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近日警告說，舉世聞名的三峽大壩工程可造成生態災難。令人欣慰的是，最近幾年這樣的事實不斷被披露，人們對三峽有更全面的認識
儘管三峽工程總公司的負責人把自己的工程褒獎爲「中國人民1000年來最偉大的項目」，但這一届中央政府似乎並不想將這一榮耀桂冠戴在頭上。新華社報道，上個月，中國一些高級官員和專家說，三峽工程存在環境問題，如不迅速採取行動，三峽大壩可能會釀成環境災難。
雖然對三峽工程的爭論和批評已有20年，三峽工程帶來的各種不良後果已明確呈現，但官方一直沒有正式承認這些問題，這次國務院三建委在20年後「突然」發現三峽可能帶來環境災難，表明中央政府將實事求是地正視三峽帶來的不良後果，並努力解决之。
重慶港泥沙淤積
2004年6月，三峽水庫蓄水一周年的時候，我採訪了91歲的防洪專家陸欽侃，陸欽侃是原三峽工程論證防洪專題組顧問，前水力電力部規劃局副總工程師。在兩個星期之前，這位91歲的老人剛剛和36位專家學者給中央寫信，建議三峽不要貿然蓄水至175米，以免水庫庫尾的重慶遭受嚴重淹沒和淤積。我第一次知道三峽有可能給重慶港帶來威脅。
國務院三峽工程泥沙專家組成員、原交通部長江航道局總工程師榮天富一直在研究重慶港的問題。他也告訴我，三峽蓄水175米以後，由於泥沙淤積，重慶的九龍坡港和朝天門碼頭都會出現斷航。
重慶市交通委計劃處副處長李昌均在接受我電話採訪時說，重慶港淤積，「現在正逐步變成現實。」九龍坡港區是長江上游最大的水運聯運港，對重慶和中國西南的貨物運輸至關重要。
但是，三峽總公司從來沒有告訴過公衆這一問題，儘管他們自己很清楚這一問題的嚴重。一位三峽員工告訴我，其前任總經理陸佑楣曾對重慶方面說過，三峽總公司可以出幾個億，把重慶的九龍坡港口搬到條件更好的寸灘。接受我採訪時，三峽總公司副總經理曹廣晶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一位與三峽總公司熟悉的水利界人士說：「三峽總公司的想法是，我多蓄水，多發好多電，多賺好多億，然後給你重慶幾個億挖淤。它是從企業角度來考慮問題。而重慶就不這樣想了，如果泥沙淤積多了，河床抬高，洪水勢必抬高，原來移民的高度不夠，就需要二次移民。庫尾淤掉，如果變成死港，那對重慶來說就不是錢的問題了，而是生存問題。」
78歲的地理學家金紹綢對我說：如果蓄水至175米，1998年那樣的大洪水再次出現的話，庫尾將淤積數億噸泥沙和卵石，中國最重要的內陸港口重慶港將成爲死港。
但是，爲了多發電多賺錢，三峽總公司不但一定要蓄水至175米，而且，他們告訴我，「越快越好!」
長江航運的瓶頸
令我驚訝的並不僅僅是重慶港淤積問題。我在三峽大壩附近看到，三峽大壩已成爲長江航運的瓶頸。許多大型船隻並不能直接通過船闡，大型貨車在壩前離船上岸，轟鳴著翻過大壩，再登上大壩那邊的滾裝船。三峽總公司一直宣傳說，三峽水庫將顯著改善長江宜昌至重慶660公里的航道，萬噸級船隊可直達重慶港。航道單向年通過能力可由1000萬噸提高到5000萬噸，運輸成本可降低35－37%。但當重慶人滿載貨物，順江而下，來到三峽大壩前，突然發現自己被三峽卡住了脖子。如果能幸運地順利通過船閘，需要3小時20分鐘。甚至有時需要幾天幾夜。2004年春節期間，滿載生猪、柑橘、蔬菜的重慶貨船在三峽船閘前滯留，結果農副産品變質，部分生猪居然餓死。
人們突然意識到，三峽船閘的通過能力不像預料的那樣好。其5000萬噸的設計年通過能力，遠未達到，也從未有萬噸級船隊直達重慶港。
我採訪完畢，按照與三峽總公司的約定——如果他們接受我的採訪，我必須將完成的稿子給他們審閱——傳給他們，看是否有筆誤之處，然後坐船離開宜昌。當天夜裏，他們不停來電，在此之前，我被他們稱贊爲最有職業道德的記者，因爲我自己負擔一切採訪費用，包括機票和食宿。而大量的記者在採訪三峽時，是由三峽總公司埋單。但現在三峽總公司的口氣越來越强硬，越來越不友好。他們沒有提出任何事實上的錯誤，只是勸我爲了「國家利益」，不要提重慶港淤積和航運瓶頸問題。當然，這不新鮮，許多公司總是用「國家利益」這一大帽子來保護自己的利益。最後他們的宣傳部門負責人親自出馬，和顔悅色地暗示我，批評三峽工程的某些專家是「我們國家的敵人」，我不要站在他們一邊。
我關掉了手機。我知道，有些類似的報道被槍斃在發表之前，好在我所在的報紙像我一樣熱愛事實，文章終於發表。就在一個星期後，我又到長江邊的湖北利川採訪，這一次出差與三峽毫無關係，但在一天夜裏，4個中年男人敲開了我賓館房間的門，遞給我厚厚的控告材料，裏面有數百個工人的簽名，他們應該得到三峽移民補償款，但是那數百萬元被工廠的負責人侵吞了，因爲三峽工程，這些工人變得一貧如洗。這讓我知道，原來還有更多驚人的事實，隱藏在「偉大工程」的肥皂泡裏。
被受質疑的建設基金、滑坡現象甚至防洪能力
