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西蘭海域日前有兩隻赫氏海豚，因為其保護區內非法設置的定置網而死。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紐西蘭分會呼籲政府，禁止在賀氏矮海豚（Hector’s dolphin）與毛伊海豚（Maui’s dolphin）的棲地設置定置網捕魚，以避免更多海豚因為漁網而造成不必要地死亡。

WWF紐西蘭分會海洋專案負責人Rebecca Bird表示，這些死亡事件進一步打擊已經瀕臨滅絕的物種，「我們不能繼續這樣失去海豚，這起最新的死亡意外緊接在毛伊海豚死於定置網之後，任何一種物種都無法承受這樣的傷亡。我們為這兩起海豚死亡的消息感到難過，這事件無情地提醒我們仍然有海豚不必要地死於漁網之中。」

WWF指出，使用漁網捕魚是賀氏矮海豚數量下降如此迅速的主要原因；漁網會纏住海豚而導致他們淹死。自1970年代以來，他們的族群量從3萬隻急墜至今日的7000餘隻。

「政府正發起調查班克斯半島（Bank’s Peninsula）保護區內非法使用定置網的情事，但事實上兩種海豚在他們大部分的棲地中仍沒有受到保護。政府明顯很努力執法，如果真的要保護這些物種，就必須禁止漁民在沿海水域使用魚網捕魚。」

Bird指出，政府研究顯示，若所有人類危急海豚生存的威脅消失的話，海豚族群將會有最好的復甦機會，目前的保護不足以使海豚的數量回升，這對政府來說是個警訊。「對於一個在短短30年中失去3/4族群量的物種來說，我們必須竭盡全力才能使他們的數量回升。這意味著，我們必須確保不再有海豚不必要地死在魚網中。」

WWF正在賀氏矮海豚與毛伊海豚的棲地積極從事保育行動，讓牠們免於人類威脅，使其數量得以恢復到1970年代早期的情況。

Bird表示，全世界到處都是的定置網，是非常浪費的捕魚方式，他們捕殺了路徑上的所有生物。我們鼓勵漁民改以不會捕獲海豚的永續方法捕魚。

為了復育賀氏矮海豚與毛伊海豚，WWF主張政府應研擬一套有效可行的行動方案，來管理與減緩所有會影響海豚復育的威脅，如船擊（boat strike）、污染、沿海地區砂石開採、石油和天然氣的勘探，

※ 參考資料：WWF新聞稿

Top

有「海洋中的滾筒」、「團結家族」之稱的鯖魚，因過度捕撈，不但來不及長大，還被迫改變習性提早當媽媽，海洋大學校長李國添指出「這是很嚴重的警訊」，兩岸應同時休漁，為鯖魚後代留個活路。

鯖魚是我國較具規模的沿近海漁業之一，南方澳漁港有「鯖魚的故鄉」之稱，鯖魚年產量占全國9成以上。當地文史工作者賴榮興、廖大慶大聲疾呼：「讓鯖魚把孩子生下來吧！」農曆年過後是鯖魚最肥美的時候，也是母魚抱卵期，他們認為鯖魚媽媽產卵期最該保護，建議在農曆年過後，休漁一個半月，讓鯖魚媽媽順利傳宗接代。

長年研究鯖魚的李國添，每星期都派海大學生到南方澳漁港記錄捕獲的鯖魚體長。他指出，東北部的花腹鯖2003年前的最大體長，有44公分，現在只有37公分，小了7公分。

鯖魚是團結家族，在海裡像個巨大的球，所以很容易被捕。李國添校長表示，鯖魚2、3歲抓質量都好，不過現在1歲已經被抓得差不多了，2歲魚更少，3歲魚幾乎看不到，尤其現在母魚性成熟更由10年前的1.8歲，提早前到1.1歲就當媽媽了。李國添表示，這種早熟化通常在魚類承受高度的漁獲或環境壓力下發生。

漁民也說，鯖魚成魚為35到45公分，「現在20多公分的鯖魚寶寶就都被抓起來」。李國添表示，台灣、日本、韓國、中國都在捕鯖魚，日本也因捕過頭了，早在幾年前就實施總量管制。

海大師生曾經推估台灣的鯖魚總許量是4萬噸，現早已超過這數字，中國也在同一海域捕撈，作業範圍更廣，全年捕撈量約在50萬噸左右，如果只限制台灣漁船總量管制，漁民一定反彈。但李國添說，中國六、七、八月實施休漁，兩岸若同時休漁，可降低對零歲魚的捕撈，兩岸一起保護漁業資源，是較可行的辦法。

Top

日本2011年311海嘯沖刷入海的房屋木材及殘骸隨波逐流，已散佈在4800多公里外的北太平洋海上，預計最快又一波會被沖上「夏威夷」北部的小島海灘。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管理局」估計，新一波海嘯殘骸很快就會抵達「夏威夷」西北部的珊瑚礁小島海岸。

