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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杜文苓 (原文) 採 訪：江嘉萍 在TANGOs當中，您所代表的團體是？參加的主要目的在於？
TEAN曾經參加其他的環保事務，例如促成台灣七股與美國矽谷地區環保組織的交流；近期的案例則有RCA到美國進行國際遊說。在過程中，TEAN擔負的是居間的聯繫協調角色。在這些經驗中，TEAN始終思考著組織的目標以及任務，而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建立台灣與國際之間在環境保護事務上的交流。因此，我們也將今年地球高峰會，視為台灣參與國際環境活動的一個「機會」，更且，我們希望促使台灣社會對於國際環境會議或運動的重視。 台灣的民間環保團體參與本次地球高峰會的過程中，在參與國際社會上，或是各團體之間的互動情形，曾經面臨哪些較大的問題或困難？ 首先，我曾經在文章中提過，就我參與其他國家非政府組織（NGOs）的經驗來看，不同團體之間的意見相左，其實是普遍的情形。以這次聯合參加地球高峰會的團體為例，由於台灣參與各類型國際活動的經驗不足，因此，在討論過程中必然會產生了很多不同的意見。 台灣NGOs對於國際活動參與經驗的缺乏 我個人則是對此現象抱持著寬容的態度看待。我認為，國際參與策略的形成，或國際運動的知識，都需要相當質量的「顧問」工作來支援，例如對於國際會議或團體的熟悉度，以及組織與議題的網絡建置，都是必須長期累積的經驗。對於環境運動已經發展二、三十年的國家或組織來說，他們在議題性的（大型）國際場域裡已有豐富經驗，培養了許多語言或熟悉國際環境議題等相關人才，而這些是台灣NGOs普遍所缺乏的。 就我的觀察，NGOs其實在國際間環境等議題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台灣目前仍只有學者比較積極地參與國際，NGOs在這方面的活動仍然貧乏。我想，學術領域擁有這方面資源，但是目前看起來，都還沒有與NGOs整合，所以這次參與大會的NGOs夥伴，在經驗與資源缺乏的狀況下，其實是相當辛苦的。 建立國際聯繫對台灣本地組織的幫助 如果我們就台灣NGOs缺乏國際參與的經驗以及人才培養來看，我相信有很多人努力嘗試解決這樣的問題，TEAN也一直在思考，究竟建立國際聯繫對於台灣本地的組織有多少幫助？ 我以美國為例，由於該國幅員廣大，許多組織僅在國內社區裡發展便能形成相當的規模，不需要朝國外發展，而台灣有些組織也是依此模式發展。但是，另一方面，我認為台灣更有必要去向外發展，因為台灣是個島國，就在這個前提之下，不論是在對外貿易機制、或是國際經濟分工的架構下，島國本身的侷限性促使我們一定要向外發展。 更重要的是，其實任何國際動態都會影響到我們，例如加入WTO，影響了台灣農村改造的方向與任務。因此，如果我們無法注意到此刻相對應的國際情勢，我們會容易失去方向，而在全球化潮流中找不到切入觀點。例如抵制全球化的消費者運動，台灣其實無可免於其外，或者就生態資源無國界的事實來看，台灣環保團體更需要參與國際行動，我認為這是關鍵。 其他參與「南非地球高峰會」的台灣非環保性質團體，也有自己獨特的國際參與經驗，依您的看法，他們是否應該提出來共同分享？ 經驗分享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們希望提倡的初衷之一，我也認為經驗分享是國際網絡的建置工作的一個關鍵項目。就我的觀察，相較於許多國外團體，雖然台灣團體在參與國際事務上常表現得較缺乏信心，但是在台灣NGOs制度與發展環境相當惡劣的情形下，不少NGOs組織與人員其實表現得非常好。 重點在於，在從事國際交流時，我們要對自己有信心，並且清楚自己的定位，我們應該選擇那些最終能夠回饋台灣社會的活動去參與，提昇社會組織的能量，而不是去追隨任意的國際話題。例如，台灣可以去參與亞太事務方面的議題或活動，或者，就單一議題上我們如何去進行國際串聯，例如美濃愛鄉協會的「反水庫運動」在國際上便是一個成功案例。 如何形成集體的力量 事實上，台灣有些團體已經開始國際串聯的動作，但是，現在的關鍵在於「如何形成集體的力量」。