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翁御棋(日本北海道大學工學研究院助理教授)、莫聞(台灣環境資訊協會主編)
包括54年前發生的823砲戰,與上個世紀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與仍在進行中的許多戰爭,讓世界許多地區至今都仍存有重大領土爭議,也對人類社會的和平與永續發展帶來不確定性的危機。在東亞,每隔數年都會有較大動作的幾個領土爭議區,包括日韓間的竹島/獨島、台日間的釣魚台群島/尖閣諸島、日俄間的北方四島/南千島群島,以及與南海地區十多國間高度爭議的南海群島與中南半島等,依舊是高度複雜且敏感的議題。
這些有領土爭議之地都並非人口綢密區,但各國所覬覦的,無非是地底與領海範圍蘊藏的龐大天然資源。
悲觀地看,由戰爭造成的歷史問題,要藉由和平談判解決似乎是一件難度很高的事。要完全解決,很可能還是經由戰爭的途徑。然而除了少數藉炒作議題在此過程中得利的政治人物外,這必定不是各國政府所樂見的狀況,一旦處理不當,甚至可能造成連鎖效應,形成難以收拾的局面。
陳長文律師曾建議由國際法院來和平解決,但這對國家定位敏感的我國可能不利。依個人淺見來看,最好的作法之一,是各國一律退出領土敏感區,或是維持現狀,保持曖昧不明的狀況。但這需要相關國家對國內政治人物或過度熱心民眾的自制;而且可能對部份漁民的生計產生影響。
另一種可能的方式,則是將目前有爭議的區域委由聯合國管理,在主權曖昧的前提下,不進行任何開發,將領土爭議區還給自然,做為各國間的生態緩衝與保育區。若非不得已需要開發該地重要的能資源的話,則可由聯合國進行相關的資源調查與開發,而開發所得全部捐給世界因天然災害重建或援助第三世界進行基礎建設所需的基金。
這種想法或許過度天真,但並非遙不可及。早在10年前IUCN(世界自然保育聯盟)在世界保護區大會倡議「跨國界保護區」之時,就有許多早已存在的例子。例如非洲第一座跨國界保護區是「哈拉哈迪跨國公園」(Kgalagadi
Transfrontier Park),建立於2000年5月,統整了波札那(Botswana)的劍羚國家公園(Gemsbok
National Park)以及南非的哈拉哈迪劍羚國家公園(Kgalagadi Gemsbok National
Park),面積約38,000平方公里。2003年9月,奈及利亞和喀麥隆邊境也成立了跨國大猩猩保護區。2006年,以和平之名,跨越南非、辛巴威、莫三比克的「大林波波跨國界公園」(Great
Limpopo Transfrontier Park)也正式揭幕。
中研院海洋學者陳昭倫博士曾為文指出,例如在南沙群島海域,雖然早在1992年已有學者呼籲設立跨國界海洋保護區,以共管方式減少衝突,不過由於缺乏足夠的生態調查,此構想一直未能實現。
然而,現今領土爭端都發生在海域或島嶼地區,而一波波的科學資料已證明,海洋資源匱乏在人類大肆捕撈之下已瀕臨匱乏,甚至2050年將無漁可吃,海洋保育實是破不容緩。因此,綜合上述例子來看,以跨國保護區、共管機制來解決領土爭議,這或許是最能確保區域和平,也是跨世代環境生態保育最好的狀況。
人類因戰爭所造成的社會及環境破壞的問題,或許是人類最愚蠢的作為之一。除了對野心家與軍事產業有利外,人類與生態環境承受的浩劫無可計量。若把過去複雜難以解決的問題,轉換為生態保育與和平的新希望,應能為當代及未來世代帶來最大的永續資產。不過在政治技術上,誰有能力做出最好的協調和決議,就靠各國有智慧的領袖處理,也需各國民眾理性支持。
國境的轉變或國家的存在與否,在人類歷史上都是數十年或數百年的事情,但環境生態資源的保育卻可是百萬年以上的大尺度問題。或許當代的我們不必為了人類的短暫紛爭,再繼續擾亂已被嚴重干擾的環境生態規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