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譚偉恩(政治大學外交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低碳生活部落格青年志工寫手團)

與氣候變遷有關的自然災害，往往重創一國的農業。根據IPCC第4次評估報告以及學界的相關研究，氣候變遷會衝擊自然地理條件，造成水資源短缺、耕地面積削減、病媒與傳染病擴散，而這些因素均會妨礙農作及水產的生長或減損糧食之產量。如此慘重的浩劫，不但首當其衝國家安全，更導致農、漁、養殖業者血本無歸，並同時間接促成物價上漲和威脅人民的糧食安全。

無論現今的全球暖化是否為人類所導致，地球平均溫度的異常增升已是確定之事實。 就在世界各地自然災害接二連三發生的同一時間(*1)，人類生命的脆弱度和對極端氣候之畏懼，則是不斷在升高。

09年全球氣候災難 損失近六千億台幣

依據聯合國災害抑制國際策略組織（UN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的統計，2009年全球共發生245起自然災害，其中有224件與氣候有關。而在自然災害造成的財產損失方面，排除地震、火山爆發等地質性事故後，與極端氣候有關的災害所導致的經濟損失高達190億美元。此等與氣候有關的天災也包括了發生在台灣的莫拉克風災(*2)；這起災害重創全國農業，損失據官方估計逾新台幣8億3000萬。其中，農作類（例如：蔬果）的損失約6億7000萬。而畜禽及漁產類的損失合計也在千萬元以上。

曾經，為了追求經濟發展和更好的物質生活條件，人類透過科技創新開啟了工業化時代的大門，並相繼地把許多傳統產業轉形為工業化的生產模式。如今，回首看看這一路醉心於發展和享受的「成就」，全球目前除了整體環境品質惡化外，還有多達10億的人口生活在貧窮與飢饉之中（大約每6人中就有1人面臨糧食不安全的威脅），並且平均每天有兩萬名孩童死於飢荒，大約每6秒中就有一個兒童因缺糧而死(*3)。

缺糧與經濟狀況有一定的關聯性，世界多數的貧窮人口居住在鄉村，仰賴傳統農業經濟形式維持生活。這是靠天吃飯的生活型態，但目前氣候變遷導致的極端與異常氣象正對這些社會底層族群（underclass communities）的生存與安全形成莫大威脅。人為排放的溫室氣體（Anthropogenic Greenhouse Gases）造成了氣候變遷，而氣候極端、快速、失序地異變，影響著小麥、玉米、稻米等作物的生長，從而形成了糧食不安全（food insecurity）， 使得全球目前有10億2000萬的人口活在無糧的苦難之中(*4)。

究竟氣候變遷與影響糧食生產和危及糧食安全的成因之間，是一種怎麼樣的互動關係(*5)？

欲釐清此一問題頗為不易，本文希望透過敘事的方式，提供有關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兩者間的聯繫性的粗淺說明。惟礙於本文所提供或是引用的數據資料是建立在研究便利和認知偏好的基礎上，因此會有誤差率或是科學上的可爭辯性。與本文持不同觀點的懷疑論者可能會具此提出質疑；對此，冀盼大家多關注當前糧食安全問題的實存性與嚴重性上，而不要過分執著於氣候變遷的確切成因或科學上的精準數據。

糧食安全最基本與核心的論述是，所有人在任何時間均可獲得充足、安全和營養的食物，以滿足追求健康生活之飲食需求和偏好。此一源自聯合農糧署 (FAO的)定義，體現了食物與人類生存兩者間密不可分的關聯，而聯合國發展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在其1994年的《人類發展報告》中，也將糧食安全列入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的七大主題之一。

