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的大杓鷸

「慕情，快看！大杓鷸飛走了！」嘉陽大哥的聲音突地傳來，我快速抬頭，向海的方向遙望─果然有大杓鷸！但牠們正急切地往遠處飛走，而逃亡的大杓鷸距離我肉眼可辨之處，已是一公里之外的之外了。

11月23號午後兩點，我在一片不美麗的海岸。所站之處有彰化二水來的香客，抓灑著小餅乾與撕成塊狀的饅頭，往黑爛的泥灘地瀟灑地丟。泥灘地原有螃蟹、彈突魚與其他肉眼不可辨的生物，但水漸漸枯竭、牠們的棲地逐漸消退，那群香客卻依舊怡然地燃起熊熊烈火、射放滿箱滿箱的沖天炮，熱鬧送走一艘王船與白馬，宣稱瘟神自此將不再干擾、鬼神隨水而逝。

然而濃濃煙霧自芳苑泥灘地上空向四處逸散，硝聲喧囂，趕跑的卻是那群，即將消失的大杓鷸。

※

23號早上清晨六點半，簡單梳洗後，步出鹿港香客大樓，坐上嘉陽大哥的車，往線西海岸尋鳥。最初認識嘉陽大哥，不是因為採訪，而是因為Ｃ為他寫了一首歌，《頂岸頂的查埔人》。

那是一年前左右的事，當時剛轉跑環保線，和許多環境鬥士都不熟稔，直到認識Ｃ，輾轉至他的部落格聽了他的創作。後來長駐環保署，接觸西濱快速道路開發案，才真正接觸這個將生命獻給水鳥的台灣男人。

嘉陽大哥姓蔡，出生彰化，後住台中，也是彰化鹿港女婿。自大三開始研究彰化沿海濕地水鳥，迄今從未停歇。大杓鷸是他最愛的鳥，愛到連最小的兒子都取杓鷸的諧音命名；為保育大杓鷸所在棲地，十多年來從未放棄；但他的努力絲毫未見具體成效，反而見證台灣海岸年年遭到更嚴重的破壞。

坐在嘉陽大哥的車上吃著早餐，天后宮香火裊繞，護送我們而去，似在祝禱我們一行人在接下來的旅程不會哀傷。但如何不哀傷？當前一天駕駛在高速公路上，看見經台中后里之後，湛藍天空下總一片片霧濛的灰雲，厚重地往下壓在城市上緣不願散去，不哀傷就確定是困難的。那些灰雲是懸浮微粒與水氣所組成的空氣污染物，從彰濱工業區與台中火力電廠的方向源源不絕生產而來。而當車子進入線西海岸，也就是彰濱工業所在地，天空便只剩下灰色。

1989年，彰化海岸開始填海造陸，成為彰濱工業區。這是民國80年行政院核定的六年國建計畫之一，總開發面積為3643公頃，占去西部泥灘海岸至少20公里。然而這片海岸並未受到重視，除養殖外，泥灘海岸無法媲美花東或墾丁那種被人們以刻板印象銘記而成的蔚藍海洋；但因其自然條件，西部海岸孕育了豐富的多樣生態。自浮游生物、魚蝦貝類及至鳥類，形成完整的生態循環─這是台灣之所以特別，它四面環海，並分別有東部斷層海岸、西部隆起海岸、南部珊瑚礁海岸和北部沉降海岸四種地形。

自彰濱工業區將彰化海岸切得柔腸寸斷之後，大杓鷸所在這片自彰化王功至芳苑的10公里海岸，便是台灣「最後一片原始泥灘地」了。過去十數年，有太多人質疑嘉陽大哥「只顧鳥命、不顧人命」，不解他為何阻擋西濱快速道路王功至芳苑段的開發，以至於交通事故頻傳；但人們從不質疑，交通事故發生是因太多砂石車行經。

大杓鷸，是這片海岸最特別的水鳥，其長達18公分的鳥嘴，專為捕捉這片海岸上的多毛類而演化。嘉陽大哥投入鳥類研究，是因為鳥類的存在，並非單獨鳥類個體或族群因素，還包含生態棲息環境和食物資源，沒有食物資源和棲息環境，就不會有鳥類千里迢迢地來台灣渡冬或過境，因此鳥類數量多寡，反映這塊土地人類的居住品質。

