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2013年3月8日綜合外電報導，藍巧軒、莫聞編譯，蔡麗伶審校

《自然氣候變遷》（Nature Climate Change）一份新的研究報告顯示，綠色能源是讓數十億人脫離能源匱乏與預防氣候災難的唯一方法。該報告分析出，讓每個人都享有永續能源的花費約目前300~400億美元之間，2030年則會到3000億美元左由，但比起2011年全球補貼高污染化石燃料所花的5230億美元，算是相當划算又有效的方案。

蘇黎世「大氣與氣候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Joeri Rogelj是該研究計畫主持人，他表示，扶貧、永續發展、揚棄化石燃料的能源轉型，這三件事情是可以同時進行的。

環境機構指出，除非用綠色能源取代化石燃料能源，否則人類還是時時受到氣候災難的威脅。為此，聯合國2009年已發起「人人皆可享有永續能源」（Sustainable Energy for all）計畫，簡稱為SE4ALL，目的在讓綠色能源全面普及，加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量，也期待在2030年改善提高能源效率。

聯合國「SE4All」計畫不僅相當有企圖心，同時，Rogelj認為這計畫會帶來相當廣泛的效益，包括增進健康、減少空氣汙染、以及減少使用化石燃料。分析顯示，SE4All所需的花費，遠少於現在化石燃料業所收到的公共補貼。

在報告中，能源專家計算出，分散式、獨立（off-grid）的能源技術如風能、太陽能、地熱或者小型水力發電，是最快、最經濟實惠的解決方法。

SE4All正在如火如荼進行中，超過50個發展中國家正努力進行全國性的計畫，以達到全面普及、增加再生能源、加倍提昇能源效率等三個目標。

全球80%的碳排放來自能源系統，Rogelj 團隊正試著量化碳排放對全球氣候的影響。他們在報告中寫到，「如果做到SE4All的三項目標，大家就能朝著全球氣候保護目標前進。實施SE4All，是可以讓全球升溫控制在2攝氏度之內的。」

「每個環節都做對了，就可以達成聯合國的千禧年目標：包括破除貧窮、社會賦權（social empowerment），並可同時啟動低碳經濟的步伐。」同一團隊的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研究員David McCollum如此表示。不過他也補充，聯合過仍必須努力促成國際上的溫室氣體排放協議，否則，就算目標達到了，經濟大量成長效益和伴隨而來的大量能源消耗，仍會對氣候保護目標帶來衝擊，全球的碳排放量需要一個明確的上限──2012年，全球碳排放約520億公噸，意味著化石燃料必須減少使用，讓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在2020年減少到410~470億公噸，如此才有可能把升溫控制在2攝氏度之內。

目前，轉型綠色能源的趨勢正在展開，在2013年1月間，美國電網每一個新增的發電量是都來自再生能源，2012年一半以上的發電量也是由再生能源製造的──而非一般認為的天然氣。冰島的再生能源佔比達81%。蘇格蘭已訂出法定目標，要在2020年達到100%再生能源比例。丹麥則立法要求所有的能源系統（包括發電、空調、運輸等）都必須採用再生能源。

SE4All計畫的花費每年約在300~400億美元之間，比起2011年補貼高污染化石燃料所花的5230億美元，算是相當少的。預估到2030年，為了讓每個家庭都有能源可用、而且是能保護氣候的能源，每年的花費約需3000億元左右。而在此之後，碳排放仍將可逐年減少至驅進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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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賴慧玲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環境、科學與社會研究生)

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不僅是這幾年政府與企業機關朗朗上口的流行趨勢，也是許多大學推行的政策目標。除了綠色採購與垃圾分類之外，校園內的環境小革命究竟可以扎根多深、培育出如何豐碩的成果呢? 一群荷蘭馬斯垂克大學 (Maastricht University) 的學生以積極的行動證明，大學生不僅有能力主導校園的環境改革，從實作學習永續環境的精神與操作，還能將經驗帶出校園，為社會的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

