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裔美籍科學家Daniel Hillel博士發明了一種新方法灌溉乾旱地區的作物，並因此在12日於美國國務院獲頒2012年世界糧食獎（World Food Prize）。

世界糧食獎基金會（World Food Prize Foundation）主席Kenneth Quinn大使宣布受獎者的名字，受獎者將在十月正式獲得25萬美元的獎金。

Quinn表示，「來自以色列的科學家，令人尊敬的Daniel Hillel博士，為中東地區做出了開創性貢獻，徹底改變了在該地區和世界各地的糧食生產。博士通過一種被稱為微灌（micro-irrigation）的技術，為最大限度提高農業用水效率奠定了基礎，並已影響了數百萬人。」

Quinn強調，不僅因為Hillel博士在科學上成就，更重要的是他跨越國界的奉獻精神，幫助改善了所有人的糧食安全。

Hillel博士表示，雖然他很高興能獲獎，但為人類提供水和食物的緊迫工作仍然尚未完成。

1951年，在紐澤西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完成地球科學碩士學位後，Hillel博士去到以色列，以幫助這個年輕的國家。他參與該國土地與水資源的調查工作，並是第一個內傑威高地（Negev Highlands）居住地斯德伯克（Sde Boker）的創始成員。

他的研究已經改變了當時常用的灌溉方式。在20世紀前半，農民通常週期性地使用大量的水，在短時間內浸泡各自的農地，但隨後則是更長時間的土壤乾燥期。

由Hillel博士構思並發展的新方法以小水量，但持續且直接地對作物根部進行供水，節約多餘的水量，持續性維持作物的健康，並產生更高的產量，以養活更多人。

透過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的推動，Hillel博士水資源管理概念已經散播到世界各地，並在全球超過600萬公頃的土地上使用。

結合複雜的科學原理、實用的設計與農民、社團、研究人員和30多個國家農業政策制定者的推廣，Hillel博士已影響了數百萬人的生活。

10月18日在德梅因（Des Moines）愛荷華州議會的第26屆年度獎得主頒獎典禮上，Hillel博士將被授與世界糧食獎。典禮將結合主題為「夥伴關係和優先順序：改善全球糧食安全」之博洛格論壇（Borlaug Dialogue）國際專題討論會。

世界糧食獎是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Norman Borlaug博士於1987年所創立，乃是表彰個人在增加世界糧食供應的品質、數量及可得性等方面，有標誌性貢獻之重要國際獎項。

全文及圖片詳見：ENS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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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增加海域漁產資源、促進漁業永續發展，台灣漁業永續發展協會將於6月14日上午，在外埔漁港附近海域，放流20萬尾5公分的黑鯛魚苗，協會希望藉由這次放流，能有效補充當地的漁業資源，讓台灣漁業能夠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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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14日宣布，為保護海洋生物，將打造全球最大海洋保護區網路，幾乎與一整個印度面積相當。政府同時會對近岸漁業、天然氣與石油探勘業實施近岸作業限制。

保護區範圍達310萬平方公里，面積逾1/3澳洲水域，涵蓋廣大繁殖與覓食區。海洋保護區網路將原有的27個保護區增加至60個，擴大保護多種生物，如藍鯨、綠蠵龜、瀕臨絕種的沙虎鯊與儒艮。

保護區會從西南部的柏斯峽谷（Perth Canyon）延伸至南部外海的坎加魯（Kangaroo Island）。當中最珍貴的就是東北方的珊瑚海（Coral Sea）海域，也就是大堡礁（Great Barrier Reef）所在地。

政府也會對能源公司採部分性作業限制，不過會繼續開放西澳省（Western Australia）近岸石油與天然氣探勘。新政策會對商業性漁業造成龐大衝擊，澳洲環境部長勃克（Tony Burke）表示，政府未來會與漁業和漁場管理機關協商，討論如何規劃並落實漁場調整補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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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23小時，清大社會系教授、台灣環保聯盟現任會長王俊秀和台灣民間團TANGO（Taiwan Action NGOs），飛抵巴西里約了。王俊秀從1987年李長榮化工公害、民眾圍場事件起就涉入環境事務，不僅是草根、資深的環保運動者，也是國際永續發展舞台上的三朝元老，從1992年里約地球高峰會、2002南非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到今年的Rio+20高峰會都未缺席，這次也擔任民間團團長。

