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2009年11月6日台北訊，陳品潔報導

俗稱媽祖於的中華白海豚正面臨生死關頭，據最新的研究數據，數量可能僅在60至90隻之間，國際鯨豚專家特地來台3天密集現勘與會商，開出媽祖魚救命藥方「優先棲息環境劃設建議書」。換句話說，要以「預警原則」提高保護規格，任何未證明對其無害的人類活動，都應優先排除。

在對岸彼端，中國長江白鱀豚滅絕的例子殷鑒不遠。曾參與其保育的國際鯨豚專家警告說，1990年代曾認為長江白鱀豚的族群會好轉，但沒想到幾年內很快就滅絕，台灣政府應提高警覺！

座談會中，國際團隊也點出台灣政府所採信的研究團隊，其資訊並不透明，也未接受國際上的同儕審查，希望能透過更多參與提高其可信度。

媽祖魚是指標  保育措施不能掉以輕心

媽祖魚是台灣海洋生態資源的重要指標，根據今年最新的研究數據，台灣數量可能僅在60至90隻之間。國際鯨豚保育組織正密切關注此議題，17位鯨豚專家與台灣保育學者2日齊聚台灣，舉行為期3天的中華白海豚國際保育工作會議，今（6）日於立法院進一步舉行座談會，針對媽祖魚保育遠景提出討論，並向台灣政府提出劃設「優先棲息環境」的方案。

東台灣海峽白海豚技術顧問工作小組（ETSSTAWG）主席Dr.Peter Ross指出，關於海洋生態研究，仍有很多無法在短時間得到更詳細研究資訊的限制，但針對白海豚迫在眉睫的危機，應採取預警原則，主動劃設優先棲息環境。

世界自然保育聯盟鯨類專家小組(IUCN Cetacean Specialist Group)主席Dr.Randall R.Reeves根據他長江白鱀豚的保育經驗說：「1990年代就知道長江白鱀豚保育的工作很緊急，也認為會好轉，但是沒想到在短短的數年間就已經滅絕，因此建議台灣政府應及早預防。」

該小組建議「應優先保護棲地」的範圍邊界應為淡水河口北側起始，沿西海岸南下至曾文溪口南側，並從海岸線（相對於年最低低潮）向外延伸3公里（相對於年最低高潮），或至 30 公尺等深線，以較遠者為準。

小組成員說，如果不立即針對「應優先保護棲地」裡的漁業、用水、開發行為、污水排放和製造噪音的活動採取相關措施，媽祖魚將會步上滅絕之路。

林務局數據未接受公開檢驗  可信度存疑

面對國外專家提出的數據與建議，主管機關提出另一套數據和做法來回應。

農委會林務局保育組技正劉瓊蓮指出，目前行政院也協調各部會進行白海豚保育的工作。根據研究團隊提出的成果顯示，目前預測的模式估計台灣西海岸中華白海豚組群約90-110隻，南北族群分別為29與31隻，中間重複地帶為28隻，未來農委會將根據研究團隊的研究成果劃設南北熱點，設立中華白海豚保護區。

然而，台灣環保聯盟代表趙文彬指出，政府的研究團隊不但接受台塑與國光石化補助，且同時簽訂保密協定，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確認這樣的研究結果是公開且公正的？

趙文彬呼籲，中華白海豚存亡的問題，不是台灣的問題而已，台灣當局是否能更主動積極公開自己的研究成果，與國外學者共同來面臨這全球的海洋保育難題？

福爾摩莎鯨豚保育研究小組負責人楊世主也表示，台灣政府寧願相信4年來研究內容並未公開受檢視的資料，而不願相信費時7年在國際學術期刊發表的研究成果，政府取捨背後的判斷標準，實在令人費解？

國際專家：媽祖魚任一棲息地都要保護

紐西蘭奧塔哥大學(Otago Univ.)助理教授Dr.Elizabeth Slooten提醒林務局，目前族群個體數量並非如林務局資料有110隻，同時保育政策不應只維持現況，如果光是維持現有數量，容易導致滅絕，同時也會花費更多的保育經費。

Dr.Peter Ross也強調，依據現有所有的相關報告顯示，並沒有確切的證據顯示有兩個族群或是亞族群，同時保育小組已經有證據發現台灣的這個白海豚族群是同一個族群，只能說這個族群是南北來回移動，就算北邊或南邊有比較多的數量，在中間地帶有重複活動的跡象，但不能說這是2個族群。

