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今天天氣不錯。我的意思是說，今天北京的天色介於淺藍色與金屬灰之間，即便出門不戴口罩，也不必擔心會有性命之虞。不過在環境顧問安雪峰看來這樣的天氣也只有在北京才能讓人感覺「歡欣鼓舞」。他撰寫的一篇研究報告指出了中國官方空氣品質評定的弱點，日前在中外對話網站上刊登之後引發了強烈的迴響。如今，北京人早上拉開窗簾能看到對面高樓的頂都會感覺心情大好。
我約他到北京一家高檔國際酒店喝熱巧克力。碰巧酒店的背後就是中國最大的煤炭企業神華集團的總部，真是應景得很。安雪峰說，我們見面當天的空氣品質其實只能算是「一般」。不過對於北京人來說，這已經是難得的透口氣的機會了：之前的兩天裏，北京城大霧彌漫，毒煙肆虐，交通阻塞
，口罩熱銷。
連日陰霾更引發了北京市民的強烈反響。在官方空氣品質評定（未計算臭氧和細顆粒物）描繪的世界裏，北京一年中大多數日子都是「藍天」；但真實生活中，北京市民對日益惡化的健康危險和粉飾太平的統計資料正逐漸失去耐心。新浪微博等網路互動平臺上到處都是憤怒的呼聲。「強烈要求北京環保局在2012年內實現每天公佈至少部分地區PM2.5監測值！否則就給北京全體市民包括流動人口發放防毒面具！」一位名叫郭霞的NGO工作者在微博上如是說。
與此同時，不僅《中國日報》報導了北京地區肺癌發病率升高的情況，就連持民族主義立場的《環球時報》都在社論中指出，圍繞空氣污染程度的爭論已經成為了「事關政府公信力」的大事，「怠慢不得」。
而安雪峰展開研究的初衷就是要看一看誰的說法更可信。他分析了美國使館屋頂空氣品質監測儀得出的資料，並將其與北京環保局的報告進行對比。結果表明，中國官方增加環境透明度的努力似乎並未取得切實進展：雖然官方稱過去兩年中空氣品質二級良和一級優的天數超過80%，但美國使館的監測則顯示，北京空氣品質「有害級」天數遠遠多於良好（詳情參見此處）。
法學出身的美國人安雪峰如今已經在北京安了家。他說：「官方一直在說北京的空氣品質取得了顯著的進展，但實際情況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這是最令人震驚的。自從1998年開始報告空氣品質以來，北京的藍天數每年都在增加：比如2009年是285天，2010年就是286天。今年到十一月底，藍天數比去年同期少四天。所以他們會把這四天補回來——我估計他們肯定會這麼幹。但所有人都很清楚，空氣污染問題沒有得到絲毫緩解。」（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市環保局官方網站的空氣品質日報中使用的不是「藍天數」，而是「空氣品質二級和好於二級的天數」。）
自從他的文章發表之後，安雪峰就不斷接到來自中國各大報紙的電話。外國媒體同樣聞風而來：安雪峰先後接受了英國廣播公司和彭博社的採訪，《紐約時報》、《大西洋月刊》、《衛報》和《時代週刊》等媒體也都提到了他的文章。這已經不是安雪峰第一次在國際舞臺上向北京環保局發起挑戰了。早在2008年奧運會前，安雪峰就曾在《華爾街日報》發表過一篇抨擊北京環保局篡改污染資料的文章，並在《科學》和《自然》兩本科學雜誌上刊登。
也有研究者不同意安雪峰的觀點。中外對話網站上近日發表的徐安琪的文章就認為，中國官方提出的到2016年之前提高空氣品質衡量標準的計畫表明中國「正在轉向一種對環境狀況更加開放的政治文化」。反對者的隊伍中當然還少不了北京市環保局的官員們。該局的副局長杜少中就曾試圖用這樣的妙語平復北京市民對城市空氣污染的關切：「浴室裡洗澡可能看不見對面的人，但是那裡並沒有污染。」
本周，一直忙於在微博陣線上安撫民意的杜局長公開否認了安雪峰文中最驚人一項指控：北京環保局從2006年起就停止使用兩個空氣污染最嚴重監測站的資料。
應中外對話的要求，安雪峰拿出了大量佐證，並且全部證據材料都來自官方的檔案。安雪峰援引政府檔和統計數據稱，自1998年至2005年末，北京環保局計算每年藍天數以及污染物年均濃度的所使用的污染物每日平均濃度——安雪峰稱之為「唯一有意義的資料」——一直是基於七個監測站的監測結果。
可到了2006年，雖然環保局仍在報告全部七個監測站的資料，卻不再使用前門和車公莊這兩個污染最嚴重站點的資料來評定每日空氣品質狀況，這兩個點雖然仍有監測，卻實質上相當於廢棄了。同時，北京環保局增設了三個遠離繁忙車道的新監測站點。2008年，官方乾脆從每日空氣品質報告中剔除了這兩個站點的資料，並在空氣品質更好的郊區新設了三個監測點。（實際上，北京環保局2008年曾經承認監測站搬遷，雖然他們否認是出於美化資料的目的。）