現年60歲的王俊秀有「點子王」之稱，擅長以創新的口號來傳達環保觀念。畢竟，諸如「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根基」、「公民要參與」、「台灣不能從國際環保舞台缺席」等老調喊了幾十年，的確這些老調所代表的永續價值非常重要，但一再重提同樣的語彙，恐怕也讓整個社會麻木了。因此，對當前的國際永續發展議題，王俊秀主張要台灣人要以創新的方式對世界做出貢獻，而其中，國家主導的路徑已證明其侷限性，跨國界的民間力量應該要凸顯出來，他提出United NGOs，既然聯合國不願接納台灣，就讓民間組成屬於自己的聯合「國」吧。

像他這樣元老級的國際永續發展議題參與者，Rio+20在他眼中對台灣的啟示是什麼呢？以下為記者整理王俊秀口述內容：

永續發展要以地球為主體 不是以國家為主體

過去幾十年來都是環保跟經濟互相衝突，現在發現這樣的趨勢不行，應該要變成「環境保護是最好的經濟發展」，所以重點變成「綠色經濟」，既然要轉型成綠色經濟，就要制度再造，以消除貧窮，讓綠色產業成為很多國家兼顧環境保護和綠色經濟的可能性。

這次到里約，就是要觀察，其他國家談綠色經濟的特色；而像台灣已通過《環境教育法》，這個法律全世界只有七個國家有，這可以成為台灣未來綠色經濟的來源，把環境教育做好，像自然步道協會、千里步道運動，將來大有可為。

Rio+20估計有將近100個國家元首參加，比前一屆還少，何以如此？因為大家已經發現到，國家是製造氣候變遷問題的罪魁禍首，所以民間在這時候更顯重要。永續發展是以地球為主題、超越國家為單位，不要不要把它當作內政問題，要取代傳統領土的疆界，如果這個再不做，地球就太危險了。

所以民間團體的論述，是以地球為主體，不是以國家為主體的場域。

另類ROC 對世界貢獻大

還有一個重點是氣候難民。一些小島國家，都是台灣的邦交國，如果台灣的金錢外交轉換成氣候外交，會是台灣對世界最大的貢獻。也就是說，島嶼的氣候變遷外交，是台灣可以做的事情。

另外，文化資產其實也是氣候難民，這是人類文明的指標，卻較少人注意，應該要想辦法思考。台灣一向是發明的搖籃，台灣的綠色經濟，可以發展另類「ROC」，Republic of Creativity，創造對綠色地球有貢獻的綠色發明。

中央與地方政府都要自我解構

國家是造成氣候變遷非常重要的來源，政府團出去應該要體會到世界這種趨勢。如果他們能看到這一點，就要勇敢承認，台灣政府其實是「全世界最強的NGO」，和台灣民間團體一起推動United NGOs，一起培訓民間力量，讓台灣成為NGO培育的重鎮；而就是第三部門產業，把第三部門的力量壯大起來，這也會成為台灣綠色經濟一部分，因為全世界人都來學習。

另外，這次也有台北、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五都政府參加ICLEI（地方環境行動國際委員會，ICLEI-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在永續發展上的機會。但必須注意，台灣的地方自治，居然沒有環境的自治；實際上，可以依照氣候變遷下的議題劃分自治體，永續治理的界線絕對不是縣市的行政區域，而是流域、山巒等。所以地方政府也要解構自己的市界或縣界。

地方自治可以學什麼叫綠色經濟，回來以縣市為平台的單位來操作，只要首長有企圖心，是大有可為。

國會要有永續會期 專審環境法案

民意代表如果有機會來里約，應該多做國會的交流，學習其他國家的立法，借鏡其永續發展的脈絡。例如日本在1970年代因為油症（多氯聯苯中毒）、痛痛病（鎘中毒）等公害事件頻傳，因此在當時的第64屆國會，特別運作一次「公害國會會期」，也促成後來的環境廳（後再升格為環境省）成立。之後，日本的經濟起飛，我想他們很多污染防治設備的生意也扮演不可忽略的貢獻。

台灣要追求國民幸福，展現氣候變遷下永續發展的價值，而不是價格。讓台灣的格局提升，就可以發展出很不一樣的綠色經濟。所以台灣的國會應該要運作「幸福會期」、「永續會期」甚至「氣候變遷會期」，讓相關法案在一個會期中充分檢討，解決有不同法案互相衝突與牴觸的問題。台灣這一步落後了日本40年，如果趕快趕上，組成永續發展國會，說不定就可促進制度轉型、結構轉變。