值得留意的是(*6)，聯合國農糧署對於糧食安全的定義持續在進行修正，以兼顧國際情勢的發展和國際社會對於人權內涵的擴充。例如：1983年，採納學者Edouard Saouma提出之建議，即「糧食安全的最終目的是確保任何人在任何時候均能夠取得，又能負擔得起為了其生存和健康所必需之足夠食物」。 1996年(*7)，在世界糧食高峰會上，將糧食安全的界說增補為，「所有人在任何時間均有身理上和經濟上的能力取得足夠安全與營養的食物，來滿足個體生活動能與健康之每日需求」。 2007年(*8)，第33屆世界糧食安全委員會（the 33rd Session of the Committee on World Food Security）召開後，聯合國農糧署發表聲明，重新調整與確認了新時代的糧食安全內涵，「我們認為一個沒有飢饉的世界是，多數人能夠透過他們自己獲取滿足他們生活動能與健康需求的食物，同時有一個社會安全網絡去保障那些資源缺乏的人也能得到足夠的飲食」(*9)。

綜上所述，糧食安全的定義應有下列幾項核心關切：

（1）確保客觀上有足夠數量的糧食以供應人類所需；
（2）盡可能促成所有人在任何時空環境下取得所需之食物；
（3）糧食的供應必須在衛生條件上是安全的和具有健康營養價值；
（4）形成社會機制以協助無法取得糧食或是不能取得安全食物（safe food）的弱勢者(*10)。

儘管目前許多國家在總體判斷上有充足的糧食供應，但實際上一國供應糧食的能力不全然等於該國人民在糧食取得上獲得了確保。在發展中或低度開發國家，由於經濟發展的失衡或遲緩，以致造成經常性和普遍性的貧困，從而使得糧食匱乏成為這些國家多數平民日常生活中的一種「習慣」。實例如：象牙海岸、塞內加爾、葉門和墨西哥，而巴基斯坦甚至幾度由政府下令進行全國性的糧食分配。另外，即便是經濟前景看好的金磚四國（像中國和俄羅斯）近年也有凍結牛奶、麵包、蛋和食用油價格的行政舉措。

根據英國《經濟學人》雜誌(*11)在2007年12月6日公佈的糧食價格指數（food-price index），以2005年為基準年，則過去30年世界糧食的價格是呈現下跌之趨勢，但自2005年起，全球糧食平均價格卻上漲了75%，其中2007年的漲幅最快也最大，小麥價格上漲1倍，玉米、黃豆的價格也紛創歷史新高。 而根據世界銀行（Work Bank）的估算(*12)，過去3年內全球糧價格平均上漲逾80%，約有多達1億人口因此陷入貧窮，並因無力購買糧食而陷入生活困境(*13)。

事實上，糧食安全受衝擊的原因十分複雜，絕非市場上供需的失衡或價格的波動就足以解釋。糧食產地因氣候變遷而歉收、新興經濟工業體國家的需求加劇、全球人口增長、以及北方工業國家將玉米等穀物用來研發生質能源等因素，都是目前威脅國際糧食安全的主因(*14)。毋寧，當前的糧食危機係同時受到多種因素加工所致，既有自然的亦有人為的，有經貿面向的也有政治層面的。

為什麼有些國家會遭遇貧窮與糧食不安全的問題，有些則不會？這個問題與一國的經濟發展自然脫離不了關係，但學界目前在研究上還沒有形成共識。所以如此，肇因於糧食不安全的成因或決定性因素過於複雜，當中究竟何種因素重要或是具有影響事件因果關係的能力，還處於高度爭辯階段。本文把糧食的不安全視為是自然力與社會系統交錯下的一種現象，而氣候變遷在定性上列入「自然力」（雖然可能有相當程度的人禍），研究關注置於自然力影響了哪些社會系統因素，以致出現糧食不安全的問題。

全球目前有近10億人口處於糧食不安全的窘境，他們或因經濟結据或因身理上的健康問題，以致沒有辦法得到充足和適當所需之食物。此種糧食安全匱乏的現象，若係以氣候變遷為核心來展開研究與觀察，便需要針對影響糧食安全的三個主要決定性因素（構成要件）進行探討，分別是：糧食的供應（availability）、糧食的取得（accessibility）、糧食的效用（utilization）。