但他多年來的努力終究失敗，西濱快速道路開發案，在不久前於環保署，通過開發。
於是，我們往南。

※

車子進入線西海岸，路況並不好。正當顛沛之際，嘉陽大哥忽然停車說：「有青足鷸！」車上載著一支八百大炮、兩支雙筒望遠鏡、一支賞鳥望遠鏡、一台攝影機─它們都還沒上場，嘉陽大哥便發現了藏於水草的青足鷸─而我和友人還在張望。

取笑嘉陽大哥是鳥痴，他不以為杵並理直氣壯地回：「是啊，而且全台灣只有我找得到大杓鷸。」嘉陽大哥每週約花四天在彰化海岸觀察，起初並不為大杓鷸，而是憂心於海岸變化，最後才鎖定研究對象。而這二十多年來的觀察，證明了當台灣人對生態僅一知半解、而行政官僚硬幹時，台灣只會不斷損失，真正的珍寶。

比如線西海岸沿線長滿水筆仔，但水筆仔原先並不生長於此。不同海岸環境會有不同適生植物；北海岸、西岸北段、宜蘭地區及墾丁，多為馬鞍藤、林投、棋盤腳、海檬果、銀葉樹等植物；而北部及東部海岸則是岩岸植物群落如過江藤、濱排草、石板菜；北部地區大河出海口才是水筆仔；南部珊瑚礁海岸則為水芫花與草海桐。

但優秀的政府官員書都唸得太好─她們記得水筆仔無敵重要，因此在「每片海灘」都加以復育─原先廣闊平坦流速慢形成適當淤積的西海岸，開始過度淤塞，水筆仔的幼苗繼續蔓延，霸住更多海灘，使得彰化縣政府每年得花幾百萬清淤。我問：「為何不乾脆鏟平？」嘉陽大哥苦笑說：「來不及，幼苗到處漂，今年鏟完，明年又遍地。」

嘉陽大哥是卡珊德拉，
預言總是悲劇。

※

海，孕育無數生命及豐富資源。但近年西部海岸除了水筆仔的入侵，海岸的傷痕累累，多半源於人為開發破壞，線西鄉的肉粽角沙灘是最好例子。填海造陸使肉粽角沙灘地因凸堤效應影響，每到東北季風吹拂季節，便沙塵滿天，形成嚴重的沙塵暴。

當嘉陽大哥說要帶我們去賞鳥區時，我在心裡狐疑：填海造陸的工業區竟有賞鳥區？但他沒有騙我。彰化縣政府花了500萬做了賞鳥景觀區的木圍籬─在一片與一個孩童齊高的沙漠裡─圍籬上有各種原先在填海造陸前出現在海岸的水鳥解說牌，但如今，已被掩於層層黃沙底。嘉陽大哥說，來吧，來看大杓鷸！正欣喜居然能夠一下子便看見這難尋的鳥種，卻發現他堅定地走向其中一個水鳥解說牌，蹲下、挖掘，開始考古。

堅定地。這人，究竟在這片沙漠裡挖掘多少次這面大杓鷸的解說牌？

解說牌上有著大杓鷸的圖片，文字寫著每年約有三千隻來台渡冬。三千隻。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大杓鷸的數量一路從三千降到八百降到四百（而這竟還是多估的），並且再不出現在線西海岸了。那個說著「全台灣只有我找得到大杓鷸」的男人，必須每日每日撲空並重建自己的信心，才能每日每日，再出發找尋。

看著如墾丁風吹沙、但原是泥灘地的海岸我問：「不能定沙嗎？」嘉陽大哥說：「可以啊，蚵殼便可以定沙，而且是天然的。」但工業局並不採納他的建議，寧可讓沙粒漫天飛舞，以證明政府官員從不犯錯。