根據安雪峰的計算，這些調整人為地提升了北京的「藍天」數，壓低了污染物濃度，而且其影響遠遠超過了單純的官方辭令：「有人提出，藍天數是一個政策考量，與科學無關；但很多影響深遠的研究專案，比如計算污染對人身健康和社會經濟的影響，也會用到它。污染物年平均濃度的資料不僅是政府在用，科學界、醫藥衛生界也用它來判斷污染的嚴重程度。」
但也有觀點認為城市空氣品質監測點的變化是實屬正常。「中外對話」採訪了中國工程院魏複盛院士，他曾擔任中國環境監測總站總工程師。魏複盛說：「有些地方把污染比較重的監測點去掉，使得空氣品質監測結果呈現變好的趨勢，這種現象可能確實存在。但是一般來講，調整監測點要經過論證，跟原來的資料應該有可比性。因此這種情況應該是儘量避免的。但是有的地方可能不能完全避免這種現象。」
魏複盛認為，故意把監測點挪到污染輕的地方不是普遍現象，而污染的問題也不是挪幾個監測點點就能解決的。「我們城市的發展是向郊區擴張的。污染也是向外擴張的。設置監測點在郊區，是因為考慮到了郊區的城市化，希望監測資料能夠更代表更大的面積。」
此外，魏複盛認為監測點處的污染情況並非一成不變。「污染源的情況在不斷變化」。比如過去汽車沒那麼多，所以過去統計出來污染數值低的站點，現在可能也已經上升。比如原來的點有污染的工廠，後來工廠搬走了，那麼監測點的資料現在就可能有下降趨勢。他還解釋，監測點設在在公路邊上和不在公路邊上，得到的監測結果差別很大。「污染情況受交通流量和交通狀況的影響。一般規定設置點位應該在距離馬路50到100公尺以外，以充分代表一個地區的實際情況，避免局部污染對監測結果的影響。」
但對安雪峰而言，不論監測點改動是否合法，事實仍然不可否認，即這些改動在逐年的空氣品質情況比較上誤導了公眾。他認為有關部門之所以會歪曲事實，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在於中國社會「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功利風氣，因為官員的考評取決於其能否完成上級下達的目標。他說，環保部門的官員也不喜歡污染。比如北京環保局的杜少中就以嚴格貫徹環保責任著稱：有報導稱他為了鼓勵他人踐行環保，而選擇長途步行上班。「這些人也住在北京，他們深知問題的嚴重性。」安雪峰說。
環保部門的官員究竟有多大權力？《中國日報》今年11月刊登的一篇文章充分顯示了環保部門權力有限的無奈：建築工地揚塵據稱占到北京市空氣塵粒的4成，與煤炭燃料和車輛尾氣一起並稱為北京三大污染源。但當北京市環保局試圖執行工地揚塵控制的有關規定時，卻尷尬地發現全部17個受檢工地竟沒有一個合格。環保局要求各工地在3天之內限期整改；但3天后環保局再次登門時，各工地竟然一切照舊。中國的環保部門只有監督權，卻沒有執法權，不能處罰違法者。
最讓安雪峰氣憤的正是政府部門監管的不力。「北京的空氣污染已經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面對本來十分簡單的問題，政府卻不願意採取最基本的措施，這著實令人震驚。」比如那個建築工地揚塵的案例，根本就不是什麼需要停止施工的大事，「只要對土堆進行苫蓋便可解決」。
但安雪峰對中國空氣質量數據的死纏爛打不僅僅是出於對中國政府不作為的困惑。他清楚地知道，環境問題不分國界。「我關心北京的空氣品質不單因為我住在這兒，更因為美國的企業和消費者在某種程度上也要為此負責」，他說，「對於中國的環境污染，我們多少都負有責任。」
針對北京環保局關於北京空氣品質好轉的結論，魏複盛說，這個結論主要指的是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PM10這三種主要污染物。但就PM2.5而言，北京市環保局下屬的北京市環境中心已經在檢測PM2.5情況，結果顯示近年來北京PM2.5確實在上升中。
藻礁與珊瑚礁都屬於生物礁，也就是由生物所建構的礁體。珊瑚礁是以珊瑚為主體建構而成，藻礁自然便是由藻類所建構的礁體，兩者之間，偶而互有參雜。而這些建構藻礁的藻類也如同珊瑚一般，具有堆積海水中鈣離子，並轉化成為組織內部碳酸鈣骨骼的能力，因此這些組織內含有鈣質成份的藻類便稱為「鈣化藻」。
台灣本島約1350公里的海岸線中，藻礁海岸僅佔有數十公里，然而藻礁不僅具有歷史價值，還能保護海岸免於被侵蝕，而多孔隙的環境更是許多海洋生物及其幼苗孵育與躲藏的生存空間，顯見其是珍貴而稀有、且需要保護的天然紀念物與生態系統；過去因不熟悉藻礁海岸結構，而對其開發或破壞雖已造成無法挽回的命運，但未來，面對僅存的藻礁海岸，我們是不是應該抱持著在山林裡仰望、保護神木的方式與態度，善待這已走過千年歲月的藻礁海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