在說明上需要先行澄清的是，一直以來糧食安全的定義較為偏重在結果面，也就是強調如何擬定政策來解決或舒緩那些導致糧食不安全的因素，對於「過程」面的關注相對較少。2001年一個國際性及跨學科領域的研究團隊-全球環境變遷與糧食體系（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Food Systems, GECAFS）成立後，開始致力於地球生態環境與糧食體系兩者間關聯性的研究，將社會、經濟、政治與環境等過程性的因素（例如：飲食文化、市場條件、教育制度、土壤品質等）納入考量，凸顯出整個糧食體系中「過程」這項變數對於糧食安全的影響。FAO後來也受邀參與了GECAFS的研究與相關會議，共同提出「糧食不安全與易受害者資訊暨製圖系統」（Food Insecurity and Vulnerability Information and Mapping System, FIVIMS），將國際糧食供需鏈中多樣性的過程因素對於糧食安全的影響加以呈現。簡言之，過程性因素構成了糧食體系，而糧食體系運作的優劣決定了結果面層次的糧食安全與否。

以下將先就此糧食安全在結果面上的三個關鍵性因素加以說明：

一、糧食的供應

討論糧食供應的重點聚焦在一國提供糧食給予其國民的能力，這個能力要分成兩部分來觀察。首先，一國糧食的實際供應情況需要參照該國自行生產的糧食和進口糧食的數量，然後扣除糧食出口的數量（就此部分而言，糧食安全和國際食品貿易產生了關聯）。其次，用糧食自產量加上淨進口量去分析一國人口總數中獲得充足飲食的百分比，這當中又涉及到糧食分配的合理性或是糧食流通制度的健全與否(*15)。

上述衡量國家糧食供應情況的方法具有可操作性，在研究上可行，但有一個美中不足的缺點。即一國境內可能因為不同的地理條件而有著不同程度的糧食安全問題；若以人口總數的百分比來估算國家總體糧食供應的情況，可能會忽略一國內部特定區域所面臨的糧食危機，以致在實際訂定解決糧食不安全的政策時，遺忘了需要被關懷和救助的對象。事實上，目前不少衡量糧食供應的調察工作的確沒有顧及到國家內部不同區域的實際差異。因此，有論者質疑聯合國農糧署低估了很多國家糧食不安全的嚴重性。舉例來說，伊索比亞（Ethiopia）在聯合國農糧署的資料中是全球排名第四位糧食供應不足的國家，但若以家戶為計算基礎，該國是糧食供應率最差的國家(*16)。

二、糧食的取得

從取得的角度切入，關注的是個人有無能力透過市場機制或是其它管道（贈與、自行培育）得到所需之食物。在一個市場經濟體制普及化的今天，糧食的取得很大程度由個人的購買能力加以決定，然而購買力與一國的市場條件、物價水準，以及個人的健康狀況等因素有關，而非單純地取決於所得薪資之多寡。

舉例來說(*17)，低收入者或經濟條件較差的家戶多半住在交通不便或是商家較少的偏遠地帶，他們所能選擇的食物種類因此十分有限，且購買食物的價格可能比都市更貴，因為販售者居於賣方優勢或是將運輸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又例如(*18)，高收入所得的HIV/AIDS患者需要將絕大部分的財產支付在醫療費用上，以致沒有多餘的消費能力去購買有營養的食物(*19)。

三、糧食的效用

糧食的效用取決於三件事：食物本身的品質、被攝取的多寡、轉換後提供的能量或營養。其中品質是決定糧食效用高低的關鍵，與糧食本身成長過程的水質、施用的肥料或食用的飼料，以及能夠得到的衛生照護條件等息息相關。如果是肉類食材，則情況會再複雜一些，諸如生長激素的施打、預防疾病疫苗之接種、養育過程的動物福利等，也均會影響其效用。