正當嘉陽大哥專心挖掘時，忽然聽見大杓鷸的叫聲！但我的希望落空，原來那是嘉陽大哥的手機鈴聲。大夥都笑啦。笑他太愛大杓鷸。

在笑聲裡，我想著伍迪愛倫說：「悲劇加上時間就成了喜劇。」
可能嗎，喜劇？

電話那頭是Ｗ和她的父母，於是我們離開線西海岸與Ｗ一家會合，到台灣招潮蟹的故鄉，伸港。

牌子亮新，但立在不起眼的路口，瞬間，便揭示了台灣生物的運命。同樣是泥灘地，卻被夾於風力發電機與快速道路中間，這裡有招潮蟹，理應有鳥類，但，一隻也沒有，就連常見的鷺科也完全不見。

嘉陽大哥說，這裡原有台灣招潮蟹，是台灣特有種，僅香山濕地、麥寮、伸港與七股濕地存有。但牠們的棲地，因工業污染（六輕）與紅樹林擴張，使細微沙粒沈澱加速淤積，產生陸地化現象，潮間灘地面積於是縮減；並且紅樹林改變土壤基質，土壤變得更泥濘、更酸、透氧層更少，台灣招潮蟹這些底棲生物於是消失。

當然，還有一些普遍常見的招潮蟹。

但風力發電與人車熙攘的土地不是鳥類的家，水鳥不來，蟹類的天敵消失，這是逐漸老去的生物圈，沒有循環。

沒有循環，意味死亡。

※

恰恰是，寧可讓這些原比我們更早出現的生物死亡。

1999年，時任彰化縣長的翁金珠，在彰濱工業區的土地根本賣不出去時，興起建築「水上運動公園」的念頭。公園啊。公園該有樹吧？但沙漠化的土地長不出植物只有紅樹林了；而紅樹林讓沙更多沒有水了。水上運動公園？翁金珠想建設的，該是浮於雲端的城堡吧。

當時，嘉陽大哥與一些生態團體提出仿效英國，經營生態工業園區的理念。但這提議依舊被工業局駁回。工業局說：「萬一你們保護得很好，土地被弄成生態保護區，到時候我們想賣地怎麼辦！」

於是，即便泥質灘地的海岸在台灣，目前僅存的只有彰化海岸。若以六十公里計算，彰濱工業區人工海岸佔去20公里，只剩下67%的自然海岸了；未來，國光石化預計落腳大城工業區、中油遷廠也看中這裡，海岸將被吞噬15公里甚至更多。

而公路總局終於通過西濱快速道路開發案，將不排除貼著海岸走的方案；更別說風力發電在台灣根本不可行但為了滿足「乾淨能源」的政策，只要與再生能源相關案子便所向無敵，細緻評估？免了。正因為政府知道再生能源發展之困境，但支持工業的決心不變，於是能源開發依舊勢在必行，彰工火力發電廠來勢洶洶，台電過去數年，已用了不知多少全民納稅錢給給了彰化縣各大小團體回饋金，告訴她們：「支持電源開發宣導。」

永續海岸、恢復自然海岸指標？算了吧。

親眼所見，只有破•壞•殆•盡。

※

轉眼午後。

離開伸港，在芳苑一座新建廟宇普天宮附近用餐。才剛點完菜，便見嘉陽大哥一臉著急，對我們歉然地說：「有進香團好像要在海邊燒王船，我去看一下！」語畢便飛也似地奔向他陳舊的貨卡─只因那片海灘，曾出現過大杓鷸的蹤跡。

過一會嘉陽大哥回來了，他說，進香團約莫兩點才要燒，到時候再去看，「我要拍下來，見證可憐的大杓鷸處境。」

用餐完我們前往海岸，已經有大批的香客聚集，一臉虔誠、敬畏，喃喃唸著經文與祝禱，看「師父」霸氣地舞動手勢，點起大火，燒了王船與它象徵的病毒。這時候嘉陽大哥已經架好望遠鏡了，然後我們幸運地，透過望遠鏡，隱約看見約兩公里遠、不清楚的大杓鷸。我們一行人輪流看著牠們的身影，一面擔憂地看著興奮的香客們的行徑。

