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地球高峰會專欄]

從參與地球高峰會談台灣NGOs與政府關係 (上)

作者：楊長鎮　(台灣二十一世紀議程協會常務理事)
　　　張淑玫　(康乃爾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博士候選人)

　　台灣環境運動NGOs接受政府資助參加即將招開的約堡地球峰會，引發了一些關於社運組織是否背離監督立場，被「收編」的爭議。類似的爭議尤其在政黨輪替之後持續發生，作為社運參與工作者，我們不能不有些反省和回應。

　　地球峰會最早是由國際間非政府環境運動組織所推動的，但目前架構在聯合國體系下的地球峰會，其目標成敗與否，最後還是要看各國政府的決策而定，也就是說，各國NGOs一方面以全球為戰場，另方面也要有成功的在地行動，透過民主政治影響或參與政府決策。當布希否決京都議定書，不但共和黨政府成為環境運動者的對立面，連美國綠黨和支持綠黨總統候選人耐得的綠色運動組織，都被視為罪人，因為耐得在佛羅里達的得票數，被視為拉下的高爾（支持京都議定書）的最後一根稻草。

　　其實，在愈是民主和價值多元社會裡，政府和NGOs之間、NGO和NGO之間，乃至於政府不同部門之間，愈是存在多種多樣的動態複雜關係，接不接受政府資助可以討論，但不是收不收編的指標；甚直連「收編」與否，也可能已喪失對社運問題的解釋力，矮化了NGOs與社運工作者之自主性判斷。

　　在公民社會中，NGOs是民主參與的主要行動者或代理人，在不同的制度環境和不同的情境下，NGOs和政府的關係是多元的，而政府資助也成為民主政體擴大第三部門、重視民間公共性的做法。所以，NGO主體性不能僅從關係形式上去評定。

　　就一般的經驗整理歸納，我們可以發現NGOs和政府關係至少可以拉開以下不同的光譜：

1. 直接參與：透過一般性的民主原則或法律、行政自律所規範的程序，參與政府決策或執行；如NGO代表出席擔任政府單位設立的委員會委員，進行諮商或審議之類的工作，在此行為下成為廣義的公務員。

2. 合作：就某些議題具有共識，共同面對困難，攜手推動；如非核家園運動與馬告原住民國家公園設立運動。

3. 間接參與：透過議會或其他管道，進行政策遊說、提案，或自發性協助政策推動。

4. 監督：以制度性或非制度性地位，觀察政府施政過程，以防止不法、錯誤、低效率、低品質等違反公益的決策或執行。

5. 批判：基於不同的價值理念，對政策提出反駁、檢討或省思等。

6. 反對：不贊同政府做法，並付諸行動；如過去推動的反水庫運動。

7. 革命：認為只有根本消除執政者才能達到運動所追求的公義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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