由於近十年基因轉殖技術興起，讓基因改造作物（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的效用問題漸漸變得重要。目前全球至少有50個以上的國家在進行相關試驗，以歐美地區國家的技術水準較成熟，態度上也較積極。基因改造作物收穫後可直接或間接（經加工程序）成為供人類消費的食品，但其效用必須透過成分分析及動物飼養試驗來加以確認，主要檢測項目包括：改造前後食品之異同、食品成分之變化、是否形成毒素或導致過敏、抗生素標誌基因是否發生轉移現象等(*20)。

既然氣候變遷對於農業的衝擊如此之大，並為全球糧食安全帶來嚴重的衝擊，那麼改變耕作方式、借助育種技術提高農作物或牲畜的產出、或是投資生物科技作為因應，是不是一項可行且正確的對策？倘若把基因科技在農業方面的運用當作是一項因應氣候變遷的策略，那麼結果的好與壞能不能現在就評估出來？以便讓我們知道，基改作物是否可以作為一項人類社會適應氣候變遷的機制。

依據2007年IPCC第二工作小組的報告，對主要的穀物種類（例如：小麥、玉米、黃豆）進行基因改造，強化它們的抗旱性、耐澇性、禦蟲或防病能力，或是改變果實成熟的時間、強化適應高濃度的二氧化碳等，是一種對抗氣候變遷的選項。基因科技在技術上的突破(*21)，讓科學家增加對於基因功能和其相互性的理解。這些研究成果能夠用來加速動植物的繁殖速度、控制其基因的表現形式，或是將優秀的基因移植到其它的物種上，以增強它的生存能力。多數研究已確認基因科技可以幫助農作物抵抗蟲害、疾病、雜草、提高糧食的營養價值、強化植物在惡劣天候中的耐受力或是降低死亡率。更重要的一點是，多數基改作物的成長過程要比傳統作物更友善於環境，它們大幅減少化學農藥的使用和溫室氣體的排放 (*22)。

從緩和氣候變遷的方向來看，基改作物的栽種在三個面向確實有益於環境：（1）減少耕作期間因翻土而製造出的二氧化碳（約136億公斤）；（2）減少對化學農藥的依賴，使得空氣品質得到改善，土壤酸化的問題也獲得舒緩；（3）減少噴灑農藥所使用的化石燃料消耗（約12億公斤）。總體而言，選擇種植基改作物可以減少148億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相當於650萬台小客車的碳排量）。

此外，從生物技術開發出來的能源作物方面，有研究指出，生質燃料（biofuels）能夠補償65%的能源消耗，若能在未來被推廣使用，對於抑制暖化和減緩氣候變遷也將有所貢獻(*23)。

自1996年至2006年，共有22個國家種植基改作物，實際栽種的生產者人數約為1,030萬人，當中有高達90%是發展中國家的農民。由於基改作物可以增加這些農人的收入，有助於他們改善經濟條件，使得儘管環境運動者力倡基改作用帶來的風險與對環境的威脅，全球在過去五年間的基改作用接受度，無論是供應面或是消費面均呈現增加的趨勢(*24)。

純粹就基因科技與基改作物的「本身」觀之，縱使存有不少質疑或負面的批評，但其確實為氣候變遷下的糧食安全帶來一線希望，甚至還提供了不少具體的貢獻。然而，抽離基改作物好壞的二元對立，我們接著該思考的問題是，基因科技與基改作物不是憑空出現的東西，誰將其引入，為何引入，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問題。

跨國公司是促動全球糧食體系發生改變的關鍵行為者，這點在有關農業的生物科技活動中可以找到許多證明。目前基改作物的發展和商業化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進行速率最快的一次科技革新，在大約20年的時間裡，基因改造有機體（GMOs）就從試驗室進入到全球貿易市場。1995年之後，全球基改作物的種植面積以平均每年增加10%的速率在成長。這一切幕後推動者是像孟山多（Monsanto）一類的跨國食品企業，它們透過生物科技掌握與決定了全球糧食的供應。雖然經貿全球化的時代裡(*25)，跨國公司與主權國家相比是一個毫不遜色的行為者，但是單純經濟上的權力要如何在國際政治上發揮效果呢？此外像孟山多一類的公司是如何影響這麼多國家接受爭議度極高的基改作物呢？