※ 歷經23小時飛行，本報記者與台灣NGO行動聯盟（TANGOs）一同於台北時間15日凌晨5時飛抵里約了，將在此陸續傳遞台灣民間參與Rio+20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的動態，以及最新的國際共識和討論。敬請鎖定「關注Rio+20」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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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在全國氣候變遷會議中批評環保團體，認其未在油電雙漲時發出正義之聲的內政部長李鴻源，14日邀請環保團體公開辯論。現場擠滿媒體記者，以為會爆出火花，卻意外看見雙方理性陳詞，雙方獲得的共識是：李鴻源同意配合綠色消費者基金會董事長方儉提議，在內政部執行「碳揭露行動」。

「我和大家一樣很天真，沒有任何政治算計。」內政部長李鴻源14日下午說，除了實現「理性討論」的承諾外，表示他是誠心的與環團溝通事情的核心，而非只講客套話。雙方針對油電雙漲等議題理性進行意見交換，取得良好的互動。

「這一波油價上漲，不是為環保，也不是為節能。」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秘書長洪申翰批評說，油電雙漲政策實際上是為了中油與台電的營運問題而漲價，以致無法支持。他說，政府錯用手法而引發了民意反撲，環團當然不可能在狀況未明的情況下，當政府的鋼盔。

李鴻源最後總結表示，政府的決策過程是可以討論的，環保團體並非扮演與政府對立的角色，政府更應善用環保團體力量與意見，共同營造更好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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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經濟恐怕只是烏托邦式的理想，綠色工作（green job）大概也只是資本主義的全新包裝。今天在會場中，討論的題目從青年就業討論到了綠色經濟。

來到巴西，6月12日帶著滿滿願景的我，參與Major Group for Children and Youth（MGCY）裡有關綠色經濟的工作坊，但有點失望，因為MGCY提供的綠色見解當中，其實沒有包涵太多的定義與見解。就MGCY提供的青年觀點來看綠色經濟，強調的是青年的就業問題。在國際上，共有12億的青年，但其中光是在已知的統計數據上，就有7500萬的青年失業，更有1.5億青年生活在絕對貧窮線底下。第三世界國家的青年，許多都有工時過長，不平等的工作契約，甚至是薪資過低的問題，就連歐洲許多的國家，更在最近的歐債風暴中成為青年失業的代表國，MGCY希望各個政府把青年當作資料，而非問題。透過政府的幫忙，讓就業市場與教育不脫勾，同時讓青年創業的阻力下降，活化青年的就業市場。

而在之後的討論中，我們可以激烈的爭辯起綠色經濟的定義與內涵。這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經驗，因為在場有美國人、德國人（代表了歐美國家），以及巴西與波利維亞（代表長期受壓迫的第三世界國家），對於綠色經濟來了一場大辯論。之前在聯合國的文件上看到，歐美方認為綠色經濟是一種方法（approach），而第三世界國家則認為則是一種工具（tool），之前在網路上看的時候，有看沒有懂，今天親自參與辯論的時候，才真正明白這兩個字的差別。

首先，必須要知道綠色經濟的官方版定義。根據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的定義，綠色經濟乃是一種可以取代現在出口導向經濟體的新經濟，並可以降低社會上存在的不平等現況。歐美人於是說，那太棒了，剛好我們最近景氣不好，需要個新方法來拯救我們不安的經濟現況，於是我們想透過新的綠色市場跟綠色就業，來重振我們的 資本市場。第三世界國家則驚覺，這又是一個資本主義加上帝國主義的新遊戲，不過商品從以前的咖啡、黃金換到現在的綠色產業，好比綠能產業等等，這不只是一個用來操控貿易不平衡的工具嗎？

一切問題又回到資本主義？

接著，我們迅速的來到了第二個爭辯，到底什麼是實質的綠色經濟？什麼又是真正的綠色工作？一切都又回到了資本主義帶來的經濟模式造成的問題。

波利維亞的青年大聲急呼：「這太烏托邦了！為了永續發展，聯合國提出了綠色經濟的口號。永續的經濟發展是我們的方向，而綠色經濟是我們的路徑，但是社會福址呢？環境保護呢？這些會不會都只是順便提到？」今年的主題是永續發展，而綠色經濟成為了聯合國主打的口號，但是確切的定義，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則留由大家來討論，一切都保持模糊不清。而綠色工作更是撲朔迷離，到底什麼是綠色工作，近來新聞常常提到德國因為開發再生能源，所以創造數萬名的綠色工作機會，內容好比像說幫大家的天花板裝上太陽能板的工人。