然後我離開望遠鏡，往大火去。站在烈火旁，試圖用陽春的鏡頭拍下作法的一切。我在掙扎，想起宗教信仰之於台灣多麼重要，於是心中沒有怒罵，卻阻止不了憂傷，蔓延。然後嘉陽大哥對我喊：「慕情，快看！大杓鷸飛走了！」當火勢愈來愈大、當香客的表情愈來愈欣喜、當紙紮漸漸變成灰燼─兩公里遠的大杓鷸驚慌地向更遠飛去，比牠們更近於火的其他水鳥卻悠閒自定地覓食─我為嘉陽大哥在環保署環評會議的發言感到難過，當他說「大杓鷸非常敏感」，而人們，總是不信與漠然。

霎時，竟希望被那火光超渡。

勿望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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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北極》是紀錄片導演楊力州繼2007年《水蜜桃阿嬤》的挫折之後，重整心情，接受「遊戲橘子」企業合作，交出的最新作品。

首先，本片主角之一有老少皆知的運動員林義傑，不同於楊力州以往的拍攝對象都是社會中的無名人物。

第二，性質上，線上遊戲是一種高度倚賴視覺的互動音像，「遊戲橘子」選擇以紀錄片的形式來塑造企業形象，片中涵納了線上遊戲的多種元素作為呼應的潛文本（如以極地這般脫離日常生活的環境作為挑戰舞台、以競爭為情節之開展動機、有「起點－終點」完整前進路徑等），並將紀錄片本身再轉化成勵志導向的社會關懷作為推行訴求，這般創意能否成為一個成功的應用合作參考，是相關企業界與紀錄片從業者留意的角度。

第三，歷經前作《水蜜桃阿嬤》對原住民弱勢處境的呈現方式引起意料之外的爭論，而「一度有放棄拍片的念頭」，《征服北極》可以說是導演自我沉澱後，宣告復出之作，這部份意念表露於契子短片《活著》之中。一如北極距離台灣的是非紛擾相當遙遠，楊力州導演在《活著》的最後一幕，以旁白「（北極）這裡什麼都沒有」作結束；對比於過去的作品都是介入台灣社會的複雜題材，《征服北極》一片雪白的景緻，呈現的不是台灣社會樣態，意不在處理社會議題，導演創作的新風貌也頗令人注意。

《征服北極》紀錄的是「遊戲橘子」執行長劉柏園、運動員林義傑與經過挑選後脫穎而出的台灣體大學生陳彥博三人組成「橘子基金會夢想隊」參加Polar Challenge Ltd.每年四、五月舉辦的「極地大挑戰」（Polar Challenge）的過程（Polar Challenge Ltd.的營運性質，可以說是一種與媒體關係密切的特殊生態旅遊／冒險規劃公司，不限制參加者的性別、年齡與職業；參加2009年挑戰與訓練的費用每人為18000英鎊，超過90萬台幣）。影片結構相當清晰：開場分別介紹三名主角的社會背景與挑戰動機後，即進入競賽敘事框架「賽前（前置與訓練）－競賽－賽後」，鏡頭也依照此框架呈現「小鎮內活動中景－極地遠景與帳篷內三人面部特寫－小鎮內活動中景」遠近交錯的變化。

在勵志的基調下，貫穿《征服北極》的母題是「超越自我」。三名主角加上導演四人各自帶著人生的挑戰課題來到北極：作為一個企業領導者，劉柏園設定的自我課題主要是如何在人生下一階段面對事業的挑戰；Polar Challenge是林義傑最後一賽，他的課題可以說是運動員如何完成運動生涯句點的挑戰；陳彥博還是一個學生，他設定的人生課題是在打工、學習與鍛鍊體能的生活中保持勇於追求夢想的熱情；而楊力州導演帶去北極的人生課題，從《活著》的呈現中，是尋找從《水蜜桃阿嬤》的心灰意冷中再站起來投入紀錄片工作的力量。此「超越自我」的意圖是將原本的人生課題轉化成純粹的環境試煉，使抽象的「超越自我」概念體現在單一、明確而具體的事件－「到達競賽終點」上。英文片名"Beyond the Arctic"比較能傳達此概念，使重點放在超越（beyond）自我而非征服（conquer）它者。