回答這些問題的關鍵恐怕得從全球糧食的供應鏈來探尋。儘管糧食的供應只是糧食安全其中一項構成要件，但透過國際貿易的加工，供應鏈串聯起了糧食生產、加工、包裝、配銷等不同階段的經濟參與者，結合成一個龎大的全球食品網絡。這麼一個結構完整與成員眾多的網絡(*26)，便是學者Gereffi所指的「生產者趨動的網絡」（producer-driven networks）；跨國公司主控某個商品體系的整條供應鏈(*27)。

必須特別指出的是，農業經濟本來應該是「購買者趨動的網絡」（buyer-driven networks），但跨國公司借由生物科技的引入，將糧食市場的主導權從消費者手中轉移到自己手上。專利權的主張以及政治遊說等技術政治的（technopolitical）手段，便是跨國公司奪取市場主控權的策略。實例如：推廣生物科技知名的國際組織-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局（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the Acquisition of Agri-biotech Applications, ISAAA），贊助者包括向來重視落後國家基礎建設與發展的世界銀行和強調環境永續經營的聯合國環境發展署，但實際上最大的資金來源是阿凡迪生技公司（Aventis）、諾華國際生技（Novartis）、孟山多（Monsanto）、先鋒國際育種（Pioneer Hi-Bred International，為杜邦的子公司）、嘉吉國際種子（Cargill Seeds International）等赫赫有名的跨國生技公司，其中孟山多與諾華還擔任過享有決策權的執行董事要職，甚至ISAAA還曾居中促成孟山多與墨西哥和肯亞的合作案(*28)。

氣候變遷對於全球糧食安全的影響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每個國家的情況幾乎都是不同之個案，甚至一國境內不同地區的人民就有著不同的糧食壓力。如果以主權國家為單位，則已開發國家在經濟條件上和人口比例上有著較為優越的條件，使得在面臨氣候變遷對糧食供應造成的抑制效果時，他們所承擔的安全風險遠較高度仰賴農業維生的發展中國家來得低。

透過分析氣候變遷對於糧食的供應、糧食的取得，以及糧食的效用造成何等影響之後，筆者認為糧食供應這項構成要件的重要性，在實踐層次上應高於其它兩者。理由是經貿全球化的時代讓不同階段的糧食供應活動參與者，結合成一個具有共同利益的網絡，這個網絡有權決定個人如何取得食物以及個人所消費之食物品質。

此一觀點，從基改作物在國際貿易市場上逐漸普及化的過程中，可以得到證實。首先，基改作物的出現，也就是這種糧食的供應具有一個十分正當的理由，即因應氣候變遷所導致的糧食不安全。其次，基改作用雖然對人體健康或是環境安全有著不確定的風險，但它所帶來的具體成就，諸如：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增加糧食的營養效用，還有改善栽種者的經濟條件等，都相當具有實益。第三、基改作物不同於傳統農業，它具有很高的科學專業性，使得整個市場有利於賣方。身為買方的消費者，充其量只有取得糧食的能力，但卻沒有加以選擇或是拒絕之權利。

在這樣的情況下，以基改作物為抗暖因應策略的妥當性便值得懷疑。而懷疑的基礎並不是因為它可能製造了更多的溫室氣體，或是對於消費者健康可能構成之威脅，而是在於基改作物本身的「技術政治」現象。當少數幾家特定的跨國生技企業借助有利於己的法律和政治操作，掌握了全球糧食供應鏈的同時，糧食安全體系的完整性也就同時被破壞殆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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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全球糧荒 山雨欲來》譚偉恩 12-Apr-10 低碳生活部落格
《乳製品排碳 實非必要》譚偉恩 26-Mar-10 低碳生活部落格
《農牧工業化 反威脅人類生存》譚偉恩 25-Mar-10 低碳生活部落格

※本文轉載自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低碳生活部落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