我這麼說是因為台灣NGOs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我們可能會有個別的突擊行動，但是我們並沒有所謂突破『參與平等』的整體策略」。就像在這次參與地球高峰會的過程中，TANGOs成員遇到最大的困難是，所有申請在大會上報告的機會全部遭到拒絕，所以我們應該去找出策略或管道，去突破這種我們集體面臨的障礙。 而且，如果連我們這種真正關心議題的團體，都屢遭騷擾或是被拒絕，久而久之就會限制了我們能參與的場域，這樣的障礙會使許多人自我設限，不敢進一步參與。結果就變成每次要參與國際性活動時，我們只知道考慮哪些議題不要碰觸，反而不會去思索如何突破。事實上，環境運動和民主政治的發展是緊密聯繫的，如果我們在參與的過程中，常因政治問題而自我設限，出現不敢嘗試，不敢碰觸議題的情形，這對於參與行動將造成很大的困難。 好比在我個人參與多次國際會議的經驗中，我每次都會顯得有些焦慮，總是要擔心傳單或是海報會不會被強行取走或撕毀，因此，我認為與其把心思放在這裡，不如對於所參與議題或活動的焦點更加投入。事實上，權利是自己爭取來的，我們應該是去面對類似的問題或狀況，而不是不去管它。 TANGOs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從剛開始「TEAN只是想找幾個團體合作」，到後來「一個正式的代表台灣的組織之形成」，其中有哪些重要的轉折？ TEAN當初的思考是這樣的，除了此次「南非地球高峰會」以外，今年其實還有很多重要的環境會議，例如5月的「國際生態旅遊」會議，11月還有一場「國際溼地公約」的會議等。到底要把重心放在哪一項議題？必須考慮TEAN的組織能量有多少，因為像不久前RCA的行動，我們也投注了半年以上的時間在聯絡相關各界。同時我們也期待，與其到處施力，不如專心做好一件事。所以我就嘗試寫了一份小型的計劃，打算以TEAN的名義向美國組織和台灣的政府或企業申請經費。 TANGOs模式出現的過程 另外，除了「參與」之外，我們也思考著，在過程中我們有哪些目的？能夠累積哪些經驗？例如，如果我們能藉此建立個別團體之間的「討論或對話模式」，甚至共識，由此去觀察國際與台灣之間的關係，我認為，這就是實力的培養。TEAN當時也想到，有許多重要的環境資料，也許能藉這個機會轉換成其他國際語言，便於和更多國家的組織分享經驗。其實也是希望藉由這次重大國際會議的機會，把參與這件事當成運動策略的一部份。後來，林聖崇認為這項計劃重要而且可行，於是他在環保組織之間大力推動這個計劃，得到大家認同，於是TANGOs最初的模型就出現了。 運作過程經驗的轉換 在我看來，TANGOs的團員在溝通的過程中，大家開始對某些事情產生討論，有時候發現了理念不同，或者認識了彼此觀點不同之處，大致上的運作還算順利。只是後來逼近大會會期，因此工作越來越繁雜，甚至出現了TANGOs與政府之間的合作問題，我們該如何掌握分際，也都引起了很多討論。有時候我不禁為此感到憂心，然而我又會想，其實不論是社會大眾、政府，還有我們，大家都是在學習，重要的是，該如何將這些過程轉換成積極的經驗，形成正面的回饋機制。比如說，養成解決問題的態度，或者將來在面對類似的狀況時，應該注意哪些實務面問題等等，得以在國內組織之間或與國際互動上，貢獻正面的經驗價值。 組成TANGOs的團體們，是否曾在「南非地球高峰會」的行前會議中，討論關於定位的問題？ 我認為，現在談個別組織的定位問題還太早。 組織的定位問題 就我的觀察，第一、台灣民間環保團體彼此合作的經驗其實並不多，如果再加上NGOs與官方的合作問題，其實團體自己的定位不會在這個階段出現。第二、就要回到這次組團參與南非地球高峰會的真正用意與目的來看。 「南非地球高峰會」是一個複雜龐大的會議，相關環保工作以及很多議程決議都早在會議之前發生了，而在這樣一場由聯合國負責的全球會議上，各地民間或草根團體如果將能量放在突顯「議題」上，其實更具創意與活力。 整合力量學習 比如說，我們可以「蜻蜓點水」的方式，因為都還沒有看過真實狀況，所以就去每個組織看看，找適合自己的；或者有些團體已有其深入經營的議題，或建立國際網絡，我們可以選擇適合或重要的議題去參與，提供我們在該方面的經驗，成為其中的重要成員。