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作者亦為國際和平組織The Frontiers（TF）成員，她於2008至2010年間於東帝汶從事和平工作，近日歸台，隨即寫下了她對東帝汶難民處境的觀察。和平，是永續發展的前提，但紛雜動亂的環境、加上國、族想像與認同的複雜度等等因素，永續，是那麼遙不可及......

東帝汶是世界上最年輕的國家之一（全球第192個獨立國家），歷史命運多舛，於獨立前曾先後遭受葡萄牙及印尼殖民統治。1999年東帝汶獨立公投後，獨派獲得壓倒性的勝利，但隨著公投結果揭曉，東帝汶統獨雙方間的緊張情勢高度攀升，支持統派的民兵及印尼軍（或者在印尼軍的支持下），於東帝汶多處展開血腥報復屠殺。在當時極度動盪的局勢下，估計約有25萬到28萬東帝汶人為求自保奔逃至西帝汶。

在這些「1999年難民」中，有些人是在局勢所迫下自願奔走，有些則是被民兵和印尼軍強迫遷離家鄉，有些則只是無力選擇命運的幼童。

在東帝汶獨立局勢底定後直至2003年，多數「1999年難民」已在聯合國難民署（UNHCR）的協助下重返位於東帝汶的家鄉。於2003年，所有官方協助「1999年難民」重返家園（Repatriation）的補助計畫正式終結，但實際上在此計畫正式終結後，仍有好幾萬東帝汶難民寧選擇流落異鄉，也不願在當時仍緊張的情勢下重返東帝汶──這個充滿失望與希望、宛如廢墟般的新生國家。

對多數居於東帝汶的人民而言，那些於2003年後仍滯留西帝汶不敢返鄉的前東帝汶難民，多半是過去印尼殖民時期的施壓者──等同於罪犯，或至少是不受歡迎的一群人。

事實上，這群未及時選擇重返家園的東帝汶難民，的確多是民兵或者印尼公務員及其眷屬，或者其他支持統派人士，他們當中有許多人的手在印尼殖民時期的統獨衝突中沾滿血腥，因害怕可能的報復行動而無法返家，但有更多的人於過往衝突中未曾施加任何暴力，但因其家屬為民兵、印尼軍或者支持統派人士而害怕遭受報復牽連而不敢返家。

11年的歲月匆匆而過，於11年前奔逃至西帝汶時仍稚幼的那群孩童已長大成人，甚至結婚生子，許多「第二代『前』難民」也呱呱墜地，這群無辜幼童生而即為「『前』難民」，更可說是過往衝突的間接犧牲者。

東帝汶前難民於印尼顯得格格不入？

記者多次訪問及短期居住於東帝汶前難民營及再安置地（Resettlement camp）。踏入位於印尼西帝汶的前東帝汶難民再安置地以及前難民營，彷彿步入「國中國」──坐落於印尼的東帝汶小國。前東帝汶難民聚居地，處處可見東帝汶傳統房舍、隨處可聞東帝汶國語（德頓語）或者其他方言（例如Fataluku、Maksai、Mambai...）。不同的難民營或者再安置地聚居來自東帝汶不同地域的人民，這群東帝汶前難民，遇見同鄉難民操方言，異鄉難民則講德頓語，不懂德頓語的則以印尼話溝通。(註1)

Noelbaki是鄰近西帝汶首府古柏（Kupang）的前東帝汶難民聚居地之一（也就是前難民營）。根據Noelbaki和平中心（Peace Center）成員Elito Da Costa，部分Noelbaki居民為Ojek（計程摩托車）、部分依靠微額貸款經營小生意、部分為漁夫，部分則為當地居民佃農，靠分享農作收成維生。這些非印尼公務員的前東帝汶難民，收入不穩定，加以好多子多孫的傳統，使本已不豐厚的收入顯得更加微薄。

談到居於Noelbaki的前東帝汶難民之經濟狀況，一位現居於此的前東帝汶難民長者（已退休印尼公務員）表示，於Noelbaki，許多前東帝汶難民於當地居民收割稻穀後撿拾遺落在田埂間的稻穗貼補家用，或自食或販賣，造成與印尼當地社區居民的衝突。「此行為使東帝汶難民的名譽受損，但當我試圖阻止此行動，他們（前東帝汶難民）也氣憤的表示：『我們也不過為生存而為』。」