因此，Dr.Peter Ross強調，這個族群的棲息範圍裡的任何一個地方都需要被保育。他也指出不管是國外或是台灣，水質與海底底質的污染監測與規範，通常只針對少數化學物品，這些低標準法令限制，對於敏感的海洋哺乳類動物非常不足，他懇請環保署等相關單位，針對這些污染的問題，要更小心地去分析。

田秋堇：產業廢水污染有重大影響

媽祖魚保育也牽動到中科四期等廢水放流的爭議。立法委員田秋堇指出，他前陣子才和彰化縣長候選人談到，中科廢水不論是排到3公里或是9公里外海，都會受到潮流往北移動的影響。這些污染不論是對漁業，或是人的生活環境有重大的影響。許多環境荷爾蒙也透過這樣的傳播、累積造成生物絕子絕孫。

田秋堇認為，目前台灣政府對於中部目前正在進行的諸多政策是「自己毒自己」的政策。她也建議環保署與會代表，應嚴格主動檢討污染物檢驗，並要求廠商主動公開產品成分，也呼籲企業不應以「商業秘密」的理由規避責任。

福爾摩莎鯨豚保育研究小組計畫主持人王愈超博士說：「台灣研究團隊說台灣鯨豚研究做了十幾年了，可是我們可以去看看國外發表幾篇研究？並非國際期刊不支持台灣的研究，而是看台灣科學研究的品質。如果台灣政府一直引用這些資料，那可真是大笑話。」

王愈超認為，一個無法在國際學術期刊發表研究的團隊，台灣政府如何採用其研究結果？Dr.Peter Ross表示，不論是哪個研究團隊受委託，如果要確認這些資料可以經得起檢驗、可以作為參考，發表在國際期刊接受國際學術同儕審查與評價，是非常地具有公信力的管道。

如何審視一隻海豚的價值？

Peter Ross談到，以中華白海豚為例，它是屬於台灣所有的人的財產。所以台灣平均25萬人口可以擁有一隻白海豚當做財產，這也表示出媽祖魚的珍貴。

Peter Ross認為，透過專家或非專家參與的審查機制，只會讓計劃更好。他強調，願意花自己時間來參與白海豚保育計畫的科學家或專家志工，他們的努力是為了台灣，也是為台灣的白海豚族群。

他強調政府應重視白海豚族群生存所必須的「優先棲息環境」條件，非常希望政府、企業各界和非政府組織各界能將此份建議書作為採取保育措施的基礎。

【參考資料】

• 台灣西部海域中華白海豚研究行動計畫

• 第二屆東台灣海峽中華白海豚國際保育研究工作會議報告

• 2007東台灣海峽中華白海豚種群保育行動綱領

台灣白海豚優先棲息環境建議聲明byETSSTAWG

Top

採訪：林燕如、張筱瑩；撰稿：林燕如；攝影：陳忠峰、張光宗、羅盛達；剪輯：陳忠峰

有一群關心城市發展的人，組成了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簡稱『OURS』，他們的成員大多來自建築、景觀、都市計畫等專業背景，成立的目的，是希望透過專業知識，來監督城市議題。

幾年觀察下來，他們發現，原本掌控城市空間發展的容積，在部分地區開始有失控的現象產生。「容積」對大多數人來說，是個陌生的字眼，但卻跟我們的生活切身相關。容積指的是一座基地裡能夠興建多少樓地板面積。更白話一點，就是一塊土地上，可以蓋多少坪的房子。

以一百坪的基地來說，建蔽率60%，就是蓋60坪，假設這個基地的容積率規定是200%的話，就能蓋三層樓半的房子，這些法令都是都市計畫法有規範的。

在都市計畫裡，政府還會按照土地，分區給予不同的容積率，有了容積的管控，就能掌握這個地區的建築物分布和人口密度，我們的生活空間才不會太擁擠。那在都市計畫法的管理之下，我們的城市空間應該整齊、舒適才對，但事實並非如此。

原來，除了法定容積之外，增加容積的方法，還有很多種。其中一種是容積移轉，最早是用在私人產權的歷史建物上，為了補償甲地不能改建的損失，而給予容積，但基本上不會改變這個地區的容積量，所以影響不是太明顯。但是幾年後，政府把公園綠地、道路用地等等的公共設施地主，也納入提供容積做為補償的條件，學者擔憂，這些公設用地，原本在都市規劃中就沒有計算容積量，現在突然多了這些容積，將會影響都市計畫的整體規劃。