要藉由北極的環境來展現「超越自我」這類的母題，勢必立基在某個大眾共有的極地認知基礎上，也就是我們對於人類難以存活的自然環境，懷有怎樣的普遍觀感印象上。這裡舉出兩種觀想北極的典型角度，藉以進一步明晰北極給人類的心靈圖景。

首先，在比較「直覺」式的自然想像下，北極那不宜人居的環境，常成為外來者對人生障礙的投射，譬如形容北極是「煉獄」、「白色地獄」，或用擬人化的方式賦予北極自我意識，擁有與人類對立的邪惡力量，意圖「阻撓」人類生存，想活下去必須與之「搏鬥」等等（而環境的各種險惡，往往又被投射在位於北極區當地食物鏈最高層的北極熊身上）。這出自西方對「荒野」的傳統思維之一：荒野充滿危險與野性，處在其中的個人必須與自然拉鋸抗衡，不僅是肉身遭磨難下的生死消長變化，也是心靈層面的意志考驗。此中激盪出的荒野自然觀點，屬於個人性、體驗性的、帶有神秘色彩，也常是附著於宗教信仰上難以切割的。在聖經裡，荒野是與伊甸園相對的空間之一，因此，聖經中的荒野對人們同時存有拉出與推入的相對性牽引象徵：對人而言它是不祥之地，甚至是邪惡之所在，人們切莫要遠離之；另一方面，人們也要進入荒野去忍耐與克服其中的困難和危險，藉由馴化野地、控制威脅，象徵信仰通過試煉。

對比於上述根基於個人與自然之間抗衡關係的思維，另一種典型的看法，是傾向除魅後的、帶經濟理性眼光的看法：在利用導向下，野地被視為未被開發的資源寶庫，經由控制與管理荒野，其中潛藏的資源就可以轉變成可被擁有的現世財富。所以，不只作為人與蠻荒勢力搏鬥的所在、一個欲克服障礙的險地，北極也是國與國、人與人之間，在國力、財力、智力與體力各方面相互競爭留名的社會場域。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以前，極地是地圖上人類最不了解、描繪最粗略的區塊之一；相鄰或靠近北極區的各國（主要是北歐與北美各國），在帶有資源勘查目的的探險活動下，逐漸突破對北極區的地理認識屏障。隨著三項北極探險歷史性目標的達成（1879年確定了「東北航道Northeast Passage」、1906年正式打開「西北航道Northwest Passage」，以及1909年人類首度到達「北極點North Pole」[1]），人與自然關係史中的北極大競爭階段已於二十世紀初結束了。

於今我們要問的是，自過去以來看待北極的典型模式，還適合現今世界嗎？

科技的進步，使人們在極地從事各種活動所需的移動能力、存活設備和通訊工具，大大超越十九世紀。也就是說，科技發展產生的新工具為探險者設下多層保護防線，使北極與人類之間向來預設的「對立性」大為降低。舉例來說，挪威科學家Fridtjof Nansen（為1922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1893年獲得商業資助，在舉國歡送下領船前往北極，希望創下到達北極點第一人的紀錄；船在浮冰間漂流近兩年後，他決定踏上冰層，與同伴兩人帶走船上28隻狗拉行雪橇、物資與小舟，直接往北極點邁進。雪橇犬在過程中一隻隻耗盡體力死亡，一年後，兩人不得不決定互相槍殺為己效力最多、活到最後的狗保命。狗作為一種極地求生的「工具」，雖可肩負多種功能，如動力來源（拉行拖曳）、防禦武器（協助狩獵）、預備性貯糧、取暖陪伴等，但牠的效力多寡繫於身體健康狀態，一旦死亡充作食物後，原供應探險者求生所需的各種功能便一併消逝了。相較於獸力的不確定性，新工具的打造往往是先設定好單一目的性，相較之下，損壞的後果相對容易掌握，加以衛星技術支援通訊，直昇機的空中運輸等等，有了多重護衛防守線，今日有志前往北極探險的人們，已不需如前人下不知歸期的生死賭注了。今日的外來者在北極圈的活動，主要以軍事與資源勘查、科學研究與觀光旅遊為目的。