但是一名美國女孩提出疑問：「難道綠色工作就只是在我家天花板跑來跑去？」好，那就讓我們先假設，風力發電或水力發電是綠色經濟的一種，建設風力發電風扇的工人是綠色工作的一種，儘管如此，這在很多國家仍會遇到實行的困難。

波利維亞的青年表示：「我們的國家沒有資本，人民也沒有錢，人力、技術、器具，沒有一項是我們有的，這需要很多的教育、科技發展、跟接受創新的文化。」

聯合國打著綠色經濟的口號，打算讓世界各國能夠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解決許多社會與環境的問題。但是，這在每個國家都適用嗎？目前綠色經濟的表率，德國，以前便是帝國主義時期長期剝削他國以求發展的強盛國家，而波利維亞，則是深害資本主義貿易壓迫的國家，不像德國，有最新的技術、優秀的人才、花錢跟大陸或台灣買的太陽能發電用具，以及國家長期培養的文化，波利維亞在近代歷史上一直沒有時間栽培上述任何一項，這是歷史的一個傷痛，資本主義跟帝國主義在前幾個世紀不知道掐死了多少國家未來的發展，甚至在現在，歐美提出了新的綠色經濟，這些國家也沒有力氣去跟隨，難道是這些國家的錯嗎？我們要歸罪他們活該嗎？我想這是不公平的，尤其是擺在「要解決一切不平等」的綠色經濟跟前。

我個人也想看見綠色經濟讓全世界變的更好，但這真的聽起來太烏托邦了。1970年代，因為美金取消金本位制，同時因為石油危機，世界上多跑出來一筆大熱錢，這筆熱錢在世界資本世場跑來跑去，造成金融震盪，金本位制取消後，美金可以透過一次次的量化寬鬆（印鈔）來化解美國國內的經濟危機，接著會引起其他國家的大震盪，另外，還有緊密的世界產業鍊下的各個問題，舉例來說，幾乎台灣所有的高科技產業，都是在這大環境誕生的產物，十年來台灣員工的薪水被凍漲，出口的衰退，許多都這有關。各個國家都有其產業問題、金融問題，世界多少不平等是因此而發生，那些問題要如何透過綠色經濟這個新概念解決呢？失業問題只是這些大問題的下游，綠色經濟有辦法解決問題的上游嗎？想把這些都仰賴在綠色經濟上，聽起來有點像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A Paradise on earth」的觀念。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科學掛帥（台灣現在仍然是科學掛帥，詳見國科會的存在，這是其他國家少有的組織），認為透過新的科技跟制度面的改革可以解決一切的事情，在道德與文明的感化下，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將變成沒有戰爭、天堂將降臨人間。

我們「真的」想要的未來？

想像世界上的問題像一條被污染的河，污水從上游一路排到下游，而綠色經濟被聯合國鄭重的推出來，當作清理這條被污染的河水的除污法寶。

在MGCY的最後一天，參加了一個工作坊，主題很巧的就叫「我們『真的』想要的未來」，我在其中參與了綠色經濟的討論。討論的內容不外乎是青年的empowerment（賦權），這當然是第一個要討論的，因為青年的聲音比世人想像的要薄弱很多，如果不能提高青年在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力，那無論是我們在聯合國當觀察員，或是自己討論那麼多，到頭都是一場空。再來就是一場大激辯了，我們該不該把生態系標上一個價格？這樣的行為是保護還是破壞？消費者是不是該在綠色經濟中付出更多的責任？而綠色經濟的一大重點：貿易體系的改變，也被我們拿到桌上討論。

這些大議題底下的小議題，都可以討論的很細，但我想把這些議題拆解的這麼細，並不是我今天的目的。因為現在世界各國都跟卡到陰一樣的瘋狂的追求高成長，犧牲了很多社會、環境的福址，問題是，不追求成長更慘，失業、蕭條問題更嚴重，所以綠色經濟被視為一種解藥，可以同時發展永續經濟、社會共融跟環境保護。