2009年1月，立法院更進一步修法，通過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三之一條修正案
增加可『折繳代金』四個字，意思就是說，未來建商可以選擇用付錢的方式，來購買容積。有了容積之後，建商就能把房子蓋得更高。

這條法案的通過，更讓人擔心，相關的計價方式都尚未清楚，怎樣的估算才是合理，還有很多討論的空間，再加上，出售之後，原本引進容積移轉的原意，是否就會遭到扭曲？反倒無法保存下歷史建物。地方政府收了這筆錢之後，又該如何確保，會用在保存歷史建物，或是公共設施保留地上？

在一座城市增加容積的方式，除了容積移轉之外，建商還可以申請容積獎勵，增加建築物的高度，像是提供開放空間或停車位給大眾使用，政府就補貼建商容積，但讓許多人質疑的是，部份建商獲得獎勵後，卻沒有開放出來，等於是白白送給建商容積，建商事後也沒有處罰，引發不少爭議。

但拿容積當作推動政策的獎品，對財政困窘的政府來說，是很誘人的工具，政府為了促進節能減碳，有意把綠建築也納入容積獎勵的一環，但綠建築的學者林憲德卻認為，這樣的做法根本與綠建築的精神背道而馳。他表示，綠建築的精神在於減少環境負擔，但容積率就等於多蓋房子，耗費很多建材和能源。

不管是容積移轉或是容積獎勵，令人擔心的是，原本受容積管控的地區，一下子湧入大量人潮，公共設施來不及興建、道路來不及拓寬，民眾的居住品質日漸低落，消防安全也堪憂。這樣的情況在台北捷運沿線更為明顯，在捷運周邊一下子興建大量的房屋，除了讓當地造成交通混亂，部分窄小的巷弄更有消防疑慮。

不可否認，在寸土寸金的台北市，土地的取得越來越困難，大家都想湧入地段好、生活機能佳的地區，建商衡量成本划算的話，也都會想盡辦法增加容積，以創造更大的利潤。但是面對這些零碎化的更新，OURS呼籲政府要做通盤檢討，才能做好總量的容積管制。

生活在城市，我們都希望，能擁有良好的空間環境，而我們能不能先從安心的居住在這座城市作為開始呢？

※節目內容及訂閱電子報詳見：我們的島節目網站

Top

摘錄自2009年11月8日中央社香港報導

香港環保組織「地球之友」今天發起首次嬰兒車遊行，抗議香港空氣品質每況愈下，要求港府為下一代提供清新空氣，約120人參加。

遊行隊伍以嬰兒車打頭陣，參加人士包括立法會議員余若薇及梁耀忠，他們下午從中環的愛丁堡廣場出發，遊行到政府總部，沿途高呼口號，途經中環路邊空氣監測站，了解區內高危空氣品質現況。

隊伍抵達政府總部後遞交抗議信，要求港府提出達成世界衛生組織空氣質素指引的時間表，並按照政府顧問報告的建議，在2015年前完成改善空氣品質的19項措施。

遊行人士在印有「Baby outside car」的標語牌上，分別簽署要求港府對抗空氣污染的心願卡，懸掛在政府總部門外後離開。

香港「地球之友」高級環境事務主任蔡家民表示，近年香港空氣每況愈下，僅中環的路邊空氣品質，去年全年有59天污染指數高於100點的「甚高」水平，根本保障不了下一代的健康。

Top

摘錄自2009年11月8日新華網廣州報導

為保護環境，珠三角地區將對水泥、陶瓷和平板玻璃產業三大行業採取關停不符合相關政策及環保要求企業，禁止新建擴建低端高污染新企業等措施，整治控制建材行業污染。

廣東省環境保護廳副廳長陳光榮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水泥、陶瓷、平板玻璃三大產業只佔珠三角地區絕大多數城市經濟收入的很少一部分，是非支柱產業，但這三大產業對大氣環境造成的影響非常大，特別是其粉塵污染是珠三角大氣顆粒物污染的主要來源之一。

陳光榮說，治理這三大建材行業污染，一是要關停不符合相關政策以及環保要求的水泥、陶瓷和平板玻璃生產企業，二是在珠三角地區禁止新建水泥熟料生產線和普通低端陶瓷生產企業。

據2007年廣東省第一次污染源普查的數據統計，截至2007年底，珠三角地區共有水泥制造企業（包括水泥制品制造企業）210家，各類陶瓷生產企業338家，平板玻璃制造企業29家。