本文透過專訪馬斯垂克大學環境運動的一位成員，介紹歐洲青年的環境倡議方式，希冀身處國際舞台邊緣的台灣青年，能從中獲得一些啟發和行動的力量。

Green Office ─ 種子萌芽

2010 年的春天，位於荷蘭東南角的馬斯垂克大學多了一股特別的綠意。幾位學生環境團體 Student workforce for Sustainability and Development 的行動份子，不停思索著一個問題：如何將學生關懷環境的熱情與動能，化為綠化校園的具體力量呢？經過一連串的討論和思考後，「綠色辦公室 (Green Office)」 的點子油然而生。這是一個由學生主導、官方支持的政策推行機構，負責擔任校方與學生之間的橋梁，同時整合校內環境政策、鼓勵各種校園倡議行動。

他們不僅止於想像，更馬上採取行動。幾位學生帶著草擬的計畫，拜訪了副校長 André Postema，談論這個構想。即使是以開放自由的學風和問題導向的學習模式而聞名的馬斯垂克大學，像這樣由學生向校方最高層級倡議的做法，可說是史無前例。

幸運地，他們不但贏得副校長的支持，還得到校方提供 75,000 歐元經費資助，以及辦公室和設備支援。同年九月，七、八位支薪的學生僱員與一位負責環境業務的行政人員組成了綠色辦公室，開始校園內的綠色奇蹟。

「綠色辦公室的學生與校方成員一律平等，沒有階級高下之分。這點非常重要」參與綠色辦公室的德國留學生 Felix Spira 說。他曾經擔任 Student workforce for Sustainability and Development 社長，並在綠色辦公室正式營運之際加入團隊，參與接下來一連串的草創過程。包括他在內的辦公室學生僱員，每週工作 8-14 小時，但遇到工作尖峰期，學生們常自動無酬加班，熱忱展露無遺。

為了廣蒐各方意見，學生們上網搜尋校方所有和永續發展相關的行政和研究單位，並一一接洽、交流。而在副校長的領軍之下，校方相關行政主管與教授組成了諮詢委員會 (Supervisory Board)，針對綠色辦公室提出的計畫提供意見，但並不干預或掌控運作。Felix 認為，馬斯垂克大學教授對學生抱持親和開放的態度，免除了籌畫階段的許多阻力，是綠色辦公室得以順利推展的原因之一。

在每週開會一次的腦力激盪期之後，2011 年初，綠色辦公室推行了三個創始計畫，包括：「氣候行動報告 (Climate Action Report)」由 14 位辦公室成員和學生義工共同調查、撰寫校內環境政策現況與未來建言；「控制-改變-刪除 排放計畫 (Control-Alt-Delete Emissions)」提出一項減少校園通訊與電腦設施的碳排放與能源消耗的企畫案，並付諸實行；「永續學生生活計畫 (Sustainable Student Living)」與校內學生團體接洽並舉辦交流活動，激發學生環境意識並協助學生發起各類環境行動。

2011 年夏天，經過一年的運作後，吸取經驗的綠色辦公室重新改組出發，分成教育、研究、營運、社群、組織行政等組別，每個組別都有 2 位左右的學生僱員運作，和對應的校方單位保持對話，並招募學生義工參與協助。以 Felix 負責的營運組為例，對應的校方單位便包括運輸、能源管理和採購單位。

而隨著組織演化，新的計畫也紛紛出爐，包括整理校內永續發展相關資源和課程的「目錄 (inventories)」、整合馬斯垂克學生各種倡議和運動組織的網路交流平台「WE Platform」等等。2012 年初綠色辦公室更提出新的校園永續政策報告《Sustainability Policy 2012-14》，為未來馬斯垂克大學的未來發展提供方針和建言。

豐收，肯定，與挑戰

最初由少數幾位學生發想的點子，很快地開花結果。不只校內學生參與踴躍，在學生與校方的攜手努力之下，馬斯垂克大學以學生領導力，榮獲 2012 國際永續校園聯盟傑出獎 (Excellent Award for Student Leadership by the International Sustainable Campus Network)，和牛津、劍橋與耶魯共同榮登世界綠色大學之列。

不僅如此，綠色辦公室更為校方、學生與環境創造三贏的局面。Felix 認為，綠色辦公室的創立與學生的積極參與，不僅讓校方以較少的預算、更短的時間，達成過去數年都達不到的計畫成果；更重要的，是透過實務經驗，讓學生獨當一面、成長培力 (student empowerment)，培養為環境永續發展的知識和力量。