在過去當東帝汶難民數量遠高於現今時，東帝汶難民與印尼當地居民間由經濟競爭〔或者說是生存競爭〕所導致的衝突頻傳。雖然自1999年至今雙方間的衝突事件已大幅遞減，但對彼此的歧視難以盡消，像是潛伏的不定時炸彈。此外，東西帝汶間的文化差異更加深雙方對彼此的不信任與誤解。根據Mery W. Diami 〔CIS Timor Atambua 辦公室負責人〕，西帝汶當地社區對東帝汶難民的污名化相當普遍，西帝汶當地社區居民通常視這些前難民「固執、嗜血、粗俗、骯髒...」，而東帝汶難民則視西帝汶當地居民為懦夫。(註2、註3)

事實上，前難民營Noelbaki鄰近古柏，整體而言，居於Noelbaki的前東帝汶難民其經濟情況，比起其他坐落於偏遠地區的前難民再安置地，要來的安逸許多。前東帝汶難民於西帝汶的整體經濟情況，不言而喻。 (未完待續 1/3)

※ 註1：東帝汶方言眾多，其中德頓語最廣為使用，現今並與葡萄牙語並列為國語。
※ 註2：CIS Timor(Center of IDP Service)為西帝汶當地草根NGO，於1999年因東帝汶難民議題而成立。
※ 註3：Atambua位於印尼西帝汶，鄰近東西帝汶的陸上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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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副總理李克強1月份對歐洲進行了為期9天的訪問。期間，他從西班牙採購了葡萄酒和橄欖油，在德國與大眾和梅塞德斯——賓士簽訂了數十億美元的合同。但這位未來中國總理歐洲之行中真正引人矚目的活動卻是他對英國毫不起眼的小鎮——沃特福德的可持續住宅開發的參觀。

李克強對英國綠色建築部門所表現出來的濃厚興趣將讓英國政治家們更加興奮，他們已經在為中英間的一個新協議而歡欣鼓舞，這個協議將讓英國在中國去年8月提出的在8個城市加速降低碳排放的「低碳試點」開發中獲得一席之地。英國能源和氣候變化大臣休恩在宣佈這一協議時說：「讓中英兩國實現綠色增長，對繁榮、環境和我們的能源安全都是至關重要的。」

休恩還提到了進一步的安排：今年4月，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他曾經說過 「世界正面臨一場關於能源的戰爭，中國將處於第一線。」）將訪問倫敦，與某個團體商談英國建築企業參與中國綠色城市建設的事宜。雙方（中國方面就是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簡稱MOHURD）在去年簽訂了一個諒解備忘錄。

將要接待仇保興的這個團體就是中英生態城市及綠色建築工作組，其副組長阿蘭凱爾接受了中外對話的採訪。凱爾是一位「智慧」建築技術專家，他曾經監督了香港、北京和昆明的可持續展示場館的建設。在採訪中，他說英國的各大國際行為體將幫助提高中國綠色建設浪潮的可靠性。

「坦白地說，中國的很多活動都是徒有其表，」凱爾說，「它們在宣傳上都非常高調，都有一些被認為是『低碳』或者『生態城市』的東西，但這些熱情卻很少能轉化成實際，頂多是一種普通的商業行為。因此，我們必須參與到規格和標準中去，並且加入到落實過程中，幫助中國人實現自力更生。」

這裏的商業性也很強。該小組的成員至少包括了25家英國的頂尖建築、設計和房地產公司，再加上3所大學，它是政府和產業聯合推動英國綠色建設專家力量在中國發揮作用的最新典型。這一次，它的主要著眼點是那些宏大的「生態城市」計畫上，最典型的一種就是現有城市中心附近的大型衛星城，既作為可持續社區也作為尖端設計的櫥窗。據《經濟學家》雜誌報導，截至2009年，中國大約有40個左右左右類似的在建項目，由於缺乏一個清晰的「生態城市」概念，我們很難得到一個可靠的數字。

市場的訴求顯而易見。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2009年的預測，到2025年中國將有3.5億新城市居民，而這時中國應該已經實現了碳強度降低40%—45%的目標。英國並不是唯一努力擠入中國市場的國家，新加坡更加領先一步，已經成功地把自己寫入了華北的一個專案名稱：中國—新加坡天津生態城，這個專案投資高達40億元（6.07億美元），將以一塊受保護的濕地為核心，進行城市建設。政治家和產業界的雄心被停滯的國內市場所消磨，面對一個可靠的綠色議程他們能坐得住嗎？換句話說，對生態城市市場的國際爭奪能讓中國環境真正受益嗎？

