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作家]

不只是農業

作者：賴偉傑

　　我對台灣農村問題資料讀得再多，可能都比不上一次去朋友老家的震撼：幾年前有一次跟他一起南下出差，順便彎去他家彰化竹塘鄉，他老家年輕人都跑了，田沒人要種，剩他臥病的祖母，唯一「經濟來源」是原來就留在老家的二伯，當濁水溪盜採砂石業者雇用的卡車司機，而在台北工作大伯，最近受傷回鄉下休養，多一雙筷子吃飯，反倒解決陪伴祖母的人力問題。這些巧合，一個工殤、一個盜採砂石，讓他們老家可以「人盡其才」，維持平穩。我一直忘不了那種令人絕望的感覺，這是真實的農村，但出路在那邊？

　　當時剛好立法院在審「農業發展條例」，但最引人注目的卻是「農地自由買賣與興建農舍」。我們有一連串的質疑：到底所謂的農地三等級的劃定依據及區位何在？到底該留下多少農地以為糧食基地？農地具有涵養水源生態功能的承載度為何？建立在農業生態系統上的鄉村及人文景觀會如何劇烈改變？保育用地範圍應如何劃定，維持多少比例，才真正具有保育的意義？重要農業用地、保育用地，農民獨自承擔生態保育重責大任，政府是否有符合公平正義的「生態銀行」補貼回饋機制？

　　然而農委會的政策說帖指出：「台灣農業面臨加入WTO的衝擊，應以知識為軸心，科技為手段，加速調整由數量經濟轉向知識經濟發展，將科技知識及文化知識附加於農產品，並且將之市場化及商品化，以提高農業的附加價值，提升競爭力。」這些美好的字眼，其實搭配農政單位後來只退守到「農地農用」政策，正是量身打造「農企業」的土壤，然而，以中小農為主的台灣農業，就成為在這一波「自由競爭」的型態下，產生強者越強弱者越弱法則下的「被淘汰者」，「競爭力」成了農業指標，而其他的如農村互助網絡這種「社會性功能」沒法量計的，就成了農村首先破敗與解體的部分。

　　台灣的環境問題，其實就是一連串量化農漁業、量化土地的結果。因為當漁業和農業被換算為「產值」時，因為農漁村人口少，地偏僻，產值不多，所以「選票壓力應該比較少」，「只要回饋金給的比原先產值多，他們就該滿足的吧！」，於是多少農地和海岸，不斷為鄰避型、甚至是錯誤的建設所糟蹋。而進一步，更多資本市場的金融工具以及思維就進來了，於是土地債券化，或是農田可休耕竹科不能沒水的論調。

　　也因此，錯誤的環境與自然資源政策，其實是農漁業價值崩盤的開始，當什麼是以為用錢就可以解決的時候，基本上有再多以錢為唯一度量的善意，都只在加速撕裂農漁村、農漁民及其網絡與文化。

　　巡田路、巡水路，這般日常農活的作息，保持灌溉活水及其源頭，其實是最佳的生態巡守員；然而當官方的「農地釋出政策」大量徵收農田以作為公共設施用地，當有毒事業廢棄物濫倒、工業廢水污染，甚至蓋焚化爐垃圾場時，官方連串的「非農業」不當政策，悄悄扭曲了農村的價值，賠償金甚至爭取農地自由買賣，成為農村「便現」的捷徑。然而不熟悉的金融遊戲，讓農民或其子弟把變賣土地的現金快速散去，得不到他們想要的，卻又失去他們擁有的。而這只是農業問題的某一個面向，然而如果沒有真正到農村現場，更縝密的討論，更基進的互動，就會讓台灣的農村問題與出路，只簡化成當年所謂老農派立委「年金、農地自由買賣、補貼」。

　　兩年前農漁民十萬人上街頭，不管是為了農漁會的存廢，還是加入WTO之後台灣農漁業面臨衝擊，還是長期以來犧牲農業服務工業的積怨，對於來自四面八方走在台北街頭，皮膚黝黑、憨直誠懇的老農民老漁民，整個社會展現蒼白的人道感動，因為在車水馬龍、光鮮亮麗的都會區。那會讓你想起自己消失已久的靦靦與感恩，以及對汗水、泥土、大海搏鬥的悲愴影像。政治人物搶著表態永遠跟農漁民站在一起，輿論媒體也盡是感染了悲天憫人的語調。

　　但兩年過去，十萬人的場面與感動只成為農漁會信用部的護身符，農業問題仍然沒解決。這不是第一次了，而且同樣是農漁民的抗爭，卻從來只得到漠視、污名與輕蔑！

　　蘭嶼達悟人是漁民；金山、萬里、貢寮鄉民是漁民；雲林林內人、新竹竹北人是農民；林口鄉民是漁民以及農民；台南東山鄉民是農民；石門鄉民是農民：八里和淡水淡海人是漁民；宜蘭建蘭段人是農民，然而，當他們的家園、農田、柳丁園、漁場，被強制作為核廢料場、核電廠、焚化爐、焚化爐灰渣掩埋場、高爾夫球場、污水處理廠和廢土填海、建蘭段稻米良田上建掩埋場時，他們面對的是國家或財團的既定政策、專家最大卻錯誤百出的草率環評、鎮暴警察下強行動工。有多少政治人物和社會大眾會體諒這些「農民」和「漁民」被刨根的心情？

　　楊儒門的出現絕對不是偶然。

　　楊儒門放置白米炸彈及落網，又讓農業議題再度獲得社會關注。社運團體積極介入聲援，論述農業問題，並且與在地的農業第一線工作者合作，能不能拋離短暫的感動與軟性人道主義，扭轉目前農村基層相當主流的「年金、農地自由買賣、補貼」解決方案，帶往更基進的方向，值得所有關心台灣環境議題的朋友長期關注。

　　白米炸彈客事件，不管是支持還是反對聲援楊儒門，卻都一致地說「我們也覺得應該正視農民的困境」，但這不應該淪為最廉價、最便宜的口號。喊的滿天響的生產、生活、生態的「三生有幸」，終究還要面臨「生存」問題，而生存不是只講農民、農業問題，而是整個「農村」被各種政策錯亂宰割的問題。因此，對每個社運團體來講，都是個嚴峻的考驗，考驗不在於要選邊支持楊儒門的行為與否，而是考驗著每個團體長期以來對社會議題的關注是否流於片面，以及團體的主張是否能通過城鄉差距的檢驗，長久以來農漁村面臨的困境，需要什麼更細膩更在地的社會福利配套。楊儒門意外的給了每一個自詡為進步的社會團體「家庭作業」與機會，那就是必須共同面臨整個農業轉型或崩盤的威脅下，所連動的所有困局。 (2005-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