儘管成果豐碩且推行順利，他也不諱言綠色辦公室仍面臨許多挑戰。其中最艱鉅的，就是如何從資源回收等簡單易行的基礎計畫，向上推展到制度改革的層次。事實上，複雜的永續發展概念該如何落實，綠色辦公室與相關單位成員各有解讀。Felix 承認，雖然他在任職期間大量自修相關知識，但直到現在就讀倫敦大學環境碩士課程後，才有更明確的認識。加上制度牽涉複雜的行為模式和人事關係，改革談何容易。而這也讓他面對任何邁向永續環境改革背後的結構問題時，變得更為謙遜。

走出校門，耕耘歐洲，放眼世界

雖然深刻體會到改變的艱鉅，但 Felix 並未因此卻步。綠色辦公室帶來校園文化的轉變，讓他看見藉此緩慢改變制度的可能性。在從馬斯垂克大學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Maastricht，馬斯垂克大學體系下的獨立學院) 畢業之際，他和另外三位「比較瘋狂」的德國籍成員開始思索如何將校園經驗深化、擴大。

經過一段時間的概念思考和四處請益討論之後，四個平均年齡 26 歲、懷抱理想的青年決定共同出資 20,000 歐元 (約台幣 80 萬)，於 2013 年一月成立「rootAbility」組織，在德國柏林設立辦公室，由其中一位成員擔任組織專職，其他三人則在外地求學和工作之際兼任發展、財務和草根培力的職務。而儘管已從馬斯垂克大學畢業，他們仍然每月與綠色辦公室進行連線會議，交流訊息。

rootAbility 的工作目標，是將綠色辦公室的經驗推展到歐洲其他大學校園。一但簽訂合約，rootAbility 將為客戶大學進行能力現況和策略分析，招募及培訓學生，建立由學生運作的綠色辦公室，並提供問題解決的協助。萬事起頭難，成員們目前正積極透過個人管道、與各地大學生晤談、參加永續議題會議等方式，向外宣傳接洽。目前他們正和德國 Henrich Böll Foundation討論合作的可能性，並將參加將在芬蘭舉行的北歐永續校園聯盟座談 (Nordic Sustainable Campus Seminar)。未來充滿各種挑戰和可能性，讓成員們興奮又期待。

談到 rootAbility 眼睛便閃閃發亮的 Felix 笑稱，目前組織還不算非常正式健全，許多計畫細節也仍未定案，成功與否更在未定之天。但他們仍深自期許，有朝一日成為領導歐洲高等教育邁向永續發展的領頭羊。

位處世界舞台中心的歐洲青年，先天握有比台灣青年更多跨國發展的資源和機會，但其懷抱夢想，勇敢築夢的精神和視野，也提醒我們不該妄自菲薄，畫地自限。對於台灣小小一座島嶼，卻充滿多元蓬勃的社會和環境運動， Felix 感到相當驚異並興味盎然。正在勤學中文的他，也期待未來能將綠色辦公室的概念推展到中國或台灣等地，讓環境永續發展的行動能在世界各地深根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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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本全（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系副教授）

在宣稱科學理性的年代裡，將一切交由科技決定的工具理性世界，卻往往伴隨許多非理性的或超乎理性的災難，且當科學愈是向前一步，科技愈是完美發達，災難竟然是更加的不可測、不可知。

有意思的是，災難發生之前，科技的操縱者總是充滿自信，而一旦發生了災難，科技專家卻只能事後以科學的方法調查，再理性的宣布新發現，且不外乎是諸多未考量到的、複雜的且超乎預期的因素。這凸顯了科技的侷限，但社會卻很少理智的承認這樣的事實，反而是不斷的強調科技的偉大。而災難既已發生，且不可能重新來過，大多只能諉過於天地不仁。