因此，我的看法是，儘管TANGOs團員一定會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要記得參與國際會議或活動的目的是什麼，一是由於台灣對於國際上推動永續發展的現況不了解，所以透過TANGOs的團體，整合力量去學習；二是台灣參與國際社會的管道一直不暢通，因此需要一個集體性的力量去促成改善。在這樣基礎目的之下，各團體便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自由地去學習與觀摩，我想這樣是比較實際可行的。 這次參與地球高峰會回來之後，TANGOs除了見習如何建立國際聯繫的經驗之外，接下來有什麼樣的想法與做法？有哪些經驗要與其他團體分享？ 國際網絡建立的步驟 對於參與或建立國際網絡的工作上（以參與國際會議為例），我認為是有幾個步驟可循的，第一個就是事前的準備。在事前準備的階段，我們必須確認該會議的焦點議題是什麼，選擇恰當的人去認識，尋找適切的管道去發聲；還有進行相關的研究，讓參與者去了解應該整合哪些關鍵的人力物力等資源，尋求幫助。有了這些行動概念後，在會議現場就直接去找這些議題和活動組織參加，讓我們的聲音「被聽見」，藉此展開交流的第一步後，其他團體也會來與我們接觸。 主動出擊、提供台灣經驗 我認為，會議本身其實就提供了一個溝通的平台，所以我主張要積極主動，勇於表達意見，真正貢獻出台灣的經驗，為議程添加更豐富的元素。這就是我所說的以正面積極的態度去做回應，讓國際議題納入來自我們地方的聲音。而且，很可能這聲音正代表著許多無法到場的團體以及個人的經驗，就我所知，其實有不少國家的非政府組織限於人力財力，無法參與會議，比起來台灣其實這方面的條件好多了。就算我們提供的只是「台灣經驗」，也很重要，因為那就是國際經驗的一部份（目前國際經驗實質上絕大多數都是歐美經驗）。 如何建立及運用國際網絡資源 在與其他團體獲得初步接觸後，接下來該如何好好建立以及運用這些資源，是相當重要的。我個人覺得，TEAN這部分工作做的還不錯。一直以來，TEAN成員會將收集來的組織或個人名片，利用網路空間與郵件群組功能，歸類並建立成資源名單的相關檔案，緊接著，如何「維護以及運用」這樣的資源更加重要。我認為台灣的團體可以來發展這項工作，因為就TEAN一個團隊是不可能掌握所有的資源。 另外，在經營網路溝通時，需要些技巧，以免大家在眾多郵件當中，刪除了你寄出的那一封重要信件。當我們遇到重要事件或議題時，我們便會利用此管道將訊息散發出去，例如請大家連署簽名，以尋求我們需要支援或回應。RCA案例可算是一次成功的動員，我們串聯了很多美國本地的團體，構成了管道，讓其他個人或組織得以接近我們，提供協助。 從繁瑣互動中建立信任關係 甚至，我們發現，所謂「國際參與」，它發生的層次非常多樣，例如我們其實不需要每一個會議都去參加，而可以選擇某個議題，私下建立合作網絡，作為平時交流與學習的管道，這樣最能維持長久的關係。 又因為每個組織也都有自己的網絡，所以我們與其他國際組織也就資訊方面互相支援，比如說，當時TEAN要去參加在肯亞召開的「生物多樣性」會議時，我們便以民間組織的立場，寫信去詢問一位國際經驗豐富的朋友，他告訴我們去參加不同場次會議時，需注意哪些事情。也由於網絡的存在，當那位朋友的單位舉辦關於「生物多樣性」會議時，也邀請我們參加，因為他們認為台灣經驗很重要，我們也會利用機會到對方的辦公室去寒喧交流。這類的聯繫的工作其實很繁瑣，而在建立關係的過程中，有些部分是不可強求的，但是經過長期認識互動之後，彼此會逐漸產生信任，一旦有什麼消息，也容易分享、互通有無，我想，這才是重要的。 會議過後的經驗分享及檢討 除了對外關係的維護之外，對內的部分，TEAN成員每一次參與會議之後，都要寫一份「觀察」報告，例如遇到了什麼事或困難，對於往後組織的參與策略能夠提出有效的經驗。最重要的參與「過程」，團隊這一次是如何運作的，下一次再遇到類似狀況時，又該如何改進或因應。至於個人的心得經驗，我們就鼓勵發表在報章雜誌上，讓更多人分享。這些累積的經驗使我們對參與國際性會議或活動，越來越有信心。 文宣的重要性及功能 再來是關於「文宣」工作，起初TEAN開始與其他團體互動時，我們根本沒想到名片的重要性，還有傳單也是。