令人欣慰的是，最近幾年這樣的事實不斷被披露，人們對三峽有更全面的認識，儘管有些人不停地否認、否認再否認，但事實不斷以更雄辯的力量呈現出來。
三峽總公司說三峽大壩將給當地人民帶來經濟繁榮，但三峽總公司自己成立的旅游公司壟斷了大壩旅游業務，令當地旅游公司陷入絕境。而且，三峽總公司要全國游客付出一大筆錢才能參觀大壩，而這個大壩是全國人民出錢建的，並且至今仍在爲這個大壩做貢獻——在每月的電費中，都包括一筆「三峽建設基金」。他們說三峽庫區不會引發大的滑坡現象，三峽工程報告說，三峽庫區庫岸比較穩定，一共可能發生滑坡的地方只有150處。等到三峽工程批准以後，說法很快變成了
1500處。現在已有村民爲此喪生。
三峽總公司原總經理陸佑楣在2004年接受《新京報》採訪時說，三峽庫區依舊是二類水質，可以飲用。但水質監測部門公布庫區幹流水質總體爲三類，如果考慮大腸菌群，則爲五類或劣五類。陸佑楣說：「可能我記錯了。然後說：大腸菌群哪里都有，人肚子裏都有。」
三峽工程得以進行的第一理由是防洪，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其防洪能力遠遠低於其宣傳。
搬遷後的幸福幻象
需要搬遷的人口總是比預想的多，陸佑楣說，增加100萬移民根本不可能，因爲三峽總移民才113萬。但《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9月份說，重慶市政府正在醞釀一個重大計劃——對三峽庫區人口進行第二次大搬遷，這次搬遷的規模比10年前的三峽工程移民大一倍，達到230萬人。三峽再移民，是基於庫區脆弱的生態和高昂的發展成本。上一輪三峽工程113萬人的大移民，除了14萬人爲外遷移民外，其餘絕大部分是「就地後靠」。但上百萬移民就地後靠搬到高處，對山地坡地進行開發，這會導致庫區生態破壞和水土流失越來越嚴重。重慶市政協農委主任張學良說。
陸佑楣說，三峽外遷移民的生活很幸福，「回流現象是沒有的。」但在雲陽、奉節和巫山等地方，許多三峽庫區外遷移民不得不返回家鄉。他們在異鄉並沒有過上幸福生活。我一位記者朋友調查後說：「新峒村一組遷到江西的159人相繼返回雲陽的有130多人，在雲陽縣老縣城觀音閣一帶破舊的房子裏，曾經離散的村莊重新聚合到了一起。站在觀音閣上，可以望到一片浩渺無際的水面，水的下方，是他們不可返回的故土。
從壓倒性讚美中清醒
越來越多信息的披露，既有研究人員、公衆與媒體的努力，更有中央政府對暴露這一問題的寬容。這一寬容基於中央領導對三峽工程全面而明智的看法，既看到利，也看到弊。2006年5月20日，中央領導沒有參加三峽大壩全線澆築完工的慶典，而在提到三峽問題時，溫加寶總理一直强調解决好移民安置與環境污染問題。汪嘯風說，溫家寶總理今年早些時候在國務院的一次會議上談到了三峽大壩可能引發的環境問題。
一系列的跡象表明，中國將從對三峽的壓倒性讚美中清醒過來，更客觀地對待三峽問題，這對中國人和三峽工程本身來說，都是一件好事。
根據一份最新科學報告指出，物種滅絕將可能造成地球上植物的生產力大幅降低50%，而人類將因此喪失植物所能提供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利益，包括吸收溫室氣體，以及植物棲息地所製造的氧氣、食物、纖維和生質燃料。此外，不論是生物個體大量消失，或是物種滅絕的種類多寡，都會改變生態系統所能提供給人類的各項服務，而且這項改變正在發生。
自然農法特別重視採集當地培育出來的種子。以我們農場來說，80%以上的作物種子，是靠自家採種而得來。種子逐年習慣這片土地，有些蔬菜味道變好、蟲害減少、收穫量隨之增加。
蔬菜亦是以整年皆可栽培、販售少數的幾個品種為市場主流。飲食文化不再四季分明，許多自古由代代祖先所傳遞下來的當地品種，也面臨滅絕的邊緣。失去生物多樣性，或者說基因的多樣性，其實是讓那個物種降低對外在環境變化的抵抗性。
清江國小成立於1962年，就如多數學校一樣，在都市化發展過程中犧牲了週邊優美的自然環境以及自身的特色。現任校長徐金章為台北市環境教育輔導團團長，他擁有良好的生態與社造概念，而在本屆教職員、社區發展協會以及社區人士的多次集會討論與參訪課程中，我們體認到校園必須與週邊環境以及社區發展互相配合，應充分利用學校內外的一切資源和機會，提高師生環境素養，以及將環境意識和行動貫穿於學校的管理、教學和建設的整體性活動中，引導師生關注環境問題，讓兒童在受教育、學知識的同時，樹立熱愛大自然、保護地球家園的高尚情操。
清江國小位於丹鳳山腳下與磺港溪間的平坦地帶，左側延磺港溪上溯可至學校所在的奇岩社區重要的水系資源——中崙仔溝的上游。中崙仔溝延崇仰路下至社區後，轉至校園北側大門口，因早年颱風即導致中崙仔溝氾濫，因此在1981年左右已將中崙仔溝導入清江國小北側三合街下方的大排水溝中，再流入磺港溪。本次計劃重點即在於思考水系空間以及校園環境的關聯性，並將水系空間應用至學校前庭的生態綠化永續校園方案中。