Top

摘錄自2009年11月8日明報 報導

為迎接2010年11月的廣州亞運會，廣東省未來一年將大力治理珠三角空氣污染，和北京奧運一樣，以國家二級空氣標準保障亞運。亞運期間，當局不排除下令工廠減排、地盤停工、車輛限行的措施，甚至考慮人工增雨量洗灰霾

現時廣東擁有兩套具國際先進水平的環境空氣質量監測網絡，未來廣東將在亞運場館增設監測點，形成以場館為重點，兼顧區域空氣的監測網絡。此外，當局未來一年將提高新車排放標準、全面實施油氣回收，同時規定食肆使用清潔能源。

Top

低碳生活部落格2009年11月6日台北訊，張楊乾報導

離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只剩31天，但全球已有愈來愈多的政治領袖，對年底各國能否達成共識，簽署接替《京都議定書》的新氣候協議感到悲觀。而國內學者也擔心，受到國際談判的拖累，恐將使得台灣國內減碳立法的期程，被迫要再往後移。

即使世界各國代表現仍在西班牙集會，討論年底氣候會議的細部談判文件，但包括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英國氣候與能源大臣米爾頓(Ed Miliband)、美國參議員凱利(John Kerry)等，近日都發言認為年底各國在丹麥哥本哈根的集會，恐將無法達成如《京都議定書》一般的國際協議。

年底集會 僅作政治宣誓

潘基文指出，依目前的談判進度看來，各國要在年底完成新協議的細部談判，的確是不太可能。但他仍強調，只要各國能展現強烈的政治決心，年底的氣候會議仍有可能形成重要的共識，哥本哈根會議也將會在氣候議題上，成一個重要的里程碑(*1)。

不過，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組織秘書處目前已在準備，如果年底各國無法達成協議，接下來的會議要在何處舉行。而歐盟在西班牙談判會場的代表，五日也已表示通盤放棄在哥本哈根達成協議希望；英國能源與氣候大臣米爾頓則也與潘基文一樣，現在唯一能企盼在年底的會議上，各國能作對抗暖化的政治宣誓(*2)。

談判進程 恐待美國立法

而先前遭共和黨杯葛的美國參議院環境與公共事務委員會，5日則在共和黨七席參議員全數退席的情況下，民主黨硬是在委員會中以11:1的票數通過了由參議員凱利(John Kerry)及波克塞(Barbara Boxer)所提的《清潔能源工作與美國能源草案(Clean Energy Jobs and American Power Act, S.1733)》，承諾美國將在2020年依2005年的標準減碳20%，也讓美國的代表在談判時增加不少籌碼(*3)。不過，推動該法案的靈魂人物凱利稍早之前就已表示，美國並不期待在哥本哈根能達成一個堅實的政治協議，他認為最快也要等到明年的夏天，或是明年底在墨西哥所召開的氣候會議才能決定。(* 4)

今年簽署氣候協議不抱希望的，還有氣候會談的分組主席艾許(John Ashe)、歐盟執委會主席巴羅佐(José Manuel Barroso)、甚至連日本的外交官也都發表類似意見(*5)。現在各國談判代表的目標，已由討論談判文件，轉向邀請各自的領袖共同出席哥本哈根會議，讓年底的會議成為一場氣候高峰會。

長期觀察國際氣候談判的國內學者林子倫也指出，或許各國在年底無法達成如《京都議定書》般的協議，但應該至少先會達成一個承諾目標，然後再花大概半年時間把架構與細節給談妥。他認為，幾個先進國家個別所定的減碳目標，不論像是挪威、歐盟、日本等，其實都比之前議定書要來得嚴；另外像中國也已展現善意，訂立自己能源效率的目標，因此他仍願意以審慎樂觀的態度來看年底的會議。

台灣減碳立法 恐受影響

至於台灣立法院在上會期曾有不少立委主張，要等哥本哈根氣候會談結果出爐後，台灣再對《溫室氣體減量法》進行討論，林子倫則評估現在受到國際談判的拖累，國內立法的延盪將在所難免。但他也強調，不論新的氣候協議如何規範，台灣是既不可能被氣候公約歸類為「開發中國家」，而「先進開發中國家」的概念，也應該來不及在新的公約內獲得共識，因此他認為台灣實在沒有必要和國際談判綁在一起，應試著走出自己的路。

雖然年底簽成新氣候協議的前景黯淡，各國代表在西班牙仍有最後一天的氣候會談要舉行，為新協議作最後的努力。在7日會談結束後，氣候談判的焦點也將從聯合國的場域，轉移到本月中美國總統歐巴馬訪問北京，以及本月底印度總理訪華府等，由全球溫室氣體污染第一、二、四名的國家彼此的雙邊會談，也將決定下一階段的氣候協議將是何者面貌。