我個人認為傳單的功能很重要，上面不只是介紹組織而已，還需要註明我們對於某項議題的運動策略或訴求是什麼，讓其他團體或個人知道如何和我們接觸。比如說，如果傳單上只寫了RCA的故事，人家也只能看看，卻無法「參與」其中，所以必須明確表示相應策略和訴求，或者實際說明所需的資源。 例如所謂的「核四問題」，到底包括了哪些層面？除了能源和核廢料的終端處理、跨國公司處理核廢料的輸送系統，最後如果核廢料被認定是廢棄物，會產生哪些新問題？這些其實已經涉及了國際公約，還有原住民議題也是……。如何將論述表達清楚，讓別人能夠看見問題的「內容」，這就是文宣的重要功能。 上面提到的這些經驗，是我們認為很重要的組織實務。除此之外，在現場當然會有很多在事前意想不到的事，我個人認為查核表（checking list）是蠻有用的。還有，像這次有人一直提醒我們，說南非很危險，所以自身安全也是不可以忽視的。在會場與人互動時，對方所提供的訊息或經驗是不是對自己組織有所回饋，這便需要一些經驗累積才能判斷的。 TEAN在參與本次南非地球高峰會議之前，是否有選定的議題或預定接觸的團體？ TEAN與台灣團體的差別 我要強調一點，TEAN跟台灣大部分環保組織不一樣的地方，在於TEAN的任務本身即是國際網絡的溝通與建置，所以TEAN並不是根據議題去發展，而是由誰去參與，根據他的興趣或專業，而影響TEAN的發展領域或方向。 這次前去南非，我們根據參與成員各自的能力與興趣投入會場，也依據每個人的專業領域分配工作，與台灣本地相關的議題團體進行聯繫，同時也在其他國家的團體中，找出與TEAN能力及興趣相關的議題做接觸。另一方面，TEAN傾向的做法是，去深入和接觸已經較有經驗的議題或熟悉的團體，加以發揮，在現場吸引更多的注意。 以「地球島」名義與會的考量 就這次TEAN參與地球高峰會的過程而言，TEAN因為有參與「國際黑面琵鷺救援聯盟」，它是全球性組織「地球島」（Earth Island Institute）底下的一項跨國性計劃，所以這次TEAN是以「地球島」名義參加高峰會。 我們考量的理由是：「地球島」深信力量必須來自草根，它認為聯合國因為受到官方與企業的強大壓力，並沒辦法做到真正的草根民主，因此他們舉辦了「世界永續公聽會」（World Sustainable Hearnings ），目的是要舉證在過去10年來，究竟永續發展的執行成果，與理想之間的落差在哪裡？有多少？同時也讓各地方的草根團體分享實務經驗。另外TEAN也考慮到，如果以個別團體的名義參加高峰會，在現場可能會失去深入討論或活動的契機，所以TEAN透過「地球島」這樣一個大型組織的身分，我們也比較能夠掌握狀況。 環境見證人，提供務實性的草根經驗 歐美國家的草根團體，因為對於企業以及資本主義全球化都不具信心，雖然國際間簽署了相當多的國際公約，但卻不具強制力，而一旦國家進入WTO，類似的國際金融組織都身受跨國企業強烈遊說的影響，甚至連美國環保團體所發表的言論，都指出政府其實是面向企業的。因此，他們堅持草根團體必須表達自己的聲音，也就是我們需要「環境見證人」出來說話的原因。這種現象事實上涵蓋了超越環保問題的社會各個範疇，如社會制度的公正性與文化特色的保存等。 我告訴「地球島」的夥伴說，在台灣我有不少朋友能夠提供實務性的草根團體經驗，尤其是台灣這十多年來歷經經濟擴張，直接挑戰了永續發展的可能性。基於把台灣的「故事」告訴更多人的想法，以及善用原本就已經建立的網絡機會，TEAN便安排了3位成員以「討論者」的身分參加「世界永續公聽會」，以國際宏觀的角度，與來自各地「見證人」互動和對話。 凝聚草根的聲音 地球島將公聽會上得出的共識性結論，在高峰會大會報告上提出結論以及報告案例，告訴各國政府以及企業代表，他們必須重視草根的意見，甚至對實況加以改善。在高峰會現場，地球島可能每天與不同國際組織做串聯，如綠色和平或是地球之友。而對於平時不受到政府或企業重視的各地草根團體，例如西藏或俄羅斯團體，就有機會在高峰會的不同論壇上報告、發言，地球島也成為凝聚草根聲音的一個平台，對產官界形成某種壓力。 (2002-09-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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