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新聞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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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媽媽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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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關懷事件]

手繪的藍天 (上)

作者:李秀容

  1963年日本大阪西淀川的午後,小孩們在空地上玩球,計程車司機剛好走過,發現坐在一旁發呆的男孩,他好奇的問小孩們:「為甚麼他不跟你們一起玩?」,小孩說:「他有氣喘!」,司機先生不了解氣喘是甚麼病,還是跟那發呆的男孩玩了一會兒球,那男孩就相約司機先生回到他的家喝水,走進屋子看見塌塌米上許許多多的暗紅色血跡斑點,司機驚奇的問男孩的媽:「這是怎麼一回事?」,她回答說:「每天晚上,當他氣喘發作就不停的抓,你看!」翻開男孩的衣服,背部全是被抓破皮的傷痕,為了讓他不那麼痛苦,男孩的母親在他的背上用力的摩擦,鮮紅的血就這麼滴下來。

  司機先生忽然想起,來此地的路上在白天裡開車竟然需要打亮前燈,且五公尺內無法辨識前方物體,學校也因為濃濃煙霧而無法上課,且與這男孩一樣患有氣喘病的小孩都被學校隔離,很多人還因此輟學。

一、在煙霧瀰漫中奮戰的人

  這位司機先生,KimioMoriwaki森協君雄,日本全國公害患者的會幹事長,在遇見那男孩後就致力於公害患者反污染的抗爭行動中,直接向工廠抗議,在不斷冒出大量的惡臭濃霧的煙囪下,企業主否認工廠煙囪排出的是「有污染」的空氣,並且說:「這些煙霧就像在烤鰻魚般好聞阿!」;1977年台灣的台塑董事長王永慶對其工廠所產生污染廢氣的解釋是:「就像傍晚時點乾草堆驅趕蚊子一樣,會覺得呼吸困難,但是可以訓練抵抗力……工廠所放出的氣體應該不太嚴重吧!」在台灣的商人畢竟和日本商人是一個樣的。

  日本在1969年以前有關污染的法規都還沒建立時,反公害團體甚麼都不能做,自從1969年污染防治法實施後,工廠依然沒將他們的控訴聽進去,「所以我們就將身上淋上油,坐在工廠門口作絕望的抗爭,並組織公害患者200人到大阪地方政府前抗議,因為抗議時間過長,深夜裡,很多公害患者氣喘病發,有的被救護車送走、有的要當場打點滴」森協先生解釋當時公害患者抗爭的情況,就這樣,終於地方政府同意將公害患者的「健康補償」納入體制內,在同時候公害患者的團體也與日本環境廳研擬全日本國內公害患者新的「健康醫療補償法」,此時也是日本反公害運動最旺盛的時候,KimioMoriwaki堅定的表示:「除非製造污染者對其所作所為能負起責任,不然污染是不會停止的,更別說會有乾淨的空氣了!」西淀川公害患者遂於1978年對工業區的污染工廠提出法院訴訟。

二、高雄何罪之有?

  住在高雄的人時常會想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人在台灣引進重工業,一根根煙囪就此和他們比鄰而居,日本戰敗後這些煙囪的所有者變成國民黨政府,實際操作者為中國石油公司,高雄人依然得忍受煙囪中排出的各種污染,自從出現了小孩腦癌比率偏高、各種癌症頻傳,地下水點火會燃的殘酷生存威脅下,終於在1987年引爆台灣高雄後勁反五輕運動,附近200位民眾擠進了有應宮廟前的廣場上,為的是祈求神明指示該不該再讓中國石油公司在後勁設立五輕煉油廠,神壇上供俸四果,連擲十幾次桮神明的答案都是否定、否定、否定...堅決的否定。

  1990年3月25日,當楊朝明及反五輕西服店的老闆劉永鈴攀上中油公司的燃燒塔上誓言若「政府」執意要蓋五輕廠他們就不下來的反抗行動時,擔任反五輕運動的總指揮蔡朝鵬正在廟口的廣場前演講,周圍的警察和來自台灣各地的環保運動支持者在廟口前形成兩個對壘,倒是附近的居民因先前的抗爭行動的無力感和工廠的賄絡而沒來多少人;在一陣忙亂中,中油公司同意再與後勁居民研議設廠一事,但事隔不久不僅行政院郝院長比喻反五輕運動為流氓行徑,法院也對劉永鈴、楊朝明判處各一年的有期徒刑,蔡朝鵬被法院前後判了3年8個月刑期,並入獄1年6個月。

  中油後勁五輕廠即於1990年9月22日開始動工,並丟給後勁居民15億新台幣所謂的回饋金,創下台灣反公害回饋金的最高額記錄,這筆錢後來以作為醫療及水、電、瓦斯的補貼和居民就學獎學金之用,郝院長並承諾於25年後遷廠,台灣的反公害污染運動從此便貼上了「要錢不要命」的抗爭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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