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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與倫理] 生態保育之父李奧波「土地倫理」的啟示(五) 作者：陳慈美 (生態關懷者協會) 事實上，不只在「保育教育」這個名稱底下的教育活動才與保育有關，李奧波在這方面也有很重要的洞見：「要能夠對於土地的內涵有所領悟的必備條件之一，就是要對生態學有所了解，……事實上，對於生態學的了解，並不一定要由標有生態字樣的學科開始，很可能它的標題是地理學、植物學、農藝學、歷史學或經濟學。」然而，他感受到：「很多高等教育似乎是故意避開生態觀念。」這不也是值得我們教育工作者深思的嗎？ 除了教育之外，另一個必須挪走的主要障礙就是：「不要再認為土地使用的適當與否，純粹是經濟的問題而已。」於是，李奧波在「土地倫理」論述的最後，作出下面的結論：「我們必須從倫理學與美學的角度，來檢驗每個問題是否正確，同時也考慮它在經濟上是否合宜。一件事情如果傾向於保存生物社群的完整、穩定和美的話，它就是對的，否則就是錯的。」1值得注意的是，他雖然反對以經濟作為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考量，但他並沒有完全忽略經濟因素，不過他所強調的是「合宜的」經濟，而不是像現今市場經濟裡頭「無限成長」的經濟。這種經濟理論之下，市場外的每一樣事物稱為「外部性」（externality），可以不予考慮。例如，除非乾淨水稀少到在市場中足以顯示出其成本，否則我們可以一直不管水污染的問題。同樣的道理，只要整個經濟能夠蓬勃發展，我們可以完全不考慮受傷害的人民和遭破壞的環境。這種價值理論應用到公共政策時，藉著社會福利制度，把社會問題推給慈善團體去解決。事實上，我們現在迫切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危機處理和資源分配，我們更需要的是一種包括一切在內的參與機會和權利分享：不但要去關心處於經濟市場外的社會邊緣人，也要去關心被摒除在市場之外的生態體系。換句話說，我們應該建立起符合生態運作法則的「生態經濟學」，而不是像現在這種與自然界對抗的「市場經濟學」。 （三）閱讀土地的歷史 李奧波在「土地倫理」中另一個重要的洞見，是他對人類歷史的解釋，他說：「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只從人類的企圖心來解釋歷史，其實，土地的特性以及人類與土地之間的相互作用，也和住在其上的人的特性一樣地，兩者都強有力的共同決定了歷史的事實。……植物演替（the plant succession）主導著歷史的方向，但很少人以這種觀點來看歷史，只有把土地視為社群（land as a community）的觀念，能夠融入我們的思想領域，並內化為我們的信念，我們才有可能學會這樣的觀點。」 我們以一個具體的研究案例來檢視李奧波的歷史觀：1938年，美國政府的水利專家羅得米克（W.C. Lowdermilk），奉美國農業部之命，考察幾個古老國家土地利用的情形，以供美國的農牧業者參考，目的在於了解如何能擁有持久的農業經營以及土地資源的保育。他的研究報告《土地利用七千年》中指出：「土地上記載著人類生活的史蹟，懂得土地語文的人，可以從殘留的痕跡中，讀出一個民族或是一種文化盛衰興亡的經過。」這樣的結論與李奧波的說法不謀而合。 該報告中提到，早在1922-1927年間，他就在中國大陸從事一項國際性防止災荒的工作，使他對水土沖蝕的嚴重性，首次得到極深刻的印象，他的結論是：「土壤沖蝕是一種危險的敵人，它在不知不覺之間破壞了文明。」而「人類佔用土地以後，無意中助長了土壤的崩潰，這就構成了今日華北衰落的原因。」因此，他稱黃河為「中國的憂患」。 半個世紀之後，一位捷克裔加拿大教授史凡拉（Vaclav Smil），在為世界銀行徵信資訊的研究計劃之下，親臨中國大陸，為中國的自然環境把脈，將共產黨統治下自然環境受人為破壞的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於1984年出版《惡地──中國大陸環境的惡化》一書（金恆鑣翻譯，牛頓出版，已絕版），成為大自然向極權橫逆控訴的最大証據。九年之後，史凡拉於1993年再次將他後續的研究呈現給世人，並指出：「中國大陸的前程所面臨的限制，在於它本身天然環境的極限，以及在它以猛烈的態度追求遲來的／誤期的現代化之際所帶給環境的破壞。」 （四）留給後代的災難與危機 《土地利用七千年》中的結論指出：「土地不同於有經濟價值的其他商品。在任何情形之下，土地是構成國家的要素之一，……如果土地遭破壞，自由選擇的機會根本不存在，只是把災難與危機留給後代。」然而，在極度欠缺歷史感的台灣，有多少人會考量到後代可能遭遇的危機？其實，災難與危機早就不是「未來的、後代的」，它們已經天天在我們這個島上的每個角落腐蝕潰爛著：「繼森林砍伐之後，如今，茶、檳榔、高冷蔬菜、果園、芥茉、小木屋等違法濫墾的行為，形成台灣山坡地有史以來最鉅大的傷害，官僚與人民卻未曾察覺其嚴重性」、「台灣在近代文明發展史上，由於欠缺理性的國土規劃與資源永續利用之施業，因而在1991年以前，大抵將全台原始森林生態體系，摧毀了將近百分之76，嚴重挫傷全島集水區系以及維生系統，……迫使水、旱災變成今後台灣長年的最大限制，……台灣今後的產經困境，終將因水資源及其相關問題，產生難以估計的危機與損失。」 最後再以更具體的一個實例來測試我們的保育文化：淡水河在生物資源方面十分豐沛，稱冠全台。如今，除少數耐污染的魚類之外，整條淡水河可說是毫無生機。除了河水污染外，另一對淡水河中水族生靈的淪亡要負起很大的責任因素就是水壩／水庫的興建。從碧潭攔水壩往上游算起，還有青潭堰、直潭壩、屈尺壩，一直到翡翠水庫高達122.5公尺（約40層樓的高度）的超高壩體，任何逆流戰水能力特強的魚類，都要望壩興歎。值得一提的是，除屈尺壩是早在1898年日據時代所建，其餘四壩則分別築於近1、20年的現代。可是，也只有屈尺壩西側設有魚梯、魚道，以供水族往來，日本政府這種具「前瞻性」的建設，反映出在他們文化中的生態良知。在一個世紀後的今天，我們卻依然落伍到忘了、不知道要設魚梯、魚道，真是令人汗顏、扼腕！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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