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權是第三代的人權理論，目前已經為國際社會所普遍接受，有很多國家將其寫入憲法，並視其為公民的基本人權之一。然而，環境權在台灣還未寫入憲法，而台灣公民普遍上對環境權尚未有清晰的認知。

作為台灣憲政基礎的中華民國憲法，自從1947年12月25日開始施行，次年卻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將憲法凍結而進入動員戡亂時期，直到1991年5月1日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之後，台灣才漸漸恢復憲政運作，雖然有以增修條文方式進行了七次修正，但環境權仍然無法入憲，只有1994年8月1日公布施行的修正增修條文第九條第二項「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稍微涉及到環境面向。因此，運作於台灣的中華民國憲法，仍然停留在生存權的層次，公民的環境權仍未受重視，環境權的保障就更不用說了。

年初，由台灣環境保護聯盟、21世紀憲改聯盟…等73個民間團體所連署而組成環境權入憲聯盟，這讓環境權入憲倡議有個好的起點。該聯盟的訴求清楚表明了支持環境權入憲的立場，而提出憲政改革的五大主張：一、以台灣生態圈為範圍，制定新憲法；二、環境權為基本人權，應予保障；三、經濟及科技發展應以提昇社會福祉及維護資源永續利用為目的；四、環境及資源之利用，國民有權參與、決定及監督，必要時，應以公民投票決定之；五、制定非核憲法條款，不發展或使用核子武器與核能。

不過，就這波環境權入憲的社會運動來看，筆者認為環境權議題的權利內涵仍有待深化，而環境權倡議的公民基礎則有待廣化。

就環境權議題的權利內涵而言，由環境權入憲聯盟所提出的五大主張僅涵蓋到環境權的一半面向，某些主張只有陳述到局部觀點，而停留在環保層次，實有深化調整的空間。筆者認為環境權應從人類自我捍衛整體社會生存之目的出發，從個人生存層次提昇到集體生存層次，包括物質環境、生物環境與文化環境，至少要涵蓋到七大面向：一、環境權應是受到保障的基本人權；二、國民對人類社會(human society)依賴維生環境(life support environment)之可持續性共存(sustainable co-existence)的生態關係與環境倫理，有正確認知之權；三、國民對優質安全環境，有享用之權；四、國民對劣質危險環境，有拒絕之權；五、國民對環境健康的現況，有正確認知之權；六、國民對環境政策，有決策、監督與課責(accountability)之權；七、國民對環境健康的維護，有行動參與之權。

就環境權倡議的公民基礎而言，此次環境權入憲聯盟雖然結合了73個民間團體，但大部份仍是環保團體，此只是全體國民的少數。環境權入憲應是全民參與的國家大事，因為憲法乃是全民對國家治理的合約，其中包括人民授權政府治理國家的權力，環境權入憲此等修正憲法合約的過程，應有廣泛的民意基礎才具備其效力。因此，除了深化環境權議題的權利內涵之外，應採取各種倡議策略與行動，全面由下而上，儘可能地廣化環境權倡議的公民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