大氣管理局人員已隨同海岸巡防隊前往「夏威夷」群島巡邏，同時也呼籲在「中途島」上的科學研究人員注意，是否有海嘯殘骸被沖上岸。

去年日本發海嘯之後，許多殘骸被捲入大海後，可能都已沉入日本東部海岸。2011年九月，一艘俄羅斯船隻在「夏威夷」西部發現有冰箱、電視機及其他家電。至今仍舊有100噸到200噸的殘骸仍舊在海上漂流，但只有5%抵達「夏威夷」「阿拉斯加」及美加西部海岸。 

Top

香港太陽報報導，美國「西維吉尼亞州」，24日舉行新一屆的「國際品水大會」，結果，加拿大「卑詩省」「格林伍德鎮」的自來水，被評為全球最好喝的水。

報導說，西維州每年都會舉行「品水大會」，評審會根據參賽水的外觀、氣味、韻味、感覺，以及飲後餘味等五個標準評分。經評定後，加拿大「格林伍德鎮」的自來水，被評全球最好喝的水，而美國最好喝的水，則是俄亥俄州「聖亨利市」的自來水。

格林伍德鎮的鎮長表示，格林伍德鎮可以利用這次的機會，推動區內經濟，他希望利用優良的水質，開設啤酒廠，釀出好啤酒。

Top

1998年各地方環保局依《飲用水管理條例》公告飲用水保護區86處、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地區49處，面積1739公頃，約占台灣總面積10.78%，經常被指畫設面積過大不利開發。

另在《應實施環評政策細項》中新增將「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範圍變更」列為環評政策細項，環保署毒管處是《飲用水管理條例》主管機關，2月29日提出政策草案由環評委員會審查。

會後主席、台大農化系教授陳尊賢綜合在場委員、環保團體等意見，要求環保署毒管處針對各界意見修正草案，包括應補充政策背景、政策變更目標、變更原則以及未來執行方向。另外也應納入核災時水資源安全措施。昨公聽會完成後，接下來將舉行政策環評審查會。

環保署：保護飲用水原則不變

環保署毒管處專門委員陳殿權表示，政策說明書主要目的是為了確保飲用水品質，外界擔心範圍變更後飲用水水源區是否會任意被解編，他強調解編最大可能是水源使用單位在認定這個地區不再做為水源使用時才會考慮解編。至於什麼情況可以受理變更，未來將訂定詳細計畫做為依據。

多位環保團體到場表達意見，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律師蔡雅瀅表示，政策內容中容許變更項目包括：經主管機關審慎評估水源水質保護、土地開發利用、當地居民權益等因素，可考量適時劃定新增保護區。

她認為應取消「土地開發利用」這一項，因為飲用水保護區應重視國民健康與安全，而不是考量土地開發利益。另外她強調，台灣三座核電廠距離水庫近，應該要評估一旦發生核災後的飲用水方案。

也有委員認為，環保署同意當區域不再做為飲用水源時可以解編，但不應該因為水質不好而解編，水質不好時反而應該去改善水源。

政策開後門 前後矛盾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秘書長李卓翰指出，原本依規定保護區以及取水口一定距離不得有非法砍筏、興建核電場等汙染行為，但政策又開了後門，指「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他要求應訂出一個沒有例外的保護方式。

委員、台大教授李培芬認為，整體而言這個案子是幫主管機關開後門，讓設施有所調整。環保署提出三個政策方案，他表示：「我是傾向0方案」。他直言，雖然說是調整，但從過去案例來看保護區變更作業如涉及個別區位，都是縮小範為或廢止，很少看到擴大。是否應有其他程序，而不是地方政府說了算。

核災發生時 如何保障飲用水

委員、成大教授林慶偉也認為開這個後門有待商榷。另外他表示，目前的用水需求規畫是85年提出到110年，應該把今天實際用水跟85年規畫的比較一下，來檢視規畫是否符合。而天災對水資源環境改變很大，未來不應只是被動以個案考量，而應更積極主動檢討目前畫定保護區的適宜性。

林慶偉表示，政策並未提及一旦發生核災飲用水要如何保障，台灣最安全的水是 地層水，但相關都沒有評估量有多少，應進行這方面的調查。

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主任粘麗玉表示，這份政策草案內容還有許多應改進，應退回不應同意，不過環保署表示公聽會是聽取各界意見，未來還會有正式的政策環評審查會，而政策環評不同於一般環評個案，不會有通不通過的決議，而是由委員針對主管機關提出的方案提出建議。

※ 同步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環境報導」

Top

土地政策非常重要，但在論述它之前，必須先確切掌握土地的意涵。土地其實是包涵了多重及複合的價值，理解它必須經由動態及多面向的途徑，唯有經由這種方法才得以抓住其複雜的狀態，不會落入於偏狹的化約主義狀況。

人文地理學者John Agnew運用「地方」概念來詮釋土地的空間內涵，他認為地方包含了三個層次的意義，分別為：（1）客觀的自然及社會空間、（2）主觀的地方認同、及（3）總體經濟及政治結構環境下的區位空間。過去，在主流的經濟成長價值觀底下，土地政策之決定往往是著重於第三點，而嚴重的忽略了第一點及第二點；而近年來，在環境生態保育觀點興起之後，第一點偶而會勝出。然而，長期以來，第二點往往是被忽視的。本文所要強調的是，不論是經濟空間、抑或是自然空間，政策上的決定必須要容納上述第二點，也就是要將民眾的主觀認同放置於優先的地位，讓他們在衝突的多面向價值論述當中來決定土地政策。

