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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木材（影評人）
 《沿江而上》在2008年的台灣金馬獎奪得了最佳紀錄片。但事實上，在金馬獎的歷史裡，鮮少有國外的片子來參加，紀錄片獎項在金馬獎中也不太被重視。導演張僑勇是在加拿大長大的華人，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台灣人，此片當時也在日舞影展、阿姆斯特丹影展…等大放異彩，奪得不少獎項。
這部片以一個外部觀點，去追蹤和探索當中國長江三峽大壩的偉大工程的許多面向。其中最顯著的是被迫遷移的人民以及前來旅遊期望陶醉於長江浪漫情懷想像的外國遊客，然後再藉由一艘遊艇以及兩位不同生命觀和成長背景的年輕主角，拉出一則對世界、階級的深刻隱喻。但也正由於觀點如此的既外又內（或說不外不內），彷彿一個旁觀者般超然地看待這些事件，一反過去一面倒總是控訴國家壓迫的影片，《沿江而上》的外部觀點其實悄悄流露出導演自己對於身份、血緣特殊又複雜的心理狀態和情感。此片目前由遠流智慧藏公司發行DVD，有興趣者可至此
http://www.wordpedia.com/ylmovies/nfb/index.htm
參考。
木材：看完《沿江而上》，我覺得和我過去所看過的中國導演拍攝關於長江三峽大壩的紀錄片蠻不一樣的，特別是在觀點上。中國導演往往站在弱勢者的角度，記錄下國家邁入現代化是如何犧牲的老百姓生活的權利；但《沿江而上》不盡然如此，也還有記錄了外國觀光客旅遊長江時的快活。貧苦老百姓和快樂觀光客的對比衝突性很強，我想請問您為什麼要這樣安排影片的架構？
 張僑勇：對我來說，影片裡的這艘遊輪有一種「隱喻」（metaphor）的意味。2002年的時候，我和外公去大陸旅遊，當時正好搭了一艘遊輪。本來我對長江三峽帶有一種浪漫歷史的遐想，包括外公曾告訴過我的歷史事件，這是我所想要經歷的。但在遊艇上看著表演秀時，我發現中國的發展和變化跟我所想像的完全不一樣。後來我思考著，這艘船就像是世界的縮影，航行在長江這條所謂的生命之河上頭。
而我們要去哪呢，要去長江的三峽大壩。這是最現代化的建築，也是時代變化的表徵。但在這背後是什麼呢？在這之後將會如何？仍然是個沒有人能解開的秘密。很多中國導演包括賈樟柯（《三峽好人》）、李一凡和鄢雨（《淹沒》）…等等，都開始關注這個題材，我想不只因為這裡有非常多的「隱喻」，也因為在某種程度上，它代表著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所以我想利用這艘遊艇做出隱喻，上面表層都是有錢的遊客和老外，用他們的觀點看著漂亮的風景；地下室則是辛苦工作的員工老百姓，以底層農民的觀點來看長江大壩，在國家的進步之中，其實陷入了一種崩塌的狀況。我想試著從這些人的身上，去挖掘一個真實的故事。
而第三個觀點，就是「我」的觀點。我喜歡說我在中間，因為我是華裔的，一半西方一半中國，容易用旁觀的角度來看事情。
木材：當您在2002年有了拍攝這個題材的構想之後，您是怎麼找到資金，或者說服其他單位來贊助拍攝這部紀錄片？
張僑勇：2002年的旅遊之後，我非常想拍這個題材。我帶著我的PD150，去中國拍了一點東西，剪成了一支小的預告片（廣告），給了我以前念電影的老師看。因為我知道他開了一間公司（EYESTEEL
FILM）。他也幫我找錢和引薦，而NFB（加拿大電影局）喜歡，就給了我一筆錢讓我回重慶繼續拍，就這樣過了三年。
這當中最不容易的是，如果我想利用「遊輪」來說些什麼，我如何能和遊輪方面有所接觸呢？後來很幸運的，我在紐約認識了遊艇老闆的兒子，是位台灣華僑。他打電話幫忙，獲得了允許，我非常感謝。也因為這樣，在遊艇上的員工來來去去之中，這份工作很辛苦，所以常需要找員工，我發現了影片新的主軸，開始拍攝其中七個人的故事，包括片中的主角余水和陳博宇。之後，我回加拿大再剪一個DEMO給電視台。
而最重要的是，多倫多每年四月都會有一個很大的紀錄片市集HotDocs，叫做Toronto
Documentary
Forum。全世界的電視台，包括BBC、加拿大電視台、澳洲電視台，台灣的TBS、日本NHK…等等，全都來了。他們只挑選五部影片，大家圍著圓桌排排坐，中間有一台液晶電視，觀眾們圍著我們站在外圍。
我和製片人只有三分鐘可以向他們介紹影片的構想，螢幕會播三分鐘的預告片，非常緊張！後來幸運得到了不少電視台的資助，也趕快用那些資金回重慶拍攝，我、攝影師（汪士卿）和錄音師三個人就在重慶住了一年拍片。
 木材：《沿江而上》裡的兩個年輕主角反差很大，不只是個性上，家庭的背景一個非常貧窮，一個環境優渥，這是如何挑選的？
張僑勇：本來是七個主角，也有在遊輪之外的小村裡的故事，所以非常繁雜。大概拍攝了半年之後，才決定要將焦點放在這兩人的身上。想說在剪接的時候可以拉出對比和張力，但開始的時候不知道之後會如何。是阿，我們怎麼會知道未來會如何呢？無法得知。就像不知道余水的家是否會搬遷，一直要跟拍到最後才知道，這像是「命運」。