這是科技決定、工具理性的生活世界上演的荒謬劇碼，核電的安危也不例外。

科技的確為社會帶來利益，卻也製造了危機與威脅（這不就是人禍嗎？）。現代生活總以為信任科技即可存活，但其時是信任操控科技的專家與官僚，而一旦這些科技權威一味服膺政治權力與發展邏輯，就會藉由科技的操弄提供不完整或扭曲的資訊、模糊的論點以及錯誤的因果關係來宰制人們的生活。是誰，說核電既便宜又安全的？是誰，把缺電、限電、漲電價與核四劃上等號？是誰，把廢核、產業政策檢討與能源規劃調整的訴求，說是回到原始人的生活？目前台灣公民社會對台電、原能會與經濟部的信任危機，無非是長期以來這些組織的獨斷、宰制與不負責任。

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全球十四座核電廠位處高活動斷層地震帶，台灣四個核電廠都包含其中，而全球有十五個反應爐同時面臨地震和海嘯的雙重風險，台灣的核一及核二廠四個反應爐全都上榜。《自然》雜誌（Nature）評選全球高核災風險的核電廠，台灣核一與核二因與台北都會區直線距離不到三十公里，而周邊的人口數超過五百萬人，而名列最危險核電廠第二、三名。

台灣地小人稠以及脆弱的地體本質，根本令核電廠、核廢場無址可選。因此，核一、核二廠分別距離山腳斷層7公里、5公里，核三廠距離恆春斷層1.5公里，而貢寮核四廠八十公里海域內發現有七十幾座海底火山（引自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你不可不知的核電真相》）。

又，自1978年核電廠啟用以來，三處核電廠使用後的燃料棒，全部放置在原子爐上方的燃料冷卻池，而且超級爆滿，密度世界第一，全部15459束（核一廠燃料池有5514束，核二廠7544束，核三廠有2401束），也因此，核一、核二廠數度變更設計，讓冷卻池容納更多燃料棒，清大核工所教授李敏說：「束與束之間已經達到幾乎就要碰在一起的程度」（引自今週刊非核特刊），而依據原能會資料，蘭嶼核廢料貯存場2011年初總計已貯放97960桶低階核廢料。

趨吉避凶是人類行為選擇的基本原則，以上資訊，一再說明核電科技為台灣社會帶來的災難威脅與風險，我們當然有權利大聲說「不」。

廢核並不會走上絕路，真正會讓這個社會走上絕路的是，緊抓著線性發展的死腦袋，以及沒有任何廢核的具體因應與積極做為，並以此恐嚇人民的壞政府與惡政客。一意的發展核電，才是把島嶼台灣一步一步推向死胡同，而所有的風險發生後的情境，早已透過福島災難示現在你我眼前。

朋友們，唯有展現出實實在在的公民力量才能扭轉未來。懇請3月9日一起站出來，通通站出來，讓台灣廢核的路途，擺脫過往的不滿、衝突與抗爭，走出一條真正公民不服從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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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2013年3月7日自由時報台北報導

對於是否支持核四續建，馬英九總統迄未做明確的立場宣示，只一再強調確保核安，核四才會運轉。不過，他6日主持國民黨中常會時暗示性表態，詳述日本經歷核災後的廢核政策轉向，並說「背後的原因，非常值得深思！」

馬並引述經濟部的資料，指日本在核災後，大量進口天然氣、燃煤，結果產生6兆日圓貿易逆差。且部份地區面臨限電壓力，而日本東京電力公司也調漲電費。2012年9月日本民主黨政府宣布「全面廢核」，五天後就改口。2012年大選後，新首相安倍則已兩度宣示不會延續廢核政策，可見，曾經遭遇核災的日本，核能政策與廢核主張歷經轉變！