那麼，當代個體探險者前往極地的社會意義是什麼？這些目的不在於從事科學研究，或軍事上攸關國力發展而進入北極的人們，是在什麼樣不同於前人的體制結構，依賴什麼樣的條件與機會，在北極活動？透過他們的活動，展現的北極思維又是如何？

過去，北極對人類的意義主要是經過少數社會精英領導探險隊的模式而生產塑造的，北極意象透過探險者的言說、筆記、圖畫、測繪等再現形式傳達給大眾（尤其以地理概念為度，翻譯轉換地貌而來的地圖，因具有工具性與學術性，是最重要和有價值的視覺再現）。在攝影機進入北極後，從前不可能目睹的自然影像，便能夠相對輕易地展現於世人眼前，此外，它亦佐證活動者／探險者的苦難與成功。1909年宣布自己是第一個到達「北極點North Pole」的美國人Robert Peary遭人質疑，因為僅從他留下來的行程紀錄並不足以證明他就是那史上第一人。如今，有動態影像作為探險證據，除了可以拍下儀器偵測位置的畫面，亦可紀錄探險家生理和情緒兩方面的受苦，在直覺感官的意義上，對觀者而言，北極經驗似乎便顯得有憑有據、鮮活立體了起來。

但，攝影機的跟隨紀錄，卻也牴觸了自古累積以來極地冒險敘事建立起的「不可迄及性」，削減了冒險犯難的神聖光環。對觀者來說，外來者在自然險地冒險影像之再現，從攝影機紀錄式的呈現，挑起了觀看與認知兩者不相吻合的矛盾，因為影像同時釋出了兩種訊息：鏡頭內的活動者看起來正遭受生存威脅，但卻有餘裕讓專業攝影機這類與「維生」無關的笨重機器跟隨行動，顯示鏡頭外另有一套人為打造的、非自然的作業環境。

也就是說，讓北極與人類之間的「對立」相較和緩的新近物質基礎，使攝影機得以進入北極作用於活動者與拍攝者之間構成一道現場的守護線；而攝影機也中介在活動者與觀影者之間形成一道界線，區隔出景框之內與之外，即在征服情懷之下攝影機引導的觀看北極的框架，這道防線讓觀者得以保持距離觀看冰封險地而不受威脅。

如此，就《征服北極》這類影像而言，攝影機進入北極的紀錄狀態和運作體制，便同時融合了前述兩種典型北極思維：它協助大眾以第一類西方對「荒野」的傳統思維，也就是個人/非凡者在險地中遭受身心磨難的樸素方式想像北極（雖然過去的冒險經驗很難模仿體驗，事實上亦不可能攝影重現）；而就第二類的利用開發面向來說，攝影機成為人類掌握與控制自然險地的新工具之一，它創造極地影像，並加以社會脈絡化，此過程附著在社會和文化場域中欲創造北極地景價值的利用動力上。

雖然《征服北極》一開始似乎落入自然險地意象營造的窠臼，但片尾對北極熊的處理，使本片的視野格局超越了原本的母題「超越自我」。在《征服北極》中，從頭到尾導演楊力州似乎沒有拍到「活生生」的北極熊，但其實「北極熊」如影隨形，牠的點綴構成母題之外，另一貫穿紀錄片的意義支線。

