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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與倫理] 生命之河：過去、現今、與未來(3)－自身與他人
作者：羅斯頓 (Holmes Rolston III) 一個人的倫理容量，可約略用其思及「我們」的幅度來估量。自我主義（Egoism）區分了一個孤立的「我」，在此界限外僅發現「他」與「她」；在這些無法化約的核心衝撞中可找到倫理的競爭，一對多，各自尋索其自身自明之利益。利他主義（Altruism）則不但看到「他人」，而且也是多數的（pluralistic），但卻出現了同情憐憫的能力。 同時超越自我主義與利他主義之後，「我」有時能認同「你」，因此產生了說出「我們」的可能性。由於我的自身已延伸至他人，因此倫理的關懷並不止於我自身（my skin），而是湧溢至我的同類（my kin）。倫理的成熟伴隨此種親裔感（sense of kinship）的擴展而來，而當它廣闊到能夠認知這種同在性（togetherness）時，自身便可浸融在團體生命中。 關懷他人，對自己有益 我們大部份人可以跨越過自身的追憶來分解我們的身份，再將之與父母孩子，乃至我們的族裔與民族等身份相結合。失去這個能力，我們在生物或文化上不會成功，如同我們前面說過的，因為我們無法充份的投注體現（projective）。 自我主義對個體自身生機的專注，具有一定程度的生物學與心理學上的合理性，但我們也必須認知到對於再生的預備。因此，我們有一個發展道德感的自然開端，不僅是捍衛自身，也包含所屬的群體。親切（kind）的兩種意涵──體貼的（considerate）與相關的（related），有著語源學上的同一根源。意識演化的進展，隨著親切的這兩種意涵之擴展，變得愈來愈少家族部落性，而是更加朝向普世性，最後達到普遍的道德意味；而且此種擴展的遠眺，不僅是全球的（global），更是歷代的（chronological）。 我們在此或許會注意到那遙遠的後人與遠方的族裔，與我們並無太多的「生物性連結」。在人類演化的漫長歲月中，我們的行為鮮少影響那些在時空上離我們遙遠的人，而天擇（natural selection）僅朝向那些與我們較接近者來形塑我們的行為。但現今我們的行為已有非常長效的影響，以致我們的確需要足以存活的倫理，因此擴大關懷眼界乃是我們生物性設計中所要求的。假若我們的倫理關懷可以演化到相稱於我們那既可幫助、亦可傷害、涵蓋全球、且跨越將來世代之駭人的現代能力，在這種道德發展中，我們無疑的會在舊的道德吊詭中找到新的真理──即關懷他人對自己的人格有益。 擴大自身，延伸所愛 在這生命水流中，早先的清楚區分開始消融。即使是自我主義者，也知道人必須對其未來的自身負有責任，因此他必須為預備退休而犧牲。人生的所有階段終將臨現，而「現今」並未特別受青睞。但對於遺留財產給予子女子孫的父母，對於保存土地的農夫，對於團體與機構的捐贈者，他們所珍惜在意的究竟是什麼？ 我們若狹隘的定義自身（the self），我們會說是審慎變成了慈善。但如果我們認知到自身所取得其認同的更大而持久的群體，我們會重新將其最初看來是私人性的慈善，視為一種團體性的自我主義（corporate egoism），因為擴大的自身得以延伸與持續在其所愛的目標事物中。 若是如此，當此種親裔感（sense of kinship）在較少本性或民族性、較多倫理性的影響下，得到進一步擴展之後，將發生什麼事？我們不知道自我主義是否會消失、利他主義是否會留存，或是正好相反，如同我們不知水滴何時保存或消融在河流中。總是有人堅稱，任何共同的團體無非是捏造的，因其所有好處與任何利益最終都可以分析為個體所擁有，這些看法或多或少可視為是自我主義與利他主義的一種。但這是一種倫理的唯名論，不為近來的生物學與社會學理論所支持，現今的理論認為個體的好處與利益之構成，乃是相互依存於個人在其中被構成的較大遺傳性與社會性運動。 駐足思考，我是什麼？ 當人駐足思考他所「擁有」的生命時，只有極度傲慢無知者會認為自己是真正「自造」（self-made）或「自全」（self-sufficient），那毋寧是近於捏造的孤獨的自身（lonesome self）。自然與文化的真理存在此自身的他者性之中（otherness of the self），因我們是在共享之流動中的參與者，在其中自身是整體的，但可剎那消融，其生而具有的自主性當被珍惜，但應負責任的、可回應的置放在其賴以支持的母體中。 古猶太教父的格言如此說：「我若不是為己，誰將為我？但我若僅是為己，我是什麼？」我們在此所跟隨連續不斷的思想與生命，讓我們將這個信念實行了一世代；若有誰發現窒礙難行，我們建議他們當行立在其先祖的墓前。 「愛」會去關心在我們離去之後發生了什麼。「愛」的生物性根基在於為人父母（parenting），但這種關懷終會在文化與倫理中成熟與結果。所有真正的愛會投注體現該生命中最為享受的層次，且因而在這當中他能夠走出自身，移轉性、繁衍性的投資自己於他人之中。若非如此，當一個人不關心在其局限的自身死亡之後將發生何事，那麼這只是假裝的、虛偽的愛，是停滯腐敗的自戀，對維繫生存毫無助益。 我們可獲得比現今所認為更為豐富的關於「共同公益」（commons）的概念，因我們不再有自身放大的自我，不只是扭搶著應共享的公益，而是自覺到切勿愚蠢貪心的只為找到死後的弔唁者，或只為我們所訴求的利益作自私的算計。自我可以在愛裡面，活在我們所讚揚的共同公益中，而處於戰鬥心態者則只能活在謹慎恐懼中。那些加入此集體生命水流的人，可以在地球所能載負的容量中找到新的意義。
【文章連載】 本文譯自：羅斯頓教授所著《哲學走向野性》（Philosophy Gone Wild），61－71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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