舉證在過去10年來,究竟永續發展的執行成果,與理想之間的落差在哪裡?有多少?同時也讓各地方的草根團體分享實務經驗。另外TEAN也考慮到,如果以個別團體的名義參加高峰會,在現場可能會失去深入討論或活動的契機,所以TEAN透過「地球島」這樣一個大型組織的身分,我們也比較能夠掌握狀況。

環境見證人,提供務實性的草根經驗

  歐美國家的草根團體,因為對於企業以及資本主義全球化都不具信心,雖然國際間簽署了相當多的國際公約,但卻不具強制力,而一旦國家進入WTO,類似的國際金融組織都身受跨國企業強烈遊說的影響,甚至連美國環保團體所發表的言論,都指出政府其實是面向企業的。因此,他們堅持草根團體必須表達自己的聲音,也就是我們需要「環境見證人」出來說話的原因。這種現象事實上涵蓋了超越環保問題的社會各個範疇,如社會制度的公正性與文化特色的保存等。

  我告訴「地球島」的夥伴說,在台灣我有不少朋友能夠提供實務性的草根團體經驗,尤其是台灣這十多年來歷經經濟擴張,直接挑戰了永續發展的可能性。基於把台灣的「故事」告訴更多人的想法,以及善用原本就已經建立的網絡機會,TEAN便安排了3位成員以「討論者」的身分參加「世界永續公聽會」,以國際宏觀的角度,與來自各地「見證人」互動和對話。

凝聚草根的聲音

  地球島將公聽會上得出的共識性結論,在高峰會大會報告上提出結論以及報告案例,告訴各國政府以及企業代表,他們必須重視草根的意見,甚至對實況加以改善。在高峰會現場,地球島可能每天與不同國際組織做串聯,如綠色和平或是地球之友。而對於平時不受到政府或企業重視的各地草根團體,例如西藏或俄羅斯團體,就有機會在高峰會的不同論壇上報告、發言,地球島也成為凝聚草根聲音的一個平台,對產官界形成某種壓力。 (2002-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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