在賽前的極地訓練講習中，「北極熊」首次露面，作為假想敵，其標本栩栩如生。參賽者學習如何用槍威嚇北極熊以自保，每個人都表示不希望遇到北極熊，但因為行進範圍包含北極熊經常出沒的棲地，所以遇上牠們的機會很大，這被設計成極地試煉的一環。在開賽前這個階段，參賽者擔心是否必須正面迎戰北極熊，這層無法預料的不確定性，為後段預留一個小懸疑。至競賽間，三人果然遇上北極熊，據主角們回溯口述，北極熊把帳篷抓破一個洞，伸進前肢尋找食物，拿走一個碗。述說當時，北極熊正在帳棚附近徘徊發出聲音，牠也貼緊帳篷，隔著帆布擠壓出模糊的輪廓，雖然此時我們仍未看到北極熊的影像，但氣氛更加緊張不安。到了片尾，一方面插入應是冠軍隊「Polar Flame」女隊員Leslie Dang Ngoc所拍攝的影像，使我們間接瞥到一眼活動中的北極熊，另一方面插入來自歐洲的遊獵客展示狩獵成果的影像，我們看到剛斷氣的北極熊的屍體，以及難掩興奮的遊獵客大讚北極是個heaven的畫面。

對比於參賽者先前形容北極彷彿是「地獄」，遊獵客卻覺得此地是「天堂」，這般差異觀感的呈現，引出對北極環境意象與北極熊動物形象塑造的再思。北極熊在片中的三段零星呈現，延著競賽框架「賽前－競賽－賽後」，有層次的配合競賽情境而推展與變化：從象徵危險的假想敵標本、破壞帳篷的掠食者，到被肢解與剝皮的受害者，影片最終帶領觀眾意識到，北極圈當時發生的真正生存考驗並不（只）是這場競賽──在觀眾視線之外，北極熊的棲地有外來者正在狩獵、全球暖化造成北極冰層加速融化（導演曾在座談中提到搭機到北極的碳足跡問題）──從個體的自我注視到萬物相關的連帶關懷，《征服北極》因而未全然停留於打造當代極地探險者的歷險敘事表象，帶出了北極對人類的深層生態意義。

此即為近年我們已經廣泛接收的北極新意象。北極是生態敏感地帶，是地球暖化下的首要受難地；它不同於南極區是大陸，北極圈海域的冰層一旦溶解殆盡，縱使地理意義上的「北極」還在（磁北極、北緯90°的北極點，和北緯66°34′ 北極圈以內的範圍），但存於人類共同心靈圖景中的那個「北極」卻將永遠消失。而在北極與人類新關係的建立過程中，攝影機仍會持續參與新視角的型塑，它一方面向人們預言、描繪未來的北極，一方面挽留、捕捉這個浮動搖擺、未曾固定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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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移動」，是今日人類生活的典型；不論我們身為外來移民或本地居民，觀光客或在地人，難民或公民，都市人或鄉村人，「移居/移動」建構了當代的社會經驗，而這社會經驗則形塑著我們。文化理論家Robin Cohen 甚至進一步表示：「身處異地、成為異鄉人」可說是人類現況的最佳寫照。（郭揚義，蒐藏移民生活的歷史記憶）

這並不是選自《回不去的伊甸園》一書裡的片段，而是前陣子遠在倫敦讀人類學的朋友寄來關於他研究移民生活的一段摘要，是對人類社會的剖析，也多少透露出人類喪失原鄉的困境。讀完後驚覺這與柏狄克的這本書有許多呼應與不謀而合的地方。

一開始只是覺得將上述段落中與人類相關之字眼以各式外來生物取代，再將社會替換成生態環境，那也說得通，甚至還挺貼切的。再細想下去，這其中的關連恐怕不是巧合，正如柏狄克在書中不斷提到的，物種的移動有相當大的比例來自於「異鄉人」意欲將異地打造成家園的渴望，讓他方成家鄉，因此大量引進熟悉的物種，當然也少不了隨著人類移動而順道夾帶的案例；人類社會不僅形塑自身，這樣的文明已轉化為天擇力量，形塑著整個自然。最後則是自己隨意發想，覺得在開頭那段短短摘要中至少就勾勒出人類的四種身份，而因應這些活動所產生的移動問題，已由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文化學家、歷史學家乃至哲學家等各種領域的專家在探討與處理，但關於生物移動的問題，目前僅有入侵（外來）與原生此一單薄的視角，多半還局限在生物學，或更準確一點地說，僅在生態學的範疇內探討，然而這問題其實也具備了上述從人類學一路到哲學的層面。今日入侵物種問題越發棘手的原因之一，或許與這一點脫離不了干係，畢竟光靠生態學家是無法解決這樣一個複雜而多層次的問題。