據轉述，馬表示，核四停建與否，政府有責任要說清楚，提供充分的資訊讓民眾了解，支持核四交付公投的決定，非常希望全民的參與。

江揆說，台電已擬定 「斷然處置措施」，絕對不會讓台灣發生像日本福島那樣的災難。並表示，當「環境基本法」已確定非核家園後，「台灣在未來終究會變成一個非核家園」。政府會採行「穩健減核」，即是現有核電廠按既定時程除役，核四在確保核安的前提下加入發電行列，這能為國家的能源政策、產業轉型爭取寶貴時間，經濟也不會因此受到重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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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67屆聯大、秘書長水與衛生顧問委員會和水與災害高級別專家組共同組織的首次“水與災害問題”特別主題會議3月6日在紐約舉行。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親自與會並發言，呼吁各國加強合作伙伴關系，共同減少與水相關自然災害所帶來的風險與衝擊。 　　 　　潘基文秘書長當天在大會開幕致詞中指出，水是生命的源泉，但同時也會造成災害，危害人類生命財產安全。洪水風險區人口的日益增長以及氣候變化問題正在持續加劇水災害發生的頻度與破壞力。我們有足夠理由擔憂這一不斷增加的危險已經制約了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潘基文說，“我為聯合國設定的未來五年行動議程中包括為國家減少災害風險行動提供支持的計劃。做好最壞的打算可以挽救生命。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早期預警系統、災害教育和具有抗災能力的設施。《兵庫行動框架（Hyogo Framework for Action）》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寶貴的工具，概括了旨在減輕災害對經濟、環境和民眾影響的有效措施。在我們關注預防和減災的同時，我們還必須解決氣候變化的根本威脅。我繼續呼吁世界各國領導人保持自己的承諾，到2015年達成一個全球性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氣候變化協議。” 　　 　　潘基文同時表示，2013年是聯大確定的“國際水合作年”，旨在強調水是一項基本人權，它自由流淌在領土邊界之間，需要各國通過合作來共同管理這一人類賴以生存的基本資源。國際年同時也為各國結成新的合作伙伴關系提供了契機，以攜手減少與水相關災害所帶來的各種風險、挑戰和衝擊。 　　 　　聯合國秘書長水與衛生顧問委員會成立於2004年3月，其任務是為了更好地落實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向聯合國秘書長提供水與衛生領域的決策咨詢建議。該委員會由國際著名人士、資深技術專家和一些國家政要組成，包括名譽主席、日本皇太子德仁殿下，現任主席、荷蘭王儲亞歷山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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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2013年3月8日中國環境報報導

中國財政部提請12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的財政預算執行情況報告顯示，2012年，中央財政節能環保支出達1998.43億元，增長23.1％。

環保投入增加是國家越來越重視環保的真實寫照，反映了順應群眾對美好環境的期待的堅定決心，是「用實際行動讓人民看到希望」的具體行動。

嚴峻的環境形勢和長期、複雜、艱鉅的治理任務，使環保投入需求增長。目前的投入一定程度上能夠消化污染增量，但對於還清歷史欠賬明顯不夠。與教育等其他公共管理領域相比，環保投入佔GDP比重還有較大提升空間。

從目前中國節能環保投入來看，支出主要用在了節能工程、調整結構、治污設施建設等領域，在能力建設、科技創新、保障治污設施運行等方面的投入還有不少欠缺。提升環保投入佔GDP比重，有利於盡快彌補這一短缺。

此外，增加環保投入，除國家和各級政府外，企業、金融機構、社會組織也是重要力量。但機制不完備、管道缺乏且不夠暢通等，使他們投入環保受到制約，這無疑是導致環保投入不足的一個重要因素。面對這一狀況，除中央財政根據需要不斷加大投入外，更需盡快掃除障礙促使地方財政、企業以及全社會共同投入。未來10年，要確保環保投入佔GDP比重達到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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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者：環境法律人協會、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地球公民基金會、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台灣農村陣線、美濃愛鄉協進會等

數十年的詩人、散文作家張曉風，以筆、以行動積極投入保護濕地，捍衛環境之後，搖身一變同時為保護土地環境的社會運動人士，尤其捍衛202兵工廠濕地上的作為，備受激賞。事逢2012年總統及立委大選，急欲東山再起的親民黨決定提名張曉風為第2名不分區立委，在選民熱切期待與投票下，親民黨果然也順利跨過門檻取得二席不分區立委席次。

張曉風擔任立法委員以來，確實對台灣土地、環境與弱勢相關議題著力甚深，例如搶救202兵工廠濕地與屏東五溝水濕地；要求林務局劃設石虎保護區；支持民間版集會遊行法修正草案、海洋污染防治法第18條修正草案、濕地保育法草案、社會救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殯葬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都市更新條例修正草案；以實際參與NGO團體控訴諸如陽明山聯勤ROT、中科4期搶水、美麗灣BOT等開發案；力阻國有林地不得任意變為非公用財產以方便賤租、賤售；樂生申請登錄世界遺產等立法或社運行動。

