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和平的和平港系列報導7]和平港的衝突根源二-關係衝突

作者：謝沐璇

　　溝通是增進了解、發展共識、消除彼此誤會、尋求解決衝突模式的最好方法；相反的，溝通不良或沒有溝通時，立場可能被醜化、被誤解，誤會不得消弭，甚而開發行為因嚴重衝突事件而中斷。一般形成溝通不良的狀況有幾個原因：一、利益團體位於不同結構位階。因為結構位階不同、具有的權力不同，某一方可能認為並無溝通的必要。許多引起抗爭聲浪不斷的開發事件，如興核能四廠、建美濃水庫，都是主管機關夾帶高階的政治資源，乎視與地方、民意溝通的必要性，加劇衝突事件的強度。二、缺乏良善溝通管道。如，海峽二岸政府均視民間的辜汪會談為二方的溝通管道，進行政治協商或談判。三、缺乏良善溝通的手段。若溝通的過程中，充滿對對手情緒化的攻擊、挑釁，雖然能暫時消心頭恨，卻無益於衝突的化解。

　　《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通過後，必須在當地舉行公開說明會，說明開發活動可能造成的影響及承諾事件；而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送審前，必須在當地舉行公開說明會，並將公聽意見陳述於評估報告中。這二者都是以法律規定，以保障民意參與的管道。和平港開發的環評審中，審查委員要求港公司提出開挖土方的處理計劃書。在審核計劃時，學者認為，除了港工程會造成的海域濁度增加等污染；建港改變了海潮流的淤蝕作用，和平港南側會形成侵蝕海岸。二相權衡下，透過審查過程為溝通管道，影響施工工程內容-將海拋處理廢土的方式改為養灘方式。但漁民表達海域污染造成漁業損失的意見，卻因環評審查已通過而失去溝通管道，也至使民眾蘊釀以激烈的抗議行為表達心聲。這意味著國內的公眾參與的溝通管道仍有疏失。特別是監測或污染情事的通報系統，實有盡速建立的急迫感。另外開發行為涉及行政業務層面廣大，但受到台灣行政體系、官僚文化所影響，各部門部會間的橫向溝通不足而形成的衝突也不在少數。

衝突實例：

• 內政部營建署認為本案涉及廢棄土處理部份，請開發單位依《營運廢棄土處理方案》辦理。開發單位說明前述方案規定棄土基須屬低地或山谷地，而養灘區則為沿岸臨海之開發區，不應依《營建廢棄土處理方案》辦理。
• 宜蘭環保局建請開發單位成立客觀監測小組，並將一溪之隔的澳花村列入環境影響評估範圍內。開發單位說明《花蓮和平水泥專業區環境影響估及和平村遷移安置計畫》中已將澳花村列入環評範圍考量；而本計劃業未直接影響到澳花村民，故應無訂定賠償的問題。
• 立委劉文雄指稱楊吉雄收取工業局補償巨款。資料不足，無法辨斷二立委所稱款項是否為同一筆。
• 社論提出和平港外定置漁業權應於85年5月即到期，不應有補償款項。工業局表示和平港外定置漁業權於85年5月續予核發，而和平港建港之補償標準在85年8月30日才由行政院核定應序補償，當時由「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掔撥和平港公司，交由和平港公司運用，和平港公司於87年1月13日將錢歸還給基金。
• 省環保處在環評報告審核中提出，本開發計畫近來屢有民意代表質詣及民眾陳情，請開發單位多加強民意之溝通，避免不必要的抗爭。
• 省漁業處也在環評報告審核中提出，該計畫區附近有六組定置漁業權，工業局已與漁業權業者協調理補償，宜即予補，以免屆時抗爭。
• 宜蘭縣政府環保局在環評報告審核中，建請開發單位提出其範疇界定表，俾利評估環評內容之妥及需要性。
• 宜蘭縣政府環保局在環評報告審核中提出，漢本海域已屬蘇澳區漁會專用漁業權範圍，如需使用應先取得該會同意，如有損害漁業生產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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