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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维•皮林(《金融時報》亞洲版編輯)
每逢節日，居民們就穿上木屐和傳統的棉布靛青短褂，用華麗的轎子抬著當地的「明神」在大街小巷遊行。收穫時節，他們則聚在一起打年糕。就連不是節日的時候，到處也洋溢著溫暖的市井氣息。小商販們都用唱歌似的調門吆喝著，拼命吸引顧客到他們的小鋪子裏購買新鮮的海產、自家制的豆腐、味噌或者傳統甜點。猜一猜，這些場景發生在哪里？某個偏遠的小村子？海邊的小鎮？都不對。這道日常的風景就在東京，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一個擁有3600萬居民的超級城市。
城市，及其更大的近親——超級城市的特徵正在迅速地更新。我們絕對不能再戴著歐洲或者北美的有色眼鏡來看待城市這個概念。19、20世紀在發達國家廣泛展開的偉大城市化試驗如今已經轉移到了發展中世界，特別是在亞洲。
從北京到雅加達，從孟買到馬尼拉，
亞洲其他最大的城市都與東京有著截然不同的感覺。這些城市沒有東京富裕、沒有東京乾淨，也沒有東京那樣令人驚歎的公共交通。但是它們和東京以及拉各斯、聖保羅等其他大洲的巨型組合都市一樣，扮演著重新塑造城市概念的角色。
「城市的概念日新月異。以往，城市只是圍繞神權和政權而存在一片人煙稠密之地，而今天城市則是基礎設施可以承載的一切。」大衛•德海利說，他正在撰寫一本超級城市東京的書。
許多人從鄉村湧入超級城市（通常以居民達到1000萬人為標準），單是亞洲這個數字每年就達到4500萬人。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愛德華•格萊澤將這些超級城市稱為「類固醇上的城市」。
超級城市的概念源自「巨大都市」一詞，這個包含貶義的辭彙是由德國歷史學家奧斯維德•斯賓格勒在1918年創造的，用來描繪那些擴張得過大、已經處於衰落邊緣的城市。法國地理學家讓•戈特曼在20世紀50年代把這個詞發揚光大，用它來專指美國東海岸的大型城市走廊。如今這個詞再次成為焦點，指的是巨型城市群，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
實際上，世界上更多人的目的地是二線城市而非超級城市。但巨型組合都市具有一種象徵力量。對一些人來說，它們代表著一個勇敢的新世界，在這個世界裏無數中國人、印度人、巴西人及其他國家的人可以逃脫貧困的魔掌。但對另一些人來說，超級城市只是一個噩夢。
今年十月已經達到70億的人類走向城市化的步伐是不可阻止的。2008年，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城市人口超過農村。用這個標準來衡量，目前城市人口只占40%的亞洲還落在後面，亞洲城市建設的道路還很漫長。
根據《國家地理》的說法，1975年世界上只有3個超級城市。一個是紐約，世界最大經濟強國的金融首都。一個是墨西哥城，發展中國家墮落的代名詞，無數人湧進這裏污穢的貧民窟，到處充塞著污染、暴力和疾病。第三個是東京，在18世紀末它還被稱為江戶的時候就以1百萬的人口居於世界城市之首。二戰後隨著日本向西方生活標準的日漸逼近，東京發生了人口大爆炸。它成為一種新型的城市，既不西方化也不貧困，被稱為亞洲的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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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後，超級城市家族中又增加了約20個成員。但這個概念仍然是模模糊糊、充滿爭議的。東京23區居住著1200萬人，但包含了川崎和橫濱的大東京城市群的居民則多達3600萬。關於人口規模不應該太摳字眼。比如中國西部重慶市人口的官方說法是3000萬，但實際上是包括了周邊劃歸該市的農村人口。
根據全球諮詢巨頭麥肯錫公司的統計，歐洲有1個超級城市（倫敦），非洲有3個（金沙薩、拉各斯和開羅），南北美洲有5個（聖保羅、墨西哥城、紐約、洛杉磯和布宜諾賽勒斯）。還有11個都在亞洲，而其中的7個佔據了世界城市排名的前七位（依次是東京、孟買、上海、北京、德里、加爾各答、達卡）。
要對超級城市進行計算很不容易，分類就更難了。以上海和孟買為例，這兩座城市分別是中國和印度的金融首都。如果我們忽略污染問題，在各大街道上不要走出太遠，上海可能讓你誤以為置身紐約。實際上，從某些方面來說上海已經超過了紐約。根據德海利的說法，1980年，上海超過八層的建築只有121座，到
2005年已經超過了1萬座。上海超過200米高的摩天樓有91座，紐約則只有82座。從1995年開始，上海就開始興建世界最長的地鐵體系，到2020