如今忽然傳出張曉風委員倦勤欲辭卸立委職，我們呼籲社會各界與親民黨共同加以慰留，也盼請張委員勉為其難打消辭意。首先，這是選民的付託，任期尚未過半，張委員最關注、也是投票支持親民黨不分區選票中相當比例選民所期待的濕地保育法尚未完成立法，冒然辭職，有負選民所託與期待，對未來親民黨的發展可能有不利之影響。其次，張曉風委員與弱勢團體、社運團體的合作、溝通無間，積極為弱勢發聲，對社會弱勢族群有莫大的鼓舞作用。惟如張曉風果真辭卸立委，親民黨不分區之接任人員乃過去掏空多家上市櫃公司、炒出宏福集團弊案的陳政忠之女陳怡潔，雖然父罪無須子女背負，但至少絕難期待其能如張曉風般親民，完全奉獻自己為弱勢者、為更沈默的台灣土地環境發聲。

因此，我們連署，我們呼籲：
張曉風委員，請留下來，繼續與我們一起為台灣土地奮鬥；
親民黨，張曉風委員與李桐豪都是你們重新再起不可或缺資產，請好好珍惜慰留；
宋主席，當初張曉風委員是你請出來的，為了親民黨，為了選民，也請出聲說句話，跟我們一起慰留張委員吧！

發起連署團體：環境法律人協會、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地球公民基金會、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台灣農村陣線、美濃愛鄉協進會等……歡迎各界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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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明益(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在最混亂的那一刻，一位與我同車的先生說，連兩千人都疏散不了，竟然還敢說核電廠事故要疏散幾萬人？

我的心沉沉地被撞擊了一下。

今天搭火車回花蓮上課時，遇上了台鐵貨運列車出軌的意外。九點五十分左右車子停在宜蘭站，隨即是大約一小時的等待。由於意外地點在介於東澳與蘇澳間的永樂，台鐵的應變措施是，十點鐘列車續從宜蘭出發到蘇澳新站，然後轉接駁公車到東澳，再由東澳站搭火車到花蓮或更遠的台東。

一位乘坐在我後面，可能來自歐洲的背包客完全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我於是跟他簡單說明後，請他跟著人群轉搭接駁公車。惡夢從這裡開始了。可能有上千名旅客同時在蘇澳新站等待接駁公車，台鐵人員既無設定排隊線，也沒有拉出車道，於是人流慢慢占領了車道，全都希望「第一時間」搭上接駁公車。蘇澳新站派出連大聲公都不會使用的站務人員，用大約只有十個人聽得到的音量導引人潮……隨著氣溫上升，乘客開始與站務人員發生零星衝突。我走到前面建議站務人員用「全部的人都聽得到的音量」說明程序，最好是設定上接駁車的順序，但沒有獲得改善。

這種混亂的情形直到一個小時後，站務人員似乎才發現「可以用車次來決定上接駁車次序」，於是用簡單的白紙，以原子筆在上頭寫了大概只有前三排人才看得清楚的車次排序。混亂持續著，而因為沒有驗票程序，即使台灣公民素質不低，許多人還是湧上前去想「提前離開」。一位帶著七、八袋物品的原住民老婦，在日頭下等待了兩個小時才得以移動腳步上車。我在一點多搭上接駁車，兩點抵達東澳（整個東澳都被巴士塞得動彈不得），三點多才到花蓮站，比原先的抵達時間約晚四個多小時。

在最混亂的那一刻，一位與我同車的先生說，連兩千人都疏散不了，竟然還敢說核電廠事故要疏散幾萬人？

我的心沉沉地被撞擊了一下。

每年我都在反核遊行前在這裡寫下一篇文章，這些年來，核電變成台灣的「顯」議題，今年連娛樂明星都爭相表態，意味著核電問題已然「普級化」。但我仍常發現避談核電選擇權，而將判斷全交給「專家」的人，時常採取的是徒然令人混淆的話術。