另外對台灣而言，主要的經濟競爭對手南韓，則將於17日公佈該國2020年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或將影響未來台灣的減碳立法工作(*6)。

(*1) Reuters 2-Nov-09 "Ban Ki-moon says detailed climate deal unlikely" by Peter Griffiths
(*2) Guardian 5-Nov-09 "No global climate change treaty likely for up to a year, negotiators admit" by John Vidal, Allegra Stratton and Suzanne Goldenberg
(*3) Reuters 5-Nov-09 "Senate panel approves Democratic climate bill" by Richard Cowan
(*4) Guardian 4-Nov-09 "US scales down hope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treaty in Copenhagen" by Suzanne Goldenberg and John Vidal in Barcelona
(*5) Reuters 5-Nov-09 "Climate treaty may need extra year" by Gerard Wynn and Richard Cowan
(*6) Reuters 4-Nov-09 "South Korea to finalize emission targets" by Cho Meeyoung

※ 本文轉載自低碳生活部落格

Top

作者：邱花妹(英國艾塞克斯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中科四期環評在爭議不斷中過關，環保人士與地方居民抗議力道未減，環保署則頻發聲明，指名道姓批評環保記者與環保人士。顯然，這場爭議尚未落幕。

爭議以來，雲彰地區農漁民帶著其賴以維生的農作、蚵殼、舉著白布條，從地方到中央，四處抗議，時序有如回到1980年代：戰後急速工業化所帶來的污染後果，讓許多受害的身體再也無法承受，當民眾陳情千百次還等不到公權力伸張正義（三晃化工陳情269次、反杜邦設廠請願13000次），民眾被迫自力救濟，以圍廠、堵路、遊行、包圍政府機關等為自己主持環境正義。這些行動迫使台灣政府面對環境問題，設立環保署、制訂各種環保法令如「公害糾紛防制法」及「環境影響評估法」，逐步將環境爭議導入制度性管道，台灣社會向環境現代化邁進。

然而，近來執政當局在面對包括中科四期開發爭議所採取的種種舉措，凸顯當下政府的環境治理失能，民眾對環保機構與制度的信任度陷入空前的危機，令人憂心台灣邁向環境現代化的進程正不進反退。

首先，環境民主進程堪憂：中科四期審查過程中，環境主管機關獨斷地制訂遊戲規則（如旁聽要點、延續會議等內規），阻礙民眾與環保團體參與攸關公眾利益的環評審議。環境爭議無法透過制度性管道釐清問題、充分溝通，重傷台灣環境民主。

其次，開發先行，埋下日後更多環境爭議的導火線。中科四期環評過程，諸多環境問題未能釐清，如高科技廢水空污毒害特性對中部農漁牧業的衝擊、地層下陷的疑慮等，而環評卻已強行過關。這個如各方預期的環評結果，不僅使民眾對既有制度性管道失望，也埋下日後各種爭議的導火線。比如中科廢水的去處，竟然留給開發單位自行決定，或者如其它科學園區一樣掠奪農業用水與地下水源，日後爭議恐將愈演愈烈。

再者，主政者與環境科技官僚未能正視「合法不等於沒污染」、「目前缺乏科學證據也不等於沒問題」的事實。當民眾早已深黯當代環境問題的風險性質，要求正視科技電子業製程產生的複雜毒性物質、落實環境預警原則，環境技術官僚卻屢屢保證高科技製造安全無虞，徒增社會對環境保護機構的不信任。

最後，環境與科技官僚援用環境法令與科學數字，全然否認民眾對高科技毒害的身體感受與心理擔憂，漠視既有科學的有限性以及常民科學的價值。當民眾告訴環保機構宵裡溪魚群消失、沿岸農田稻米不結穗、連福壽螺也活不了，這些環境觀察與身體感受，正是環境惡化的極大警訊。環境保護機構不思徹底解決污染問題，卻搬出一堆數據與法令，否定民眾的身體感受與環境觀察，極可能延遲了台灣社會解決各種潛藏的污染與危害。

當社會大眾發現，既有制度管道失能、環境保護機構不為環境把關，環保署、國科會只是高科技業者的開路先鋒，對食品安全、永續農業、生態環境充滿渴望的社會大眾以及被壓抑的受害民眾，顯然極有可能走上1980年代自力救濟運動的老路，這將是對過去20年環境現代化歷程的最大諷刺。

※ 本文原刊於2009年11月6日中國時報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