年這個長度將加倍。
與規劃良好、垂直生長、（有時）光芒四射的上海相比，孟買顯得缺乏規劃、橫向蔓延、污穢不堪。但是蘇克圖•梅塔筆下的印度「最大城市」多少保持住了它的魅力。對千百萬印度人來說，它提供了一種更好的生活和逃離鄉村悲劇的希望。建設法規意味著孟買無法擁有那麼多摩天大樓，這裏的人們不是住在高層住宅裏，而是擠進了像達拉維這樣的貧民窟。
孟買還沒有地鐵，儘管有一條在建的。它的鐵路承載著主要交通任務，每天的客運量相當於以色列全國的人口，而且極端危險，每年都造成數百人死亡。然而無論如何這個城市仍然在運轉著。就舉一個例子，就是為數百萬孟買人（無論穆斯林還是印度教徒，無論素食者還是肉食者）提供午餐配送的達巴瓦拉們，他們擁有一整套令諮詢專家們暈頭轉向的高效供應鏈管理方式。
亞洲開發銀行的基礎設施專家金吉洪（音）說，成功的城市需要能夠把遠景變為現實的領導者。上世紀70年代，首爾差不多1/3的人還住在低矮的棚戶裏。但是由於精心的用地規劃，再加上推土機的作用，該市的面貌大大改觀。如今這個擁有2450萬人口的大都市已經變得非常宜人和繁榮，按照客運人數來說，首爾還擁有世界第三大的地鐵系統。
但這只是例外。大多數城市的運行並沒有趕上現實的發展。根據麥肯錫的統計，僅僅600個城市容納著世界上超過1/5的人口，並且產生了全球總產值的一半。然而許多城市自身的預算、規劃和政策並沒有享受到多少成果。雅加達專區省長法烏茲•波沃最近在新加坡召開的一個金融時報/世行會議上抱怨說他必須向中央政府乞求資金。他說：「到2025年，印尼的城市人口將占到60%，但如果沒有被賦予充分的權力，又沒有足夠的財源，我們如何應對呢？」
亞洲的許多城市都沒有能力向居民徵稅或者收取水電費，更不用說為他們提供能夠改善生活的排水、道路和公共交通了。我們仍然在以民族國家為單位思考問題，但現實是世界人口已經湧入城市，而許多城市管理無力。
很顯然，城市人口的不斷增加帶來了各種巨大問題，不僅僅是環境破壞。一個上海中產階級市民耗費的資源和排放的溫室氣體都比一位安徽農民多得多。但是，正如格萊澤在《城市的勝利》一書中所說的，城市是人類努力的頂點。比起依靠汽車連接的龐大郊區，高度集中的城市富有創造性、令人目眩神迷，環境破壞也更小。城市就是我們遠離貧困的護照。城市吸引窮人，而非創造新的貧困。在這裏，人類在藝術和技術上都達到創造性的巔峰。
無論我們喜歡與否，都不可能再把人類禁錮在農田裡。到2050年，城市人口將達到世界總量的3/4。這意味著將有更多的城市以及更多的超級城市。「這些超級城市是人類未來的一個重要部分，這個前景既令人振奮又讓人害怕」，格萊澤說。東京、首爾和上海的例子表明超級城市不應該被妖魔化。對我們很多人來說，超級城市就是我們的命運。人類的目標應該是把握命運，而非向它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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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www.guardian.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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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外對話網站，原發表日期2011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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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存於台灣西海岸不到90隻的東台灣海峽中華白海豚被國際保育聯盟列為極度瀕危的族群（critically-endangered）。而已發表的科學報告也指出白海豚是一種棲地依存性極高，只能生存在水深不超過30公尺，離最低潮線不超過5公里以上的水域。白海豚需要有河口灘地、紅樹林、潟湖等多樣的棲地提供他們遊戲、攝食、生殖、分娩與哺幼的功能各種型式的生態系。而且因為台灣海峽大部份海域的水深都在50公尺以下，因此隔離東台灣海峽白海豚於台灣的西海岸，成為一個游走於苗栗後龍溪到台南曾文溪河口間狹長海域的獨立與長住族群。對於白海豚這類小型鯨類，無法像貓熊一樣的被圈養在人為的環境進行保育。而劃設優先棲地保護區，讓白海豚能夠持續的繁衍已是唯一的選擇。但是，要如何在台灣的西海岸來劃設保護區進行白海豚的保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