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民國五○年代的鄉村，殘留在我腦海中的兒時家園印象，是塵土飛揚的碎石馬路，後院的芭樂樹、親手種植的空心菜、紅鳳菜等，星羅棋布的清澈水溝，壘石堆砌的田埂及堤防，當然還有到處活繃亂跳的小青蛙。當時的台灣屬於農業社會，沒有生態學者，但人們依循著生態學的原則生活。

為什麼我會這樣認為呢？首先我們來看看什麼是生態學，就科學上的定義，生態學是研究生物與生物、生物與環境之間關係的一門學問。所以在農業時代，縱使沒有生態學這門學問，人們已懂得生態學，而且需要生態學。因為生活中的一切都仰賴大自然，農民必須先觀察及瞭解環境，發揮在地智慧，才能永續發展及生存。就像台灣早年鄉下常見的灌溉埤塘、水圳網路及老石砌牆，都是先人向大自然學習後的智慧結晶。而這些和大自然共存的傳統工法，不僅造福人類，也提供其他生物生存的空間，是名符其實的「生態工法」。

「人文、生態、城鄉風貌」三者之間有著循環的關係，不同的生態環境，孕育不同的城鄉風貌，凝聚出不同的人文特色，然後這群人改變生態環境，進入另一個循環。過去在農業時代，這個循環基本上是隨個自然環境而微調，所以仍依循著生態的原則。但隨著台灣經濟的起飛，冷而堅固的水泥逐漸取代溫暖的泥土，經濟上低成本高效益的化學肥料及農藥取代耗費人力的有機耕作，人們和大自然也越來越疏離，甚至忘記人類只不過是地球上千萬種生物的其中一種。隨著科技發展，更以為人類對大自然具有支配權，相信環境的存在是為人類所利用。因此當面對是否進行重大工程建設的爭議時，人們設計了一套環境影響評估制度，調查及評估施工是否影響動物相、植物相及地質環境，並考量施工安全及對社會衝擊。

環評制度看似理性，而且合乎生態原則。但弔詭的是，當人類自認為對大自然有支配權時，縱使施工對環境及生物有所傷害，人們也自以為可以加以補償，所以環評的結果經常是「有條件通過」。或許利用生態學原理，人們真的有能力給生物一個新的家，但就心靈上而言，舊有記憶的消失是很難撫平與彌補，更無法評估。所以，就生態保育而言，環保署在2006年2月20日宣布擴大環境影響評估適用範圍固然是一則佳音，但就改善台灣生態環境而言，只是治標不是治本。

我認為回歸自然，體認到人也是自然的一部份，瞭解人類和生態環境相依相存的關係，才是治本。一般人常以為生態學者好像不食人間煙火，僅關心生物的生存和環境的破壞，但這種關心的最終目的其實是關心人類的永續生存及發展，因為每個人都需要生態。今天生物和環境面臨的困境，他日可能出現在人類的身上。瞭解生態學，就會尊重及珍惜大地及萬物。台灣有豐富的人文及自然資源，但願大家運用生態智慧好好的珍惜這片土地，也留給後代子孫選擇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