我試著用一個比喻：有一條大河，從上游、中游到下游，都被污染了，而綠色經濟是一種清潔工具，試著把這條河的污染都給清乾淨。大河的下游是目前世界各地出現的大量失業、出口衰退等等的問題（全球經濟體系運作之下的結果），中游是全球貿易、產業緊緊相連產生的弊害（強國透過貿易與產業連鎖從弱國得到大量好處，像我們親愛的美牛議題，以及代工業的低毛利等問題），上游是資本主義的黑暗面（資本主義是全球性的，在全球各地尋找最高獲利跟最低成本，造就了貧富上的不平等）。上遊中游下游，環環相扣，而綠色經濟能夠清理多少部份？

我想，很多人認同，透過綠色經濟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跟新的經濟利益，也就是下游的污染，這雖然不容易，但是有可能做到的，但問題是，當提到中游的問題，各國態度就不一樣了，美國不爽中國對太陽能產業補貼，所以跟中國說不要保護主義，這樣不「綠」，但同時又對自己的農業補貼，大量出口中南美洲，看看我們親愛的美牛議題，這很「綠」嗎？這很「平等」嗎？貿易的本身恐怕不是一個造成平等的好方法，但很多國家想現在世界上混口飯吃，貿易恐怕就是他們的主要飯碗，這貿易問題就很難談了。而到上游，那更不樂觀，因為資本主義一定就有勞方跟資方的存在，若講的難聽點，就是有剝削者跟被剝削者存在（台灣眾多爆肝的工程師們，以及領不到加班費的上班族們，你們應該能認同我說的話吧？），綠色經濟想繞過資本主義，直接處理資本主義製造的剝削問題，從個人到國家到國際體系，想透過綠色經濟去人類根本的平等問題？會不會綠色經濟只是另一種剝削人的方法？我並不是個社會主義者，我個人也想在未來賺大錢，我是很資本主義的一個人，我也希望綠色經濟能改變世界，但我不得不替反對綠色經濟的人說個話，當我看到綠色經濟被設計來想處理這個人類根本的問題（剝削與被剝削，以前叫奴隸，後來叫勞工），我也不免搖搖頭，為什麼要一直避重就輕，不去正式這世界上有那麼多窮人的原因呢？不就是有人是剝削者，有人是被剝削者嗎？

我深深擔憂的是，就算下游被綠色經濟清理乾淨好了，失業降低了，經濟狀況好轉了，但中游的水還是濁的，上游的水還是泥巴滾滾，好比是，你怎敢奢望在河川下游的整治工程，能讓整條污河變的清澈呢？問題不在河本身啊，而是污河的上游有很多工廠排放廢水，水才被污染了，你只清一清下游，過不久，水不是又髒了嗎？

早上看到了一個BBC的新聞，這次的大會，美國、英國、德國等國的政治領袖缺席，大國的銀行團對綠色經濟表示唱衰，日本、俄羅斯對聯合國的想法不買單，整體談判進度才到20%，整體情況不樂觀。綠色經濟到底能改變世界多少呢？打個賭好了，未來30年，世界上的窮人會變多呢，還是會變少呢？我賭一定會變多，但是我希望我賭輸。

後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這個概念在第一世界大戰的時候，死在堆滿屍體的壕溝裡頭。現在聯合國提倡的綠色經濟，聽起來很像是某種要來召喚另個人間天堂的某種法術，好像變一個綠色經濟出來，所有的不平等都解決了。

但真的是這樣嗎？現在大家提的這個綠色經濟，真的可以提供一個我們想要的未來嗎？我很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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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環境日才剛落幕的「全國氣候變遷會議」，媒體聚焦於油電雙漲和美牛的時事，忽略氣候變遷的減量與調適的重大進展，接下來連日豪大雨災情，不只檢驗政府的執行力，也考驗台灣的文明能否存續發展。

我國人口僅全世界的千分之三，卻排放全世界一％的溫室氣體，約當整個非洲大陸的四成排放量，我們面對氣候正義不容卸責。另一方面，在極端氣候和海平面上升的威脅，島國無處可逃，我們也是第一線的環境難民。兼具加害者與受害者的雙重身份，在全世界並不多見，因而必須同時處理源頭減碳與災難調適的課題。更因為複雜的地球系統，牽一髮而動全身，絕不能分拆給各部會各行其是，必須由總統以國家安全的高度視野來促成「氣候變遷國是會議」，共同擬出「氣候變遷改革路徑圖」加以實踐。

國外經驗首重設置氣候變遷專責機構，有專人專責做組織整合，有財源執行方案，並改變預算分配模式。如英、澳均在內閣設氣候變遷大臣(部長)，而不是國內任務編組的臨時機構，沒人、沒權又沒錢。馬英九總統回應說，政府組織再造後，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將負責政策規劃與協調，執行氣候變遷政策則為環境資源部。