當紀錄片導演非常非常困難，還有很多道德問題需要去處理，像是該讓刺激的畫面停止呢？還是讓痛苦停止？當余水的媽媽哭泣的時候，我應該要很高興呀，這對影片來說是很好的，但這卻是一個痛苦的時刻。拍完之候我回家，總會開始想著這些事情。他們讓我拍攝他們的生活和感情，非常非常的相信我，在導演的位置上我選擇尊重他們，因為這是拍攝紀錄片唯一的方式。這是我第一部長片，很多時候都是從中學習，做中學，學中做，真的不容易。
木材：我知道余水後來沒有繼續在船上工作了，她選擇要去讀高中繼續唸書……
張僑勇：對！我完成了《沿江而上》之後回重慶，我覺得就算我拍完了這部片也不會這麼輕易地就向他們告別。不是這樣的，仍然會繼續有連絡和email，包括片中的其他人。
余水也看了《沿江而上》，看完之後她哭得很厲害，說不出她的感覺。過了兩個禮拜後她寫了email給我，說她在電影裡看到了她的命運，所以她決定辭去船上的工作，要繼續唸高中。
我們公司後來決定要幫余水負擔部分學費。但並非從紀錄片方面出發，而是在紀錄片之外幫忙。因為很多觀眾看這部電影之後，都會捫心自問「我可以做些什麼？」，想要捐款。所以我們有一個線上的募款帳戶，目前募集到了約三萬美金。
（《沿江而上》官方網站 內有募款資訊）
木材：那陳博宇看完之後呢？
張僑勇：他看完之後說：「哎呀，怎麼沒有多放一點我的鏡頭！」（笑）。在日舞影展放映的時候，有位觀眾問我陳波宇現況如何，結果另一位觀眾幫我回答了。他說：「陳博宇現在很好，因為我去中國旅遊的時候看到他在另一艘船上工作，我還給了他很多小費！」挺好玩的。現在我最新得知的消息是，他在重慶開始學表演。
木材：剛剛談到利用這部影片募款去幫助余水可以繼續唸書。我好奇的是，當初您在拍這部片時候，有想要利用這部影片去幫助這些人嗎？還是只是想要呈現中國的現狀？
張僑勇：我想，很多導演在拍攝的時候沒辦法想那麼多，包括幫助對象。開始的時候我只是想要捕抓先前說的那個「隱喻」，我想要拍一個關於發展、變遷的故事。但在拍攝的時候，這些隱喻對我來說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因此就把它丟到一旁，我認為余水家所發生的故事是最重要的。
在拍攝的一年多時間裡，好幾次都想要放棄了。但我後來靜下心來想一想，我必須為了余水完成這部電影，為了他們而完成。因為我選的主題有點困難，某些部分是關於農民，這部份必須更感性的去面對。
木材：《沿江而上》在歐美、亞洲都放映過，放映之後，華人觀眾和西方觀眾的反應是否有很大的不同？
張僑勇：我在加拿大放映也會有華人來看，不管是台灣人、香港人都有他們不同的觀點，這很難一一詳述，但他們都喜歡這個講述發展的主題。我認為，不論觀眾是哪裡人，有件事是最重要的。這則故事不只是關於中國的，而是關於世界全球化、現代化的。很多地方也都發生著類似這樣的故事，巴西、台灣都有。
我的意思是，拍攝這部紀錄片不是要告訴你要做些什麼或者想些什麼，而是讓觀眾自己去思考去決定關於發展、關於變化，究竟怎樣才是好的。
木材：我知道在這片之前你還有部短的紀錄片《Earth
To Mouth》。所以關於紀錄片的思考和訓練是因為學校的教育嗎？
張僑勇：在學校我是學劇情片（Fiction），但我也喜歡紀錄片，我不認為我做出了選擇。高中時不曉得真實電影（Cinema
vérité）是什麼，但我拍了一部關於爵士樂的紀錄片，可是拍的很差很差。不過我仍崇敬紀錄片
木材：那麼加拿大的紀錄片傳統就是「真實電影」嗎？
張僑勇：對！加拿大會說自己是紀錄片的發明者，就是因為《北方的南努克》（Nanook
of
North），所以紀錄片在加拿大是很重要的。我喜歡紀錄片就像電影一樣，總有故事劇情，還有主角，而不是像新聞影片那樣。
木材：是阿，那樣很無聊！
張僑勇：我想這就是紀錄片的問題。過去上學聽到要看紀錄片就想到科學影片，就覺得好無聊呀！我想我們必須去改變紀錄片的形式。像《沿江而上》、像德國導演荷索（Werner
Herzog）的電影…等，有很多紀錄片的運動都利用新的媒介去顛覆紀錄片，所以你可以在紀錄片裡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紀錄片不是在講述『真理』」（Documentary
is not about telling the truth.）
加拿大電影局（NFB）對紀錄片有個核心宗旨：「紀錄片是對真實的再次詮釋」（Documentary
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ality.）這是一個非常開放的定義。所以身為導演，你可以打破所有的文法，去決定你所擁有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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