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作家]

沒有獵人的狩獵文化

作者：黃怡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主任委員尤哈尼，在2000年8月12日的「生物多樣性與台灣原住民發展」研討會中，講了一個很好笑的笑話。他說，我們這片島嶼上受保護的獼猴，不但數量繁多，甚至聽傳不少獼猴都眼戴墨鏡､手持大哥大，是牠們從觀光客那兒搶到的。

　　此笑話當然全屬杜撰，卻很傳神地形容了原住民討厭漢人到國家公園一遊的心情，認為漢人帶來垃圾與噪音，除了更加濡染原住民向錢看齊的習氣，幾乎什麼也沒留下來。10年來各地原住民團體「向國家公園說不」的運動，因為原住民的政治地位陡然提高，已漸成氣候，像這樣的笑話現在公開得很，沒有人會認為它不具正當性。

　　然而尤哈尼在當天講的另一個笑話，卻有點讓人感覺困擾。他說，原住民最懂得尊重生物多樣性，你們看，原住民採收植物都是摘葉不拔株，而且，開獵槍打中一隻動物，鬨的一聲，必定跑掉10隻動物。這如果是在盛行動物權的國家，早被輿論大肆撻伐了，爭議點並不在相對於「動物權」是不是有所謂人類的「狩獵權」，而在於假如我們真要把「生物多樣性」當成個嚴肅的事題來談，探討任何動物得以生存及持續種群的可能，絕不能以這樣輕薄的態度，來替原住民的狩獵文化脫罪。

　　近年一波又一波的原住民覺醒行動，逐漸和保育運動槓上了，台灣如此，全球亦然。譬如2000年8月18日至20日在屏東縣霧台鄉舉行的「原住民狩獵面面觀」研討會，是原､漢族群首次針對狩獵政策，做公開對話。由於地理位置荒僻，霧台當地的魯凱族部落仍保持著相對完整的傳統獵場，農委會自1996年起，委託學術研究單位調查其狩獵生態，考慮應否擺脫野生動物保育法的束縛，讓魯凱部落能夠規劃他們本身的職業狩獵，甚或保留部份可忍受獵捕量，開放給外人做運動狩獵。這使保育界人士不得不挺身而出，深怕主管機關為了選票等政治目的而貿然放行。

　　當我們在檢視這些所謂的狩獵生態調查報告時，會發現有些荒唐，因為它們往往顯示，某某區去年捕到多少山羌､長鬃山羊或野豬，和5年前､10年前相去不遠，故其繁殖能力甚強，足以復原種群數量云云。事實上，憑常識即可知，許多人為因素，都可能影響到狩獲數量，比方說，或許山羌的繁殖能力並不如某些學者預期，其種群數量確實在縮小中，但是基於市場需求殷切，獵人會更為特意去設計捕殺策略，以維持供量。

　　任何動物種群的絕對密度與相對密度，以及牠們的散布，都有時間因素，需要做較為長期的觀察､記錄與估算，除了這些空間與數量特徵之外，還要做遺傳特徵的敘述（譬如是否個頭越來越小或越大等等），以及種群內個體之間與其他物種之間，究竟存在什麼自然調節的現象。農委會委託的這類調查報告，大致說來都有重「狩獵」而輕「生態」的傾向，事實上，在種群統計學和種群成長模式都做不出來，甚至連生態小區的基本食物鏈資訊都缺乏的情況下，要談任何政策變遷都是「畫虎闌」。

　　台灣的生物多樣性報告一直無法出爐，也是同樣問題，基礎田野工作做得太少，有一些物種（動物與植物都有），研究者仍在引用日據時代日本學者的實證報告呢。野生動物雖然是可以再生的自然資源，即使沒有人獵捕，繁殖季節時的種群數量也是基本相等的，生得多，死得也多，原因在牠們所賴以維生的資源是恆定的，死亡原因包括饑餓､營養不良､天敵捕殺､疾病､意外等。霧台鄉狩獵生態研究中，對於原住民經常捕獲的山羌､長鬃山羊､山豬等，在死因方面幾乎全無調查，祇一味強調從狩獲數量看，大致沒有減少；另一方面，研究學者也從不針對野生動物的環境容納量，去估算野生動物的最大飽和數量。請問，他們「可忍受獵捕量」的數據是怎麼來的呢？

　　再說，任何原住民部落中，真正了解山林生態健康生態的獵人，已經比例偏低了。為什麼？因為原來從5､6歲就跟著長輩去狩獵的孩子，都到國民小學，然後是國民中學讀書了，依照他們的教育養成，反而比較容易適應都會生活。沒有傳統獵人，哪來的傳統狩獵文化？加以獵具的現代化與多樣化，使傳統的資源獵取方式改變太大，以及狩獲的消費者從原住民為主，轉為以漢人為主...，凡此等等，皆足以證明原住民狩獵文化的消亡是時勢所趨。

　　假如農委會意圖開放狩獵的這些地區，各動物種群數量穩定，一如某些很粗略的報告所呈示，那麼，更沒有必要進一步開放狩獵了，因為那表示該等區的物種在現存的狩獵程度下，彼此按比例繁殖，已達到一種相對的平衡狀態，也就是「頂級生態系統」，這豈不是台灣實施野生動物保育法的理想階段嗎？有何必要以進一步開放狩獵來干擾它呢？

　　所以，或許獼猴多到有些戴上墨鏡､手持大哥大，還是我所樂見的，這總比被一群殺氣疼騰獵人在山林中誤殺要來得好多了。至少我們在生命倫理上比較說得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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