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作家]

風災、經發會、以及走在分水嶺上的山林保育 (下)

作者：林益仁　(生態關懷者協會理事長)

　　隨著自然保育概念在台灣的萌芽早有保育人士與學者指出最好的造林政策就是保育現有的森林。近年來由保育團體與原住民共同推動的拯救原始檜木林運動以及由此延伸出的馬告國家公園的籌議和原住民部落地圖的討論基本上正是體現了這種保育森林的一貫精神。跟過去林務局與退輔會純粹為了特定經濟利益的伐林種樹典範不同的是，這個運動關注的是非人類眾生與人類社群，且更全面性地訴求生態「公義」(justice) 與社群「公益」(common good)的落實。

　　因此，這個運動也強調對森林的經營管理，但卻不只著眼於伐林(包括移除枯倒木)種樹等短淺的林木經濟利益，而是更積極地採取一種由下而上，重視在地生態智慧與物質需求，來謀求當地住民對山林保育的參與，進而創造更合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群發展模式。簡單地說，整個運動的發展一方面高舉人與自然互利共存的根本道理，另一方面則是強力檢討台灣山林資源不當且不義的利用模式。這些主張所引起的爭議正好反映在原住民與國有林地經營管理的高度緊張之上。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這樣的緊張才凸顯出過去台灣山林資源經營的問題所在。

　　事實上，這波森林運動將台灣的自然保育推向一個分水嶺的位置。過去台灣的自然保育工作由於偏重對自然生態體系的客觀了解，而忽略了對人與自然互動關係的社會分析與行動。事實上，後者對自然保育政策的落實有著更深遠的影響。以之前討論的種樹背後的社會分析為例，如果每次風災之後的檢討都不只是停留在對濫墾濫採的情緒指責或是種樹救台灣的簡單訴求，而能藉由保育的社會分析與實際行動深入地去檢討政府的山地開發政策以及森林政策時，或許比較能對症下藥，更不至出現像經發會那樣荒腔走板病急亂投醫的扭曲建議。

　　這種屬於自然保育背後的政治與社會分析，從森林運動的推展中多少已透顯出它的力道與必要性，可惜的是這樣的做法在台灣的保育界畢竟不多見。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結合社會分析與實踐的方式目前在國際上卻儼然匯成一股潮流，有學者用「生態政治學」來指稱。筆者於今年八月初赴美國夏威夷參加的國際保育生物學年會中，已有多位學者倡議自然保育工作的落實，不能只「營造自然」(managing the natural)，更要「營造社會」(managing the social)。

　　就連國際知名的理論生態學學者英國皇家學會的會長Sir Rober May在他的主題演說中都一再提及保育學者的社會責任。換句話說，在自然保育的工作上，人類社會的因素必須拉進來。更重要的是，保育工作者（包括學者在內）其實是無法自外於這些政治社會脈絡的影響的。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拯救檜木原始林的一連串森林運動，跟桃芝風災的重建與經發會的結論沒什麼關聯!但是仔細探究就會了解，從運動中所產生的分析與凝聚出的價值觀，正是用樹根把土地牢牢抓住的根本道理﹔因為它不僅要牢牢地抓住土地，同時更要保存與土地相依共榮的人類社群。

【文章連載】
　▲風災、經發會、以及走在分水嶺上的山林保育 (上)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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