我們認為，政府上下動起來同心協力，關鍵在政治領袖清晰、一貫的價值觀，和徹底改革的決心，這有賴官方加民間的協作平台持續督促，絕不能會議辦完敷衍了事。可仿造荷蘭的三角洲委員會模式，另設獨立的氣候變遷委員會，任務包括：與行政部門協調、制訂氣候變遷政策，監督考核政府的政策執行，以及獨立客觀的政策研究與分析（含氣候變遷資料庫），並支持民眾參與。依環境基本法設的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可以法制化增強功能，以免隨行政首長的好惡所左右。

再者，應制訂框架性氣候變遷法律，為類似基本法的程序性法案，建立因應氣候變遷的法律架構、政府組織與財政策略，及減緩與調適的原則、目標與政策工具。目前幾個重要氣候變遷法律皆互有關聯，若各搞各的必將窒礙難行或難有效果，如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立法數年，仍無法確實帶動再生能源落地生根。後續的重要法案，調適面有國土計畫法（是否含國土復育條例和海洋法需先處理）、濕地法、和行政區劃法修正，減量面則有能源稅條例和溫室氣體減量法。以當前立法院第八屆第一會期的衝突僵局來看，確有必要召開氣候變遷國是會議，進行政治協商，這比務虛的馬蘇會政治秀更實在。

內政部長李鴻源談防災，跳脫落伍的治水防洪工程技術思維，認為土地管理和都市空間利用最根本有效，國土規劃是一套涵蓋價值觀念、法令制度、行動實踐以及管理執行的體制。這些跟民間的看法幾乎一致，我們更強調國土計畫法草案之國土保育區、不可開發區，不能有大型開發特許的例外，並以自然海岸零損失為目標，及建置完整公共運輸及自行車/步道網絡。由於落實才是後續關鍵，在決策形成階段，就該讓民間參與，別待只能調整細節的階段才做形式的公聽會。考慮到資訊和資源的不對等，要讓民間團體有充足的資源與能力，以追蹤政策執行的機制。制度再怎麼設計，也會有美麗灣違法環評這類指標性個案發生，如何讓民間與政府溝通，像大企業財團般順暢，也是一項挑戰。

儘管政府和民間在核能問題還沒對上話，馬總統卻順著民間要求，指示經濟部一年內提出「電力需求零成長」的方案，就職演說五大支柱之一的綠色經濟，終於露出曙光。民間不願支持官方版溫室氣體減量法的癥結之一，在於減量目標與期程入法，馬總統也指示環保署研究。總統直接介入處理，正是關鍵的第一步，我們期待氣候變遷改革路徑圖就此展開。

轉載自為地球嗆聲-潘翰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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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單位「台灣水鹿過多需抑制？ 學者：言之過早」報導中提及多位老師的看法，我認同部分有所依據的推論，有的部分可能對於鹿科動物不夠了解導致。但無論如何，對於現在談人為介入「抑制」，可能言之過早這件事，我基本上同意，但大家必須有個概念，野生動物族群經營管理並不僅僅只有人為介入抑制一途，對於危害管理其實還有許多可供選擇的選項。目前的狀態，我個人還是呼籲要趕快建立大型草食獸的族群監測機制，並同步監測森林生態系的變化。並依此資料評估何處、何時需要進行經營管理措施，一旦資料顯示需要進行野生動物族群管理及生態系經營時，依照國外的經驗是越早效果越好，因為已有研究指出人為管理並不一定每次均可以控制狀況。

首先，第四段提到的「台灣即使早期島上滿是鹿科動物，仍留下這片原始森林。」這部分必須要加以釐清，台灣的歷史記錄確曾經記載有很多鹿奔馳在台灣原野上，但是如果仔細推敲並比對考古遺址所挖掘出來的化石記錄，可以發現這些記載主要是針對棲息於平地及淺山丘稜成群體活動的台灣梅花鹿，當時的台灣平地也因為大量梅花鹿群的存在形成許多疏樹草原。至於習性偏向森林的水鹿，雖然亦有捕獲交易的記錄，但相關記錄甚少，推測可能因為當時的官方及民間不太敢進入險惡的山區所致，因此，確實缺乏這方面的記錄。但由各地原住民族的文化來看，早期的原住民確實有獵捕並利用水鹿，因此，可以合理推測當時的水鹿族群同時面臨有人類獵捕及天敵捕捉的壓力，至於強度是否足以將水鹿維持在某一個低水平則不得而知。我要說明的是，「台灣即使早期島上滿是鹿科動物，仍留下這片原始森林」，並不能排除是因為水鹿同時受到原住民狩獵及天敵捕捉壓力下的結果。因此，此種模稜兩可的推論，對於釐清目前的狀態助益不大。