比方說，當你談及核電的毀滅性傷害大於目前其他能源時，他會說那麼電價升高你可以接受嗎？事實上，這樣的駁斥得先建立在對方也接受了核能是一旦事故，就具有毀滅性傷害的能源形式，討論才有意義。而沒有任何設施建立的前提是「容許發生事故」，只是從發生機率與經驗來看，無論是人或機械都無法完美持續運作，因此必須存在著事故處理的準則。從這樣的觀點來看，檢驗事故處理程序，遠比聽信專家的安全保證意義來得重大太多了。

這明顯地和電費是否上漲並不是同一個層次的議題，因為此刻「並無已運作的核四廠」，因此，為什麼未來核四運作後，方能抑制此刻供需仍算正常的電價上升，反而是對方應該予以說明的前提。

在執政黨拋出核四議題公投解決的此刻，我認為每個人都可以試著思考自己是在哪一個環節支持或反對這個議案？

首先，你是否是在根本立場上，無論核能專家做任何安全保證都不予信賴，確信未來人類應該棄絕核能的人？

其次，你是否是不信賴核能的安全保證，但被迫接受風險而換取「可能的較低電價」，因此接受核能的人？這時候你應該著力關心的議題或許是，除了核能以外，政府有沒有對其他可能性的能源進行研發？此刻剛萌芽的能源形式，有沒有可能像過去的核能一樣成為未取得優位的重要技術？（在這個層次上，像核廢料處理、核電廠建造、運作、廢棄成本等議題會不斷衝擊你的信念。）

最後，你是否是屬於完全信賴核能專家的安全保證，同時衷心認為核能是乾淨、省錢的能源而支持核能的人？

選擇最後這個觀點的人，或許只需要任何環境議題必然得「在地化」的模式給予一個簡單提問：你們真心相信我們的政府體制、官僚、技術人員，會帶給你們從機械到人員操作、管理都完美無暇的核電廠嗎？

今天我在火車上，一面思考這些議題，一面對下午課堂的同學感到抱歉，一面想像我是在核災下被動疏散移動的人。在這一件理應有標準作業程序，台鐵在網頁上宣稱已成立「應變中心」的出軌意外，疏散過程竟都忽略了：外國人的語言問題、老弱婦孺的身體健康、一般乘客的心理安撫。負責導引的人員連事故發生時間都說不清楚，千人的疏散時間長達三、四個小時。更別說疏散期間人心的浮躁、痛苦與互相傷害的衝動，倘若是核電事故的話，會有多大的不同。

唐湘龍在媒體上說福島核災「至今死亡的，一個也沒有」，正好是我從田間回來，打開收音機的短暫時刻。我想起寫出名作《死亡的臉》的美國醫師努蘭（Sherwin B. Nuland），曾說雖然醫生在自然死亡者的證明裡填上各種具體的病徵，但對他來說，最大宗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衰老」。衰老使得人們無法對抗取走生命的疾病，這個根源的原因，沒有被寫在病歷表上。

而在核污染區生活過的人們，日後或死於癌症或其他病變，或生出不正常嬰兒，或從此帶著精神的不安穩存活下來，當然也可以說這些病癥的名目裡，沒有一項是直接稱為「核污染致死」的。但這樣的話術，竟成為像唐湘龍這類人士，拿來自我欺瞞，或欺瞞民眾的粗陋手法，還不忘教訓我們要理性思考、廣泛討論。

核能從過去多數人期盼的「未來能源」，到現在遭到強烈的厭棄挑戰，不到六十年的時光，一個正常人的生命，還略長於「核生」。這六十年間發生的事故並不是「零」（讀者可查詢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以「國際核安全和輻射事件等級INES」所明確列出的事故）。其中既有機械故障，也有人為疏失，尚有自然環境的挑戰。

核電廠發生事故所必須的疏散，那將是與我今天下午遇到的這個偶發事件，意義截然不同的「出軌」，車諾比事件時，居民連一件物品都不被允許帶走。也許對某些人來說，多年籠罩在疾病陰影、帶著抑鬱與憂傷度過餘生，或突然之間被拔根離鄉不是核能造成的死別的一種吧。但對我來說算是，我相信對你來說也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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