我不敢說柏狄克的書包含這一切，或是意欲以一更為整合的方式來呈現入侵種問題的種種面向，但我的確在當中看到許多細微而豐富的層面，讀到他企圖以一旅行札記的方式來呈現出這一問題本身的「多樣性」。誠如他為本書所下的副標〈一場生態入侵的勘探之旅〉（英文版），這本書確實可當成一本遊記來讀，一樣有著冒險犯難的情節，從他自身、其他生態學家的，到百年來拓展疆土發現新世界的探險家，當然還有意外進入異地的所謂「入侵種」—畢竟異地求生，對任何生命形式來說都不容易！他知性感性兼具地收錄了地方見聞與軼事，陳述生態學界不同的觀點，突顯出在地人、旅客、學者與官員的不同立場。這裡面沒有絕對的是非對錯，而是入侵種問題的多元風貌。柏狄克帶領我們踏上的旅程，不僅是地理空間的移動，也在歷史時間中穿梭，不僅是實地勘看，同時也探索與釐清諸多與生物多樣性、入侵種相關的概念。

初看這本書時，直覺認定這是關於入侵種如何造成生物多樣性流失的書，想必會提到許多入侵種帶來的災害，造成的經濟或生態損失，或可作為我們管理棲地、管制外來物種的參考與佐證。不知為何，自己就是先入為主地想要在書中為保育的行動與決策，找到知識的根基與學術上的正當性。事實上本書的確對此有相當著墨，你會看到更多活生生、血淋淋的案例，以及更多的數據與證據。但若真想找尋一個根本的答案，探究生物多樣性的流失到底會給人類帶來多少的衝擊，會引發生態系統多大的變動，恐怕得到的會是更多的問題，而這不必然是一件壞事。畢竟，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很多環境問題之所以變得嚴重，就是因為人沒把它當成一個問題看。

柏迪克敏銳地觀察到當我們在談人與自然的關係時，其實指的是人與時間的關係。也就是在這樣先來後到的脈絡下，才有所謂的「外來」與「入侵」。但今日入侵種問題的嚴重性並不在於來到的順序，而是其進入的時間（或是速度）與數量。時間的尺度決定一切。在目前所知的入侵種例子中，絕大多數都是「搭乘」人類的交通工具前往異地，有的是為了美化環境、生物防制或是養殖等各種商業用途而刻意引進，有的則是意外與巧合。物種拓殖的本能，因為人類的欲望與科技而突飛猛進，打亂了自然原來運作的節奏，甚至可能導致生態系統的崩解。

當然所謂自然運作的節奏只是我自己的想像，系統的「崩解」也不過是科學家所用來形容的一個狀態。沒有人能斷言，怎樣做才是好的（至於對人類好還是對生態系好，又是另個一大問題。）作者也表示引入外來種不見得是不好的，的確還是有些物種創造出龐大經濟利益，也還是有些生態學家將引入其他物種的「生物防制」看作是解決入侵種問題的最後一線希望。

人類或許不會因為世界單調、物種減少，就陷入難以存活的境地。但問題也許不在存活，如作者在書中引用人類學家李維史陀在1955年因航空時代來臨會讓，憂心人類文化日趨單調而寫道：「人類的文明正步向大眾文化的道路，好比植下一株又一株的甜菜根。」人類社會的全球化促成自然世界的同質化。誰想住在一個單調乏味的世界裡？旅行的意義就此喪失，異鄉人都成「同鄉人」，整個世界被人類打造成似家而非家的景況。這樣的困境似乎即將成為人類共同的命運，既是面臨同質化世界的同鄉人也是失去精神原鄉的異鄉人，或許正如書中另一名生物學家富特所言，這其實「比較像是個美學問題」。

就算只是貪圖世界多元、多樣的美好，一切也值得吧！

作者：艾倫•柏狄克（Alan Burdick） 譯者：林伶俐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08年04月14日

※ 本文與農委會林務局合作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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