關於楊國楨老師提到「1960年代的調查報告都說台灣的二葉松林沒有鐵杉，直到這幾年調查才知道兩者原本是混生的，只是水鹿會啃咬鐵杉幼株，長久以來都是如此，以至於讓人誤以為二葉松林不會出現鐵杉。」這句話我不認同，或許誤植?由陳玉峰老師的台灣植被誌上所整理的台灣鐵杉林帶的相關研究中，依據柳榗、葛錦昭及楊炳炎(1961)發表的調查報告(1953-1954的調查)就已經指出高山松林型包含3種松樹-華山松(2000-2800m)、台灣五葉松(800-2300m)以及台灣二葉松(750-2800m)。對松樹類林型的描述為「多生於向陽山坡或山脊，呈大面積密生或散生純林，或與台灣鐵杉、扁柏等混生，林下少灌木及雜草，高海拔地區，林下以玉山箭竹、高山芒及芒草為常見」。並對高山松林的演替推演提出看法，認為一旦松林衰退後，該林地將由台灣鐵杉、扁柏、紅檜等之混交林佔據。柳榗(1963)又進一步對鐵杉林、冷杉林、二葉松林、玉山箭竹灌叢、高山芒草地等植被社會間的演替提出推論，認為火災後，形成玉山箭竹與高山芒的過渡社會單位，反覆的火災可造成此草原的循環出現，且朝向台灣鐵杉、扁柏的群叢發展。蘇鴻傑(1978)指出台灣鐵杉林型之演替，「大多由火災所引起，先有玉山箭竹或高山芒之草原形成，繼而台灣二葉松先進入，後有華山松、雲杉、香杉等繼承，台灣鐵杉之出現似在上述針葉樹之後，或與此等樹種同時發生，最後可望恢復台灣鐵杉林」。之後，亦有多位植物學者針對高海拔植群演替進行研究，但均大多考慮火災的干擾因子，來進行推論，其結果跟蘇鴻傑的推論相似。考慮動物因子只有賴國祥(1992)將小型嚙齒動物取食種子對發芽率與幼苗加入的效應。台灣以往從未有任何研究曾經提到二葉松林下的鐵杉幼苗被水鹿啃食樹皮的記載，何來推論「水鹿會啃咬鐵杉幼株，長久以來皆如此」?以此推論，應該不論水鹿密度高低，均可以發現鐵杉幼樹被啃食樹皮的現象，但在水鹿密度較低的雪山地區並無此現象。

水鹿啃食樹皮的現象大多發生在中密度~高密度的區域，低密度地區極少發現。此問題的出現，並開始被留意也是在1996年之後的事情，登山記錄也大約在此時開始出現目擊水鹿的記錄，並在2005年後目擊記錄越來越多，發生啃食樹皮的地區也逐漸擴大。2009~2011年在玉山國家公園境內的南二段山區、新康橫斷山區、馬博橫斷山區等山區的調查資料顯示，這些地區鐵杉林及冷杉林的更新已經顯著受到影響，林下地被層覆蓋度下降到10~50%，顯著低於低密度水鹿地區(通常為50~90%)，同時，高山草地、灌叢地的覆蓋度與高度均有下降的趨勢，地棲鳥類、兩生類、小獸類等種類與數量將會受到影響，持續監測水鹿族群增加可能引發的瀑布效應，實有其必要與迫切性。

而裴家騏老師所言，雲豹可能無法有效抑制水鹿族群，這點我同意。但雲豹確實是水鹿的主要天敵之一，在南亞地區雲豹的食性研究已經證實水鹿在雲豹的食性中佔有一定比例。就棲地及起源而言，水鹿基本上是偏向森林性的熱帶起源的鹿種，因此是可以生活在平地，目前已知最高分布記錄為4500m，來自中國雲南一個高山保護區的調查。雲豹跟水鹿的棲地重疊程度其實還不小，如果雲豹、黑熊與黃喉貂三者組成的中、大型食肉目群聚夠完整，對於水鹿族群還是有一定的調節功能的，但如今雲豹已經幾乎確定野外絕種，其餘兩種是否可以有效地對其族群成長產生抑制則大有疑慮，必須加以研究。

裴老師提到的狩獵狀態是指近代的狀態，並非以前的狀態。現在的獵捕壓力狀態的確減輕非常多，但不代表以前的狩獵壓力就是如此，以近代的狩獵壓力來推論狩獵對水鹿的族群影響不大，並說以往水鹿族群的減少主要來自棲地的開發破壞，有邏輯上的問題。台灣水鹿等草食獸向來是台灣原住民的主要獵物之一，即使裴老師所言「台灣出現過兩次大狩獵時期，…但都未見水鹿族群的消失」是正確，也無法說明獵捕壓力對水鹿族群影響不大。那可能僅代表台灣山區的地形複雜，植被多樣性高，棲地異質度非常高，有許多避難所可供水鹿躲避天敵捕食及獵捕壓力。因此，得以逃過如台灣梅花鹿被捕捉殆盡的命運。但是，由相關調查顯示水鹿族群數量不也因此而大量下滑使得族群一度稀少嗎?這由王穎(1987、1988)的山產店調查報告所言，當時水鹿數量極為稀少，僅在花蓮、台東中央山脈稜線兩側偶而可以發現其蹤跡。因此，何來推論狩獵及食肉動物不是台灣水鹿面臨的最大威脅，而是人類大規模的環境開發呢??這點在邏輯上推論不足。不曉得是否誤解裴老師的原意??

當沒有天敵及狩獵威脅時，水鹿的族群波動當然就直接受到食草豐度波動的影響。但是，當天敵及狩獵因素加入時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不同狀態(包含棲地差異、不同狩獵文化差異等)就有不同的族群變動模式。即使，去除天敵及狩獵因素，大型草食獸族群及植被社會演替間的關係也不會那麼單純，歐、美已經有許多研究證實，自然界有些狀態一旦被改變後是回不去的，而呈現另外一個暫時穩定的狀態。各因子對於水鹿族群波動的效應貢獻程度，必須由研究加以評估。

裴老師提到的針對特定植物去優先保護，釐清保護的標地，這點我認同，也是我一直對經營管理單位提出的建議，但必須再加上一點，不只要針對特定植種，更重要的是生態系整體的生物多樣性及功能的變動(增加或消退)必須列入考量。其他只是經管者基於人類利益及社會政經所做出的綜合決策。

我非常認同金老師所言目前資料量非常不足，了解水鹿的自然史及水鹿在人類壓力下的族群波動模式及其後續對生態系的作用是必要的，而首要之務正是金老師所提出的建立森林生態系的基礎研究，也是我一直強調的要先進行水鹿族群及森林動態的長期監測。

但對於『鹿是食「草」動物，不是食「森林植物」的動物，森林只是鹿在不吃草時的庇護處，所以鹿的數量不會直接破壞森林生態系』，這點我不認同。大型鹿科動物食性特徵屬於中間者居多，樹葉類在牠們食性中所佔有的比例並不亞於禾草類及闊葉草類，樹葉類被取食的比例會隨著棲地植被組成而有所變異，其中牠們取食頂芽對於幼樹成長與後續競爭會有重大的影響。而除了樹葉類外，這些大型鹿科動物還會經由啃食樹皮、磨角、踐踏、連根拔除幼苗影響幼樹的更新與加入。因此，中大型鹿科動物的族群數量波動，會直接影響森林生態系波動。而且，族群波動造成地被植物覆蓋度的變動，也會間接影響樹木種子發芽率與幼苗的成長，形成一個新的選汰壓力，而影響森林植種的組成。這些在國外已經有許多大型研究得到證實，因此，牠們其實是有許多管道可以影響森林生態的變動。

李玲玲老師所提目前資料量尚不足，談人為介入尚太早，這點我同意，但相關研究的腳步必須要跟上，否則當大家體認到須要野生動物經營管理時，往往是成效有限。由歐、美、日的經驗，高密度鹿科動物確實會對森林生態系產生顯著影響，釐清台灣水鹿在台灣各地的族群密度、族群遺傳變異現況及其在不同密度下對生態系的影響，並及時依狀況、地區及遺傳重要性採取因地制宜的適應性管理方式是有必要的。在宣導人類對待野生動物的態度的同時，監測鹿科動物的族群波動及其在人類政策波動和環境變遷下對生態系的影響或許更加重要。

相關連結：台灣水鹿過多需抑制？ 學者：言之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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