凱爾認為實打實的商業化的確是一個帶來切實利益的有力途徑，尤其是因為底線的壓力意味著企業會推動落實而不僅是討論，推動大規模交割而不僅是示範：「這些就是我們正在打交道的商業企業。它們準備好一筆資金投入用於能力建設，但一到緊要關頭， 它們的興趣是商業項目，而非示範。我的基本假設就是：我們必須與商業交割建立聯繫，否則所有的討論都是徒勞。」

但是，近來的情況表明，國際企業在中國的可持續熱情並不總是能夠產生可持續的成果。中國生態城市的樣板--東灘是一個最有力的例子。它位於上海附近的一個脆弱的濕地區域，由英國的工程巨頭Arup公司設計。其規劃中包含了零排放的交通、能源自給系統，力圖在2050年達到曼哈頓1/3的面積，這個項目贏得了國際性的讚揚（儘管其選址是在脆弱的濕地），但它卻從未真正啟動。

黃柏峪是另一個令人沮喪的失敗。這個位於遼寧本溪的「生態示範村」由美國建築師威廉麥克唐納設計，總共有42座房子。項目早在2008年就完成了，但是遠未達到承諾的標準，一位一直關注該村變化的美國人類學家梅嬉蝶轉而公開對它進行批判，她在博客裏寫道：「對於那些所謂黃柏峪的模範生態村成功發展的光輝經驗，我實在再也讀不下去了，心裏只有憤怒和失望。」

這種結果是必然的嗎？凱爾認為並非如此。他說東灘失敗的主要教訓就是必須謹慎選擇項目。「沒錯，（東灘）確實存在地方財政和政治上的問題，單我們從北京得到的資訊是他們並不支援東灘專案，它並沒有被列入國家規劃。對此我們可以進行這樣的解讀：如果要獲得成功，我們必須在國家層面和地方層面同時做工作。因此我們現在一方面在國家層面和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合作展開工作，以便理解和影響他們的生態城市標準；一方面在省市層面開展工作，以便確認真正可做的項目。」

他補充說，為了實現真正的可持續性，必須強調項目的「生命週期」，確保計畫的切實可行，從最初的融資到完工後的管理，能夠從頭綠色到尾。他說：「我從住建部得到的最新說法就是中國越來越需要創立一個設施管理產業，因為他們雖然在不斷建起新的（生態）建築，但它們完全沒有發揮作用。」

凱爾舉了一個例子：「幾年前我到中國一座嶄新的最先進的會議中心開會，這裏看起來實在金碧輝煌，但室內溫度卻讓人無法忍受，就在我發言的中間，竟然有一個男人搬著個大紙箱走了進來，接著開始在牆上鑿洞，往裏面塞了個窗式空調，而且就在講臺的後面。這個小插曲從某種程度上充分體現了挑戰的所在—你蓋起了那些建築，也必須讓它正確地運轉。」

凱爾的團隊是否能夠在實踐層面上做到這一點還是個未知數。他們的諒解備忘錄寫得非常好，但到了實際項目中，進展卻非常有限。但是凱爾仍然寄望於3月份一個貿易代表團來華時能夠在湖南的長沙-株洲-湘潭城市群 (CZT)的專案上達成一個協議，這個城市群在推動綠色產業的同時，還將努力 成為知識產權保護的國家樣板。

至於這些項目在長遠上是否會幫助中國應對其可持續性挑戰則完全是另一個問題。質疑的聲音仍然存在。大衛•泰菲爾德是蘭開斯特大學的社會學家，也是一位中國低碳創新的專家，儘管他非常支持生態城市的概念，但也擔心這些備受矚目的項目所面臨的政治敏感問題將讓其「不過是個模型而已」。他也指出了經濟上的挑戰：「底線就是，儘管中國對清潔居住空間的要求很大，但卻沒有多少人願意付出額外高價住在一個生態城市裏。如果沒有這樣的需求，中國的生態城市又怎麼可能不淪為一個單純的奢華富人區？」

凱爾認為，只要有了正確的領導、標準和國際援助，中國生態城市的「生態」就會落到實處。這也是人們所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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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www.guardian.co.uk
衛報新聞傳媒有限公司2011年版權所有
※本文轉載自中外對話網站，原發表日期2011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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