上述土地多面向價值的觀點往往是在權力的不當運作之下，使得某種觀點特別受到重視，而其他的觀點則是被漠視或排除在外，落入了前述的化約主義，這也使得土地政策一直都是扮演著附庸及工具的角色，而不是為全民謀求福祉，遠離了社會公義。舉例言之，回顧台灣發展歷史，土地政策具有如下不同的面向：

一、為政黨生存服務的土地政策

在民國三、四十年代，台灣最著名的土地政策為土地改革，當時實施的主要政策包括了375減租、公地放領及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雖改善了佃農的生活，也奠下了台灣政治經濟發展的基石，但其實施的主要目的卻是為了中國國民黨的生存，而不是人民的福祉，它藉由土地改革掃除了台灣的少數地主、經濟菁英及小面積土地所有權人，確立了中國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由過去屢次土地調查及耕者有其田政策的施行，可以得知夠資格被稱之為「地主」的土地所有權人其實是極為少數，但中國國民黨為了實施土地改革，卻胡亂定義「地主」的內涵，把僅擁有少數土地面積的共有出租耕地所有權人全部都拉了進來，造成了許多時代的悲劇。另外，民國38年實施的375減租竟然仍然有效，迄今仍有3萬多件的375租約，這也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二、為經濟成長服務的土地政策

民國49年，政府制訂了獎勵投資條例，國家的政策主要是促進經濟成長，這也連帶使得土地政策有了很大的轉向。獎勵投資條例及其接續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及產業創新條例都有二個重點，一為減稅，另一則為土地的提供。土地僅只是經濟生產函數中的一個因子，也就是它僅被視之為是一個經濟生產的要素，而這也是長期以來政府施政的主要思維。經由這些條例，政府不斷地開發工業區，或是將農地轉變為工業生產用地。其所採用的手段大抵皆為強烈的土地徵收，惟當時為威權統治時期，民眾不敢反抗，只能逆來順受，這也養成了政府隨便進行土地徵收的壞習慣，造成了台灣土地徵收相當浮濫的現象。

三、為政治菁英服務的土地政策

由於土地隱藏龐大利益，可以透過政治力予以創造，因此，地方政治菁英過半數以上皆是從事於與土地相關的行業，地方政治（Local Politics）從某一方面來看，其實就等同於土地政治（Land Politics）。地方的發展受到了以促進土地開發的政治菁英人士所掌控，其視土地為獲利的商品，強調的是交換價值，反對使用價值。地方政府首長及行政官員、地方派系與資本利益集團皆是其中的主要份子，這可以由台灣都市計畫的擬定、擴大及變更來予以印證。學者指出，隨著台灣的政治經濟發展，台灣的政經結構是愈來愈走向一個由國家菁英、地方派系與資本利益集團所形成的「新的保守聯盟」，另有學者將此聯盟稱之為「新政商關係」或是「新重商主義」，彼等在立法院和正式的政策制訂上，都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相對地，勞工、環保團體或民間社會的組織則是被排除於此聯盟之外，土地政策主要是為此聯盟服務。

四、為財政赤字服務的土地政策

我國政府財政問題極為嚴重，但它不僅不敢對大型資本課予重稅，竟還給予減稅、免稅及其他的優惠。那麼，所需的建設經費要從何而來？答案乃是進行農地變更及以土地徵收為本質的土地開發。地方政府的主要稅源為土地相關稅目，如地價稅、土地增值稅等，因此如何增加這些稅收便成為施政重點。由於農地不用繳稅，因此各地方政府藉由土地的開發，千方百計地要把農地變更為都市土地。此外，行政院特別發佈行政命令「凡都市計畫擴大、新訂或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建築用地時，一律採區段徵收方式開發」，這使得被徵收的農地倍增。透過區段徵收，政府還可以無償取得大面積的可建築用地（俗稱配餘地），經由配餘地的讓售及標售，賺進大筆鈔票。此外，透過土地開發，主政者也可藉機收編地方政治勢力，可謂是一舉數得。

五、結論

相對於其他公共政策，土地政策充斥了附庸及邊緣性格，皆是為其他政策服務。最主要者，為了追求經濟的成長及資本的積累，在權力的不均衡運作之下，土地價值被嚴重窄化為經濟生產要素，僅能夠由價格的觀點來衡量土地價值。但是，這樣的思維應該要被揚棄了，新一代的土地政策不僅要有其相對自主的治理空間，也應該要重視多元的土地價值，如民主、人權、公平、正義與主觀認同等，把它們納入於土地政策的決策過程之中，透過如此整全的思維來建構新一代的土地政策。

※本文發表於台灣學通訊，62期，頁2-3，2012年2月10日。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