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楠(中外對話北京副總編輯)
6月17日,國際環境與發展研究所(IIED)和中外對話在里約聯合舉辦名為「清潔中國供應鏈」的邊會。應中外對話之邀,剛剛摘取褒格曼獎的北京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創始人馬軍向世界聽眾介紹了中國環境情況,並隨後與中外對話暢談了他對全球供應鏈及裡約峰會成果的看法。
中外對話:供應鏈的背後,是全球市場體系。中國曾經處在供應鏈的最底端,現在逐漸向上攀升,也正在成為其他經濟體的上游角色。事實上各經濟體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也在不斷發生變化。您覺得應該如何看待中國供應鏈問題的全球意義?
馬軍:兩個方面值得注意,一是中國明顯的擴張態勢,海外投資和收購都在增加,由於沒有充分履行所應承擔的責任,已經出現了一些不太好的例子,甚至造成了直接經濟損失,國際形象也受到影響。另一方面,中國確實仍是最大的世界工廠,這一點毋庸置疑,到現在為止,污染最重的、環境代價最大的部分依然還在中國,這裡依然還是紡織印染、電子產業、化纖、鋼鐵產業最主要的生產地,這些生產環節都意味著巨大的環境代價。在供應鏈問題上,人們必須充分認識到:全球生產和採購對中國環境帶來的影響,必須找到一個辦法實現更有效的管理。
中國41家環保組織所做的綠色選擇,是其中一部分嘗試,意義不僅在於環保組織自身,更在於和社會其他方面結合起來去行動,建立多利益方之間的合作。
現在中國的對外影響在增加,呈現出「大進大出」的趨勢。「大進」就是指採購。巴西當地已經有這樣的聲音:必須充分重視中國持續增長的原材料採購對巴西的生態影響。
從長遠方向來看,上述兩者是統一的。在全球生產和採購的框架下,環境管理方面也應該有更多全球監督,這樣一來,無論企業轉移到地球的什麼角落,都能被置於社會的監督之下。未來應該朝這個方向努力。
中外對話:IPE在中國所做的工作,是否可以推及全球供應鏈體系、對其產生積極作用?
馬軍:在全球範圍建立這樣一個監控管理體系時會發現:發達國家的需求相對較少,他們本身就已經建立起了相關制度,比如說在美國有TRI(有毒物質排放清單),歐洲有PRTR(污染物排放轉移登記制度),發展中國家則有更多需求。未來如果建設一個全球機制,需要向發展中國家推廣這些經驗。
IPE還在跟一些發展中國家的NGO機構有所溝通,有一些當地機構希望瞭解、建立這樣的機制。一些大的品牌也表示過類似興趣,希望在全球各地都有這樣的機制,便於其採購和供應鏈管理。總的來說,這一切努力處在一個非常初步的階段。
中外對話:您如何評價本次RIO+20通過的這份宣言文本?
馬軍:與會的NGO普遍不滿意這份宣言。的確,如果單看文本,好像沒有往前走,很多地方是在確認、承認之前有過的一些情況,並沒有更新的推進。
但我對此有另一個角度的看法。
20年前里約大會達成的成果,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體現西方對環境問題的關切和推動。20年之後,情況發生變化,發展中國家有非常深入的參與,一些發展中大國深度介入了全球可持續發展格局,那麼此時達成的文本,就更接近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共識。自然,南方北方共同參與,討論的難度就會大很多,相互妥協的結果會有一些折中,但它並不意味著一定是很不好的文本,畢竟很多良好治理的原則在其中都有體現。
以中國為例,20年前在談判桌上的接受,是在西方主導下的接受,這次所接受的是它真正能接受的。在這個意義上,是向前大大地邁進了。
中外對話:如何看待中國在世界永續發展進程中新的地位和作用?
馬軍:跟20年前比,中國承擔了更大的責任。歐美國家主導了20年前的那次會議,在今天這次會議上,中國和印度這些國家的人均排放量增長迅猛,相應也承擔了更大責任,同時也有了更大的能力,在未來必定會起到更大的作用。
總體來看,由於形勢發生了變化,不再是西方發達國家一枝獨秀、南方國家多數貧困的局面,中國、印度、巴西等國家在迅速趕上來,環境問題格局也發生了相應變化,各方需要一個要適應的過程。目前雙方都不太能很好地適應,國際談判顯示出一些困難。這種過渡階段恐怕會維持一段時間。
在政府間沒能有效達成一致的情況下,多元利益主體的參與、民間的推動就更為重要。在未來一段時間裡,這將成為非常關鍵的趨勢。我們等不到所有國家政府協調好、達成高效的談判,我們需要社會各界率先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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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